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学在研究方面已经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但大学并非唯一的研究机构，专门的研究院所、附属于政府和企业的研究中心都在开展研究，大学是包含许多种类的复杂的研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基于这个事实，应考虑大学研究工作与其他研究机构的不同，揭示大学研究工作的特点。

大学与其他科研机构最显著的不同是，科研工作不是大学唯一和首要的工作，研究工作同样不是大学教师唯一和首要的工作，教育工作对于大学及其教师而言，甚至更为重要；尽管大学的研究工作具有独立价值，但也应考虑其对教育工作的适应性。大学这些特点影响其研究工作定位。

一、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

相比其他研究机构，大学更适宜承担基础研究任务。有多个理由支持这个论断：

第一，尽管今天的大学介入社会生活的程度越来越深，但是，由于大学以教育工作为主业，不直接参加社会生产和社会管理，且有“象牙塔”传统（虽然已经非常削弱），大学与社会有一定程度的隔离，大学中研究者对社会实际问题和应用领域的了解经常不够多，理解经常不够深刻。比如，对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的复杂性等等，相关部门中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和实际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比大学教师了解得更为深入；对工业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企业研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比大学教师了解得更为深入。[1]

第二，大学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应适应其教育工作，基础研究经常比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与大学教育工作的联系更为密切。大学教育，尤其是第一阶段教育（本科教育），以科学基础教育为主要内容，包括学科基本知识、研究方法和科学思想方法等，教师的基础研究对这种教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比而言，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经常由于过于专门化而脱离大学本科教育工作的需求。尽管在大学高级教育阶段（研究生教育）更加专门化和实用化，但仍然需要有大量教师从事与第一阶段教育相关的基础研究。

第三，基础研究提供公共知识，由于这些知识免费向公众公开，经常不能为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直接带来经济收益，校外很多靠研究成果的直接收益生存的机构，除非获得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的支持，从事基础研究有实际困难。企业支持的研究机构要在短时间内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基础研究由于缺少这种特征且向公众免费公开，而难以得到企业的支持。大学则不同：一是多数研究型大学都主要由公共资金支持，二是大学教师主要以教育工作而非主要以研究工作获得薪酬，所以，他们比其他机构中的研究人员更有条件承担不能直接换来经济收益的基础研究项目。

关于基础研究对大学的适应性和大学对基础研究的责任，早在1945年7月由范尼佛·布什（Vannevar Bush）领导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提交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的题为“科学，无有边界”（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的著名报告中已经被强调，这份报告对美国“二战”以后的科技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报告”指出：基础研究对于战胜疾病、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至关重要；开展基础研究需要没有产生直接和切实结果压力的研究环境，而工业和政府更关注应用现成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只有学院、大学和少数研究机构才会努力通过自己的研究扩展知识的边界，它们应该成为基础研究的中心。

公共和私人支持的学院和大学，以及接收捐赠的研究机构，必须提供新的科学知识和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基于传统和它们的独特性，这些机构从事基础研究的条件是独一无二的。它们负有保存过去积累的知识、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以及贡献各种形式新知识的责任。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机构中，科学家可以在相对不受来自习俗、成见或商业需要方面不利压力的气氛中工作，它们可以为科学工作者提供强烈的团结意识和安全感，以及很大程度的个人理性自由。所有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新知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很多新知识都会由于挑战当前的信念和实践而引起争议。[2]

在实践中，基础研究确是各国大学在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任务。表4-2是美、日、法、德四国大学研究经费构成，表4-3是四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两表可以看出基础研究在大学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以及大学基础研究在国家基础研究中所占的地位，各国大学在奖励基础科学的诺贝尔科学奖中获得70%以上的奖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大学基础研究在人类发现新知识中所发挥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表4-2 美、日、法、德四国大学研究经费构成（%）

资料来源：[日]文部科学省. 科学技术白皮书(2005)[A]. 胡建华. 大学科学研究的性质、地位、作用之比较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06，(5)：30．

表4-3　美、日、法、德四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基础研究经费占大学研究总经费的比例要小得多（见表4-4）。可能的归因包括，我国大学之外的科学院系统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基础研究任务；我国企业尚未普遍建立起成规模能承担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的研究平台；我国提供研究经费的机构（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和大学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更感兴趣；大学自身被应用研究的经费所吸引。然而，即使如此，我国大学在基础研究（包括技术开发）方面中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就，表4-5是近年来中国大学在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中的获奖情况。而自国家设立科学技术奖以来，截至2009年，高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共489项，占授奖总数的52.3%，获国家技术发明奖共1191项，占授奖总数的37.0%，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共3044项，占授奖总数的30.9%。

表4-4 中国大学各类研究经费数量及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制各年度“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有关数据整理。

注：表中经费数量仅含研究与发展经费，未含非研究与发展经费。

表4-5 中国大学近年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中获奖情况

注：以上项目数仅含通用项目，不含国防专用项目。

大学基础研究需要资金支持。在发达国家，一些非营利的基金会为大学基础研究提供支持，但政府依然是大学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而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基础研究资助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由于没有可预见的市场价值，大学基础研究希望从企业获得资助并不现实。基础研究长远来说符合公共利益，政府使用公共资金对这些项目进行资助，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尽管这些项目经常没有可预见的应用前景，但说不定在未来某个时候就会为公众带来绝妙的惊喜。《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大学中的研究工作是“纳税人为美国的将来所做的最佳投资”，而当被问及哪一种联邦政策最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时，经济学家们把对教育与研究的投资放在了首位。[3]

然而，近年来，人们热衷于谈论所谓科学研究中的“巴斯德象限”，这个领域的研究依然是基础研究，但却是由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1997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一本题为《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书，这本书超越传统地将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二分法，而是以“对知识的追求”和“解决应用问题”两个维度，将科学研究分为“玻尔象限”“巴斯德象限”和“爱迪生象限”。玻尔象限的研究由好奇心驱动，以发现知识为目标，是基础科学研究；爱迪生象限的研究由解决现实问题驱动，以形成解决现实具体问题的方案和技术为目标，是应用研究；而巴斯德象限的研究则是由解决应用问题推动的基础研究（如图4-2）[4]。

图4-2 布鲁斯学会对研究的分类

对巴斯德象限研究的支持和资助是近年来各国科技政策的重点。在保护和支持大学教师开展基于好奇心的科学探索同时，政府有充分理由将研究资金向与解决公共安全、福利和环境等领域实际问题相关的基础研究项目倾斜。中国1997年启动“973计划”，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便是如此。教师在确定自己研究方向的时候，不妨对巴斯德象限的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如果说作为基础科学的自然科学由于不能直接为市场带来能改善我们生活的创新产品、发现疾病新疗法或解决社会问题新答案，不能直接为国家带来能立即提升竞争力的应用技术，隶属企业、政府及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不愿意、不适合承担自然科学研究任务，而大学是最适合承担这个任务的机构，那么，基于相似却更为充分的理由，大学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适合承担人文学研究任务。虽然自然科学不能直接带来产品和应用技术，但由于人们对其应用前景深信不疑，以及由于自然科学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其作为知识典范受到尊重，使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自然科学研究资助有很大的积极性。人文学的情况比自然科学差得多，它与自然科学一样不能直接带来创新产品和应用技术，甚至对此任何哪怕是未来的期待都不现实，而且，在这个科学主义时代，人文学知识由于不符合经验科学的基本标准而经常受到怀疑，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更严重的是，其价值经常被人贬低。有见识的人当然不会贬低人文学知识的价值，但与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巨额资助相比，对人文学研究的资助少得可怜，却是不争的事实。重要而缺少经费的研究，哪一个机构能够承担？惟有大学。大学人文学科教师由其教育工作获得薪酬，而人文学研究与其从事的教育工作又有密切联系，使他们成为人文学研究的主力军。大学是人文知识分子最理想的寄居地。

在不易从校外获得研究经费的情况下，人文学科教师的学术研究应得到大学学术政策的支持。将人文学科教师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甚至实用的社会科学（比如管理学）教师放在一起，用科研经费考核他们的研究工作，显然是不恰当的；对人文学科教师研究工作的评价，应以其代表性论文、著作为基础，以其在同行中的学术地位为主要标准；在校内学术资源分配中，应对从校外获得研究经费非常困难的人文学科雪中送炭，而不是再为那些研究经费已经多到不知如何花钱的学科锦上添花；学校的利益和荣誉应该向那些从事人文研究的教师们倾斜，因为其他学科教师在校外可能已经获得更多的利益和荣誉，而大学应该“赋予那些最致力于大学中心使命的人最崇高的荣誉和尊敬”[5]。

二、应用研究与研究的商业化

虽然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是大学不可推卸的任务，甚至这些领域是大学最可能做出独特贡献的地方，但不能因此忽视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既然大学设置了很多应用性教育项目（像工程、医学、商学等），而且这些项目多在大学教育较高阶段（比如研究生教育阶段），离开应用研究，大学何以保证和提高这些教育项目的质量？工程教育需要有牢固的基础知识（像数学、力学等），也需要具有深入理解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没有对实际问题的深入研究，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商学院教师，自然也无法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一名优秀医生需要有深厚的生理学和化学基础知识，更需要有在诊断、处方和手术方面的能力，培养优秀医生，首先教师中要有优秀医生。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说：

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相信，只有当实用性教学和应用型研究与基础研究和一种只有在大学环境内存在的教学相结合时，专业学院的质量才能达到很高的水平。[6]

麻省理工学院前校长查尔斯·维斯特表达了相似观点，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必须改革，以便更好地为学生以及他们未来的雇主服务，工程和管理方面的教育尤其如此。有鉴于此，我们的教师和研究生务必介入现代企业问题及其环境。这种参与不但催生新型的学术研究，而且将提高我们的课程水准。[7]

应用研究对于大学的重要性还在于，大学很多研究工作是在外部资金的资助下开展的，它不能对资助者的要求置之不理。企业感兴趣的是能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它们主要资助应用型项目研究；尽管政府是大学基础研究和人文研究的主要资助者，但在民主社会，公共资金的使用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而相比发现新知识带来的惊喜，公众更感兴趣的是改善生活的新产品、新技术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措施。所以，来自政府的大学研究经费，经常面临那些解决政府和公众直接关心的问题的项目的竞争，大学研究工作管理者和敏感的研究人员经常可以感受到政府对大学提供应用知识的期待的目光。

19世纪初，在洪堡将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的时候，大学的研究直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并不是其理想的一部分。美国赠地学院是一个里程碑，它建立了大学与社会的密切联系，然而，大学依然坚守基础研究这块领地，应用研究成为大学的重要工作，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在后一方面，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做出了出色示范。

罗杰斯（William Barton Rogers）在19世纪60年代创建MIT的时候，就不是要建立一所以教育和基础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学院，他希望建立一所以科学为基础的多科技术大学。学校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的赠地，但没有像其他赠地学院一样将教育和研究集中于农业科技领域，而是集中于工业科技领域。19世纪末，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决定只资助处于州控制之下的机构，MIT失去了州的资助而陷入财政危机，又不愿意成为哈佛的工学院，不得不通过加强与企业的联系，通过为企业提供咨询和应用研究换取资助，以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个过程充满争议，但最终那些坚持应用研究的人在MIT获得了胜利［MIT的失败者到西部建立加州理工学院（CIT）实现了他们的理想］。在基础研究被理所当然地当作研究型大学主要工作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预言“MIT最终将向传统的美国研究型大学模式看齐”。[8]

但直到现在，我们尚不能看到预言得到验证的迹象，而事实上，MIT一直在它选择的道路上前进，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战争对技术的迫切需要凸显了大学应用研究的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教授开始被邀请进入美国军方实验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学不仅是军事技术研究的参与者，而且是政府科技政策的制定者（例如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等人）。为了与企业研究机构竞争，来自各大学的学者集中到少数几所大学（主要包括MIT、约翰·霍普金斯、伯克利、芝加哥和哥伦比亚等大学），组建了大规模的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量来自政府的研究合同，开展与解决军事问题相关的电子学、核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MIT的技术能力使它成为优先获得研究项目的候选机构之一，因为它是“可以按照军方所希望的速度完成工作的唯一机构”，尤其是设在MIT的雷达实验室对雷达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大学与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大学不仅从政府获得基础研究资金，而且从各类肩负特殊使命的联邦机构（像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农业部、商业部、交通部、劳工部等）获得应用研究合同。1965财年，MIT来自联邦政府的研究资助超过其运营收入的60%。他们认为这个比例过大，过分依赖联邦政府的资助是不健康的，到1999财年，研究资助占MIT运营收入的比例下降到45%，其中大约70%来自联邦政府，20%来自企业。[10]来自企业的研究资助大约有一半是限制性的，即要求大学用于指定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企业关心的技术问题。

美国大学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成果的出路包括：提供给委托研究并提供资助的政府机构或企业，或按政府要求提供给公众；以技术转让的方式卖给企业；由大学或教师将其转化为商品。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联邦政策将由联邦拨款经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归于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大学对依靠联邦资助做出的研究申请专利保护会遇到障碍，即使申请获得批准，也要经历烦琐而漫长的过程，所以只有很少大学热衷于申请专利，每年给予大学的专利不足250种。1980年《拜杜法》（Bayh-Dole Act）改变了这种状况，法律允许大学和小企业保留利用联邦研发经费所做发明的权利。这部法律甚至被看作第二次“赠地”。这激起了大学对申请专利的热情，1991年至1999年间，大学每年的发明发现增加63%（达到12 324件）。1992年，哥伦比亚大学从知识产权授予中获得2400万美元的收入，这几乎是靠捐赠获得资助的一半，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这一数字达到1亿美元。[11]至2001年，美国院校专利收入达到10.71亿美元。[12]很多大学都设置了类似技术授权办公室的机构，负责学校教师研究成果的转让工作。

更引人注目的是大学或教师直接将自己的成果商业化。MIT在这方面依然是领先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身为MIT的教师和工程师的范尼佛·布什就曾利用同事的技术发明，建立一家名为“雷神”（Raytheon）的电子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一家大企业。1946年哈佛大学商学院与MIT还共同创建了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RD），为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技术发明融资，并获得成功（1946年发售原始股每股25美元，到1972年被收购时原始股每股达到813美元）。MIT现有多种机构帮助教师和学生将其研究成果商业化：创业中心（Entrepreneurship Center），通过提供教育和商业研究，建立学术研究与商业的联合，联系学术界、政府和企业三个途径培养MIT的创业活动和兴趣；工业联络项目（Industry Liaison Program）建立和加强MIT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互惠关系，将学校的创新推向市场；企业论坛（Enterprise Forum）帮助技术导向型企业的筹建并为这些企业提供信息服务；技术认可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通过知识产权许可，为学校的发明和发现寻找商业投资。[13]

MIT的努力得到丰厚回报。在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资助下，MIT斯隆商学院爱德华·罗伯特（Edward B. Roberts）教授和博士生查尔斯·伊斯利（Charles Eesley）2009年2月发表一份题为“创业的力量：MIT的角色”（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的报告，“报告”分析了MIT校友建立的公司及其创业系统的经济影响，其中的数据基于2003年依然在世的校友，而经济数据更新至2006年。“报告”显示，MIT毕业生在全球建立约25 800家企业，有330万名雇员，年销售收入2万亿美元，如果这些企业组成一个独立国家，它将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体；在美国，这些公司对地区经济创造了数千亿美元产值和数百万就业机会，其中设在马萨诸塞州的6900家公司雇员近100万名，年销售额约1640亿美元，占该州公司销售额的26%，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4100家公司雇员约52.6万名，年销售额估计1340亿美元。[14]

然而，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却是大学技术研究商业化的典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坦福大学就开始尝试将学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研究与商业公司结合起来，他们选定电子技术作为重点，这为学校后来发展成为电子研究中心、电子产业中心地区有长期战略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解决学校财政紧张的状况（与MIT当年的情况相似，看来挑战同时意味着机遇，的确不错），在无线电工程学教授工程学院院长后来被称为“硅谷之父”的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建议下，斯坦福大学将学校一块约600英亩尚未开发的土地建成一个科技园区，出租给企业，学校可以获得房屋和土地租金，还可以为学校的研究成果寻找商业化的机会，为学校师生提供创办新企业的机会。而在此之前，1938年，特尔曼就鼓励并资助他的两个学生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一间车库里创办了惠普公司，特尔曼本人是公司的股东，并担任公司董事达40年。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正式启动，园区中兴建实验室、写字楼，吸引一批成功企业和新创公司入驻。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晶体管之父肖克利（William Shockely）应特尔曼之邀来到科技园，建立半导体实验室，不仅为科技园带来了技术，而且带来了人才、资金和人们对科技园的信心。然而在第二年，实验室的8位年轻骨干离他而去（经典的硅谷“八叛逆事件”），成立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在半导体方面的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后来，公司中的一些人脱离仙童后成立了英特尔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到20世纪80年代，硅谷超过一半的半导体公司都与仙童有关系。尽管斯坦福大学并未在硅谷建立公司，也从不参与公司的经营，但它并不禁止教师在不影响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前提下参与公司的经营和拥有公司股份，并鼓励毕业生在园区创业。

大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过程。1980年10月，哈佛大学正在校内悄悄讨论是否将其在DNA方面的成果商业化，《纽约时报》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在随后几个星期，成为一个全国热议的事件，很快升级为对大学目标、科学目的和科学家职业伦理的讨论。多数科学家和评论家对此持反对意见。当时的校长德里克·博克撤销了哈佛对这项大学—教师联合创办生物技术公司项目的投资计划，并发表声明表示，为了保护价值中立，学校将避开这样的项目，同时保留大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研究的经济价值的权利。但到1988年，哈佛大学及其医学院与一个管理机构组建的合资企业却获得了博克校长的批准。《纽约时报》对传统学术价值是否会因此被抛弃提出质疑，但反对的声音就小多了。[15]

争议通常是积极的，可以使不同的意见得到考虑，避免政策走向极端，一边倒。没有争议，倒是需要特别警惕。

科学研究必须客观公正，结论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基础之上，避免研究者主观意见和个人利益对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影响。当大学及其教师的研究工作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消除人对其能否在研究中一如既往地坚持科学标准和价值中立的怀疑并不容易。一个由移动通信运营商资助的研究手机辐射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项目，公众对研究结论客观性的怀疑显然并非毫无根据。尽管非专业的公众或许很难找出证据说科学家为了个人利益而掩盖部分事实甚至歪曲事实，但只是他们的怀疑就足以使科学事业因在公众中失去声誉而遭受巨大损失，包括公众对用公共财政资助科学研究的信心和兴趣。所以，大学在将自己的研究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务必格外谨慎。深谙此中奥妙的MIT前校长维斯特说：“一旦教师成为企业家，或者他们创造的知识财富被商业化利用，那么无论对他们自身还是对作为一所学院的MIT而言，就必须进一步考虑并制定政策了。我们处理利益冲突的政策有两个基本目的：其一是确保信息在教室和实验室公开交流；其二是确保实验室的研究进程不受教职员工个人经济利益的负面影响。”[16]维斯特谈到学术政策的第一个目的，是针对在专利成为商品后造成的研究信息保密问题的。“知识私有化”显然有悖于教育与研究相结合原则，不利于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推动科技事业的进展，更有违于科学研究的公共利益原则。维斯特认识到，建立与工业的密切联系会面临“大学过分地趋向功利主义、关于知识产权和新知识传播的错误政策有可能使重要的公开学术对话关闭”的危险。[17]也有违于科学的公共利益原则。这是研究成果商业化受到的主要指责之一。

德里克·博克说：“很少人会欢迎这样的局面出现：大学科学家们考虑潜在的研究难题时，不仅只是依据哪些是最具知识挑战性和重要性的，而且还考虑哪些课题会受到强大的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有机会获取大量的经济回报等。”[18]但是，如果大学一项研究的经费来自企业，企业的意见和要求会影响到选题；如果教师开展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将成果商业化，对市场前景的考虑会影响到选题。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教师可能不是选择在他的视野中最有科学价值的研究项目，转而选择最有经济价值的研究项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是对大学公共研究资源的浪费，一些重要但没有明显和直接的商业价值的项目可能被搁置，这不符合社会长远利益。事实上，知识的价值，甚至其商业价值，都是无法预测的。正如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中说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说出最有用的知识是从何而来的，你无法预测它来自何处；你也无法设计一些程序来找到最有用的知识的形式是什么”。数学中的数论可能是最看不到市场前景的知识，但关于素数的研究却是编码计算程序的基础，这种计算程序是今天每一方面的电子通讯和电子交流的基础。谁又会想到，对《圣经》和两千多年前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的研究，为美国在1978年促成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协议、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做出了贡献？“正因为我们不能预言到哪一类型的知识会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我们才能有信心地预言，新知识、新观点、新方法和聪明的想法对我们的未来是很重要的”。[19]

大学和教师研究工作与经济收益联系起来的另一个争议，是可能减少教师花在校内工作尤其是教育工作上的时间和精力。这个问题20世纪初就在MIT出现了，教师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在当时激起争议。为解决争议，MIT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大约二十年，最终确定所谓“五分之一原则”，即教授一周5个工作日中，可以有一天用于对企业提供咨询或参与企业活动，并获得报酬，其余时间要从事校内工作。[20]在斯坦福大学，教师只要在不影响分内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前提下，也可以直接参与创业活动。但在耶鲁大学，这种行为基本不被允许。不过，时间是一回事，花费的精力可能是另一回事，两者不一定完全成比例。

对某个政策提出争议，未必就是要完全否定其合理性，或反对将其付诸实施，而是主张恰当地付诸实施。维斯特曾说，与企业的密切关系，“如果操作适当”，“可以扩展学术范围、改进教育、创造机会、完善基础设施、增加收入来源，还能以新的方式反馈社会”。[21]

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乐观而自信地说：“将研究与产业创新结合在一起的MIT模式，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术界的榜样。”[22]应用研究以及研究与市场的结合确实正受到更多学校的重视，但要说大学正在甚至已经放弃基础研究，却未必是实事。然而，即使如此，也应该不断地强调纯粹基础研究在大学中的重要性。如果大学的领导和教授不强调这一点，就没有人会强调。MIT前校长维斯特也认识到，“公司现在很少从事长远的基础研究，也很少公开而广泛地与科学共同体分享其研究成果”，而大学应成为进行研究推动基础知识发展的机构。[23]哈佛前校长博克的意见颇为贴切：

教授们应该宣扬基础研究的价值，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他们还应该满腔热情地抵制各种压力，避免把自己的研究转向过于实用性的目标。然而，如果基础研究科学家过于强调自由的理由而贬低应用性研究的价值，或根本不考虑科学研究潜在的应用性，那也是很不幸的。这种态度可导致研究者忽视那些真正具有知识挑战性的重要问题，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打击其研究生选择在企业里谋求研究职业的积极性。[24]

哈佛另一位前校长萨默斯说：“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25]

当然，不仅包括在科学方面贡献，也包括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贡献。

[1] 一位在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研究机构供职的研究人员，在谈到他们与在大学工作的同行的合作经历时，颇有感触地抱怨，后者太理想化、书本化和不切实际。

[2] Vannevar Bush.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EB/OL］. http：//www.nsf.gov/od/lpa/nsf50/vbush1945.htm.

[3] ［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纪的大学［M］.刘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4.

[4] ［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M］.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5]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7.

[6]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

[7]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9.

[8]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

[9] 同上，第64-69页.

[10]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9.

[11]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73.

[12] 帕崔凯·J.甘波特.高等教育市场：70年代的学生，80年代的专利，90年代的版权［A］.［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等.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C］.施晓光，蒋凯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391.

[13] http：//web.mit.edu/offices/，2011-05-10.

[14] Edward B. Roberts，Charles Eesley. Entrepreneurial Impact： The Role of MIT［R］. http：//web.mit.edu/newsoffice/images/kauffman.pdf.

[15]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81.［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21-22.

[16]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0.

[17] 同上，第71页.

[18]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9.

[19]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EB/OL］. http：//zx.china-b.com/xygdx/zixun_59977.html.据当年参与过美国、埃及、以色列戴维营谈判的人说，美国总统卡特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他能促成以巴和平的关键。这种能力就是他能从每一个被争议地点的《圣经》名称及其在《圣经》中的作用谈起。

[20]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3.

[21]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2.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22] ［美］亨利·埃兹科维茨.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王孙禺，袁本涛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

[23] ［美］查尔斯·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R］.兰劲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72.

[24]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2.

[25] 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教授北大演讲［EB/OL］.http：//zx.china-b.com/xygdx/zixun_599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