正如人的自由包含自律一样，组织的自治也包含自律。自治的大学不能像一个衣食无忧、散漫和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它必须开拓进取、严谨行事和精打细算。在自治中，大学需要坚守公共价值，面向社会，面向未来，不能只关注当前在校人员的现实利益；大学还需要对时代发展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能墨守成规。

一、坚持公共价值

一个组织存在的理由，要么是为其成员带来价值，要么是为社会带来价值。私人俱乐部是为其会员服务的；私营企业尽管也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顾客创造价值，但它的根本目标是服务于股东的利益。此两者存在的理由都是主要为其内部成员创造价值。我们也可以看到，此两者的建立和运作，都不可依靠公共财政。政府存在的价值是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主要不是服务于组织内部成员，政府是依靠公共财政支持的。在现代民主社会，所有依靠公共财政支持的组织，其主要价值都不可能是服务于其内部成员。

博兹曼（B.Bozeman）认为，“所有的组织都是公共的，公共性是理解组织行为方式的关键。”[1]非营利大学是地地道道的公共组织。大多数非营利大学都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得到社会的捐助，收取学生的学费，但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大学的治理不能以为服务于治理者的利益为主要目标。公共组织的主要价值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公众和公共利益，作为公共组织的非营利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大学不像企业，有明确的股东，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大学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校长、教授、行政人员，以及在校的学生和所有毕业生，也包括纳税人、社会和政府。大学有进步，对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有好处。所以，自治的大学必须坚守公共理想，大学治理的根本价值在于，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利益，以大学的进步为目标，而不能以大学的某个团体的利益为目标。[2]

自治的大学有很多方法为其内部成员谋利益。对于老师和行政人员来说，最好是少干活多挣钱，对他们工作的质和量的要求低一些，把本该用于学生的钱用在员工身上，甚至可以通过贩卖入学机会和文凭，增加学校和员工的收入；对于学生来说，最好是轻轻松松地拿到毕业文凭，上课还是在宿舍睡觉不要管，考试容易一点，监考松一点，评分宽一点，荣誉多一点。事实上，大学也与其他组织一样面临这样的**和压力。“医院必须就重大的政策转变征询医生的意见，而医务人员则经常会努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以医院的利益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也会尽量要求更高的工资，而不管这一要求是否会使交响乐团陷于困境。任何专业工作人员的组织（如贝尔实验室这样的研发实验室）都会面临类似的情况。”[3]

但这会使大学自身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受到伤害，或在当下，或在长远。政府和社会的损失是失去了优秀的人才和有价值的研究开放成果，而两者对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学浪费公共财政，是对纳税人的立即伤害，而由此造成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又会对纳税人造成长远的伤害；学校的声誉受到损失，行政人员长远的经济利益将受到损害，而校长、教授的损失不仅是长远的经济利益，而且还有他们的学术声誉；学生（包括在校的和已经毕业的）受到的伤害是他们的毕业证书和学位将会贬值。[4]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透支学校的品牌和声誉。

所以，大学的治理必须以维护和提高学校的声誉为根本目标，学校的长远利益高于校内任何一个集团的现实利益，高于校内所有人的现实利益。维护和提高学校的声誉，恰当的宣传、包装和品牌经营是必要的，但根本的途径是提高学校的质量和实力。学校的声誉主要来自学校大量优秀的校友，取得有重大意义的科学发现，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做好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以及引领和倡导先进的社会文化。所有方面都是指向校外社会的，面向未来的，归结起来，是为社会创造价值，为校友创造价值。这应当成为治理大学的核心价值。如果学校自治的权利主要为当前校内人员的现实利益服务，学校就没有前途，当前校内人员没有前途，学校的自治也难以维持长久。大学自治哲学的要旨不是简单地排斥外部控制，更不是否定大学要承担的责任，而是在自治条件下大学更能够承担它的责任。

二、回应时代变革

大学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经历最少变化的少数几种机构之一。“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5]。克拉克·克尔曾做过一个统计，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名字、以同样方式、干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6]在漫长的发展史中，大学维持了基本面貌和核心价值。大学是“以悠久的传统和实践为基础的机构”[7]，传统对于大学的重要性，可能超过了它们对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几乎在任何时候，大学都是谨慎地检查自身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看每一个变化是否符合自己的传统。“大学有一种管理风格，更熟悉保护过去而不是为未来准备”[8]。从发展史看，大学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机构，管理权经常掌握在保守的教授手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现代社会中的传统大学（像牛津），像是装修新潮的房子中的老式家具。保守的性格维护了大学长久的生命力，维持了机构的稳定和持久价值。

但事情经常是两面的。研究大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大学一直在经历着变化，虽缓慢，但持久。社会在发展和变化，一所拒绝因势而变的大学，无法维持持久的繁荣。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东·肯尼迪（Don Kennedy）说：“学术文化养育了一整套有利于当前事态的政策和惯例，以期穿越可能的未来。这是保守主义的特征，或许更是衰老的表现。”[9]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从意大利，到英国、德国、美国的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的变化。1862年，美国国会《莫雷尔法案》宣称：“平淡时代的那些信条已经跟不上风云变幻的现实。当现实中充满了困难，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当情况与以往如此不同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10]后来的历史证明，由该法案开启的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以及高等教育积极回应社会变化，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是支撑起美国20世纪高等教育繁荣的支柱之一。“大学必须要寻求保留它核心价值中最珍贵的部分，同时还要开拓新的道路来热切回应这个飞速发展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机遇。”“那种认为大学可游离于变化的世界之外、其他社会机构应努力适应我们角色的想法和做法，在今天已经过时了。”[11]

但是，自治经常成为大学中的保守势力拒绝回应社会变革的挡箭牌。政府改革高等教育的努力，经常受到大学的抵制。“公共政策的目标无论如何合理或者公正，政策本身常常被受到顽固的院校的传统和既得的利益高度影响的履行过程所拒绝或否定。尽管政府和其他部门多次试图改变大学的组织，高等教育领域的很多著作都是关于大学组织所显示的非凡的社会稳定性。”[12]美国国家学术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Academic Presidency）1996年的一份报告也批评说，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管理结构是不合适的，“每次，当高等教育应当是警觉和灵敏的时候，它却缓慢和小心翼翼，被传统和管理机制束缚，不允许时代所要求的责任和果断。”[13]

应该看到，对于大学来说，如果不想最终失去独立性，不想被社会抛弃，必须在新的时代寻求自我调节，以回应社会对大学的各种要求。用阿什比的话说，学术机构必须通过对资助它们的社会“足够敏感”和“适切”获得它们的自治。[14]在现代社会，如果一所大学还要躲在象牙塔中，对社会变革视而不见，对社会的要求充耳不闻，那么，她要么被社会所抛弃，要么被政府用法律的、行政的，或经济的手段，剥夺自治的权利。大学自治并不是必然的。“实际上，政府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活动很容易介入大学事务。大学的自治依赖于公众的态度和它为公众服务的程度。如果公众或公众通过媒体发出的声音对大学（她的责任、花费或质量）失去信心，公众将开始询问那种自治是否已经得到并为此付出了何种代价。长时间以来，机构的自治主要依赖于州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所达成的信任。”[15]

当然，在继承与变革之间，大学需要仔细分别，谨慎行事和坚持不懈。因为公众与外部世界常常试图改变应该继承的东西，而学校常常继承应该改变的东西。

但回应社会及其变革，“我们不只是单纯地跟随社会的脚步，我们还要在这个旅程中成为主角”；大学不应简单地适应社会的变化，随波逐流，“我们还要对这个充满变革的世界的本性加以影响”。[16]一方面，大学须根据时代的变革，适当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以便保持持久的活力和与社会互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学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利用自身的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为解决时代面临的问题做出贡献；同时，大学也应成为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者，塑造向上的社会文化，对时代变革的价值和方向发挥影响力。

[1] ［美］保罗·C.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M］.陈振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1.

[2]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7-22.

[3] ［美］保罗·C.纳特，罗伯特·W.巴可夫.公共和第三部门组织的战略管理：领导手册［M］.陈振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29.

[4] 从一所大学毕业，注定你一生无法与她脱离干系。大学的声誉在提高，你手中的证书也在增值；相反，大学失去声誉，你手中的证书也在贬值。所有的校友都希望自己的母校越来越好。为什么国外很多校友愿意为母校捐钱，除了感恩，还想使自己的母校越办越好，自己脸上也有光。一所学校不仅是所有当前各类在校人员的，也是她的毕业生的；管理者不仅要关注当前在校人员的利益，也应该关注学校毕业生的利益。

[5] A.L.Lowell语，见［美］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徐辉，张民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

[6]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0，125.

[7]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刘继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9.

[8] 同上，第146页.“给它自治，大学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个对它自己的事务高度保守的机构。教授处于事业的中心。而且，听任教授们自行其是，他们很少改革。”［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58.

[9]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3.

[10]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

[11] 同上，第3，34页.

[12] ［荷］弗兰斯·F.范富格特.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13.

[13]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刘继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46.

[14]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9.

[15]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刘继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0.

[16]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