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大学被很多人当作“既无用又无害的隐士”[1]，而现代大学则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机构，公众为大学提供公共资源，大学为公众提供教育和研究服务。大学是一个负有公共责任的机构，理应对解决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做出贡献。

广义地说，现代大学所有工作的根本目标，都是提供公共服务。大学的教育项目、研究项目（无论是满足现实、具体和眼前的需要的，还是纯粹基础的、学术性的）都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这些是大学作为一个教育和研究机构服务公众最主要的途径。为公众服务是大学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当然，有大学提供的服务是不是满足公众要求的问题，就像一间工厂的产品是否受到消费者欢迎，一间饭店的菜式是否符合消费者的口味。大学的教育工作应研究公众（包括学生、企业、政府）的需要，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要求。然而，大学毕竟不是工厂，不是饭店，不能像企业一样将公众的要求作为规划教育项目遵循的唯一原则，教育规律（核心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长远根本需要（目标是建设美好社会），同样是规划教育项目要遵循的原则。后两个原则也是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大学学术研究中，也有一些项目，无法让公众立即看到其使用价值，但确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但是，当公共服务界定在使公众普遍受益的包括教育与科研在内的更广泛的活动范围时，人们却经常给予它狭窄的定义，按照这种定义，公共服务只包括旨在直接满足公众具体需要的特殊活动，比如，为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和为企业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直接提供知识和人员服务，除核心教育项目之外的满足社区特定人群需要的终身教育项目等，而不包括大学机构核心教育项目、研究工作。从这个角度说，公共服务是大学核心工作的扩展，是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应用。[2]克拉克·克尔说：“近代大学从增加科学研究和训练有技能的人应用新的工业技术开始，近代的军事科学被用来鼓励这些发展。服务的职能主要是科学的一个副产品。”[3]

大学这种狭义的公共服务，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赠地运动”之后，才被当作大学的重要职能，而且，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职能似乎并未为其他国家大学广泛接受。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成为西方社会管理的官方理论，政府开支缩减，大学经费随之缩减，政府鼓励大学通过发展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拓宽经费来源渠道，缓解财政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直接服务社会才逐渐为更多大学接受，基于对大学社会责任的新认识，也基于学校财政压力和政府诱导。

在我国，1949年以后，大学教育变得更加强调实用。先是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按照计划经济思想和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培养各种专门人才。1958年开始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学中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与经济建设结合得更加紧密，以致到“**”几乎为此放弃了教育和研究工作。“**”结束后，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教育秩序得到恢复，但“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又使大学教育直接投入了经济建设。政府鼓励大学直接参与公共服务，教师几乎对所有有报酬的社会服务来者不拒，大学鼓励甚至要求教师通过承担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委托的项目为社会提供服务，以增加学校研究经费。

今天的大学无法再成为繁华都市的隐士，它是最受关注的社会机构之一，是社会中的明星机构。原因主要是：它花费太多的公共资源，对社会发展来说太过重要，与太多人利益攸关。这或许曾经是大学渴求而未得的，也可能它根本就不希望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无论怎样，今天的大学终究要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并时时面临公众的追问：大学为它所在的社区、为公众、为国家做了哪些工作？这些工作最好是能满足公众现实而具体需要的，正如杰拉尔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所说，“我们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就可设想教师该如何改善市中心贫民区学校的质量；体育、戏剧、舞蹈专业人员如何设计出适合在少草的空地上开展的项目；社会心理学家该如何创造出既加强法制又更富同情心的新办法；想到生物学家该如何发明出消灭蟑螂、老鼠等啮齿目害虫的简单易用办法；家政学者该如何创造出用于家庭装潢的廉价的设备。”[4]

面对公众的要求和政府的诱导，大学该如何反应呢？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先反思自己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哪些事情是自己必须做好的，哪些事情别的机构可以做得更好？正像一个人在面临繁杂的事务要处理的时候，应该首先区分哪些事务是重要的，哪些是紧急的，哪些是既重要又紧急的，哪些是紧急而不重要的。

“教学与科研是大学最主要的功能，是对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也是教师最大作用之体现。当大学变得过度关注其他活动时，它们不仅仅要牺牲其核心任务，还会影响它们在社会中的优先权。”[5]大学必须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研究水平。如果大学的公共服务减少了教师对学术工作的兴趣，减少了他们在学术工作中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降低了学术质量，那么，它就必须反省并考虑重新制定相关政策，改变这种情况，否则，学术事业将严重受损。

事实上，在中国的大学，这些情况并不罕见。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以及一些基础学科严重萎缩，这些学科招收不到优秀学生，教师研究得不到资助，在学校地位降低，与此同时，应用性学科迅速扩展；由于薪酬不高，教师热衷于承担没有学术价值的企业委托项目和时事性项目，热衷于为校外机构提供有偿咨询服务，对教师参加这些活动，学校缺乏有效管理，甚至没有像美国一些大学所谓“五分之一原则”，既荒废了学术研究，也荒废了学生教育；更危险的是，人们很少对这些情况进行反思、提出质疑，相反，在“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口号下，在“多渠道筹集办学经费”的口号下，它们获得了合理性，受到政府管理者和大学管制者的支持。毫无疑问，中国大学教育将为此付出代价。

不能否定大学服务公众的责任，但要以保证教育和研究的质量，维护大学核心价值为前提，在这个问题上，大学需要恰当地平衡不同责任。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对此提出三条很有价值的原则，可供参照：

第一，研究型大学不应承担其他组织或机构同样能够出色完成的任务。像一些战略研究、政策研究、技术开发，咨询机构和企业可以比大学做得更好；技术培训、公共管理和工商管理培训，校外的培训机构可以比大学做得更好，因为大学教师总体上说缺乏实践经验，对校外社会的认识和了解不够深刻。这些工作最好留给校外机构去做。研究型大学则应将主要精力和资源用于学术性教育项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项目。

第二，新增的每一个项目都应该使大学的教育和科研活动得到加强。医学院为社区提供医疗服务，有助于培养有医疗实践能力的优秀医生；商学院教师恰当地参与公司咨询可以为其教育和研究提供素材。

第三，新项目如果一开始就无法激发现有教师的热情，无法博得他们的积极支持，那么通常就不应该得到批准实施。即使是校长认为很有意义的项目，如果教授们不愿在这些项目上花时间，而且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也只能放弃。[6]

大学也应该明白，它根本没有能力满足公众的每一个要求，没有限制地满足公众的要求，不仅会威胁到其核心使命和核心价值，而且，还会刺激公众对大学提出更多不切实际的要求，使公众对大学的支持变得更加狭隘，仿佛大学就是为满足他们即时的需要而存在的。当大学试图像公众证明自己的责任感的时候，狭隘主义的力量会使大学走进一个越来越窄的胡同。所以，大学要很清楚哪些服务是自己应该做的，还要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停止或者继续完成这些服务，当然，应在不影响甚至促进其核心工作的前提下完成这些服务。

[1] James Angell. The Papers of James Angell［A］.［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09.

[2]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0.

[3] ［美］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21世纪的问题［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64.

[4] ［美］杰拉尔德·约翰逊.作为问题解决者的大学：创造力与贫民区［A］.［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92.

[5]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20.

[6]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