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是一个敏感的社会问题，大学招生标准有政治色彩，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问题有关。但大学招生主要是一个教育学问题，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按照什么标准招生，更利于提高大学教育质量。过分强调大学招生标准的政治性并不恰当。

从历史上看，大学在很长时间都是一个精英性组织。大学教师是知识精英，他们掌握高深知识，沉思和探究自然、社会和人的奥秘；学生是一群禀赋优异并对知识有强烈追求的年轻人。教师引导学生研究和学习艰深知识，通过长期而严格的教育与训练使其获得学术资格证书。大学是一个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社团。20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情况开始变化，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和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大学从精英性组织转变为大众组织，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伴随这个过程，大学入学的竞争性逐渐降低。在我国，这种情况出现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三四十年，直到20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才大幅度增加。

入学人数的增加，曾经在大学引起恐慌，很多教师认为大众化将摧毁古老的大学制度。即使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进程之后多年才开始的，也未能消除大学及其工作人员（主要是教师）的担忧，来自大学教师对20世纪末扩招的意见，主要是批评声音。

但为更多人（包括适龄青年，也包括所谓“非传统学生”）提供受教育机会，是大学在新时代必须承担的责任。经济和科技发展对更多人接受大学教育提出了要求，而社会民主化使更多人提出了接受大学教育的要求。两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合理的，力量都是非常巨大的，大学没有理由拒绝，事实上大学也无力拒绝，政府、社会和市场经常可以轻易地使大学就范。

总体上说，招生人数增加使得大学招生中的选择性降低了。1977年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当年570万人报考，录取27万人，录取率约为4.7%；1978年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后增加近11万人，共录取40.2万人，录取率约为6.6%；1979年468.5万人报考，录取28.4万人，录取率约6.1%。之后，高等学校招生录取率不断增加，到2010年，957万人参加考试，录取657万人，录取率约为68.7%，一些省市录取率超过80%，北京市本科录取率达到54.9%。

但是，在我们可见的未来，大学招生中选拔不会消失。在录取率很低的时候，所有大学招生选择性都很高；随着录取率的提高，选择性在一些大学很快降低，而在最优秀的大学降低缓慢，甚至没有明显降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依然如故，只是在河对岸的，原来是所有大学，现在是那些顶尖大学。原因是顶尖大学是少数，这些大学招生人数只有限增加，考生人数很多，最优秀的考生以考取这些学校为目标。

在报考学生中录取新生是大学招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中国，这个环节多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控制，大学招生机构一般不用多费心。通常的招生程序是，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命题、考试和报考，并划定每个层次高校的录取控制线，在控制线之上，根据报考学生成绩从高到低向各层次高校按一定比例投递考生档案，高校在被投递档案的考生中按照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如果不录取高分考生，要说明合理理由。大学录取学生最重要，甚至唯一标准，是报考者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高考中获得的分数，一般来说，大学没有自己的标准。

教育主管部门严格控制录取标准并非基于教育学理由，而是基于政治理由。大学招生牵涉千家万户，考生（及其家长）对上大学和上好大学的愿望强烈，使大学招生成为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在总体社会诚信度不高，政府并非对所有大学都有完全信任的时候，最简单和安全的做法，是由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试和统一控制录取标准，尽管这种做法未必在教育学上有充分依据。教育主管部门也意识到这一点，在学校和社会的要求下，一些大学（主要是优秀大学，可能是假设这些大学在盛名之下更为自律）被赋予在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统一录取标准之外自主招生的权利。

大学依据什么标准录取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大学现在主要依据一次统一考试分数录取学生。这个标准是否恰当？可以从这个分数的信度和它对大学招生的效度两方面讨论。

先说信度问题。一次测试的信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被试、试题、主试、环境等。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高等学校统一入学考试，对影响信度的因素进行了尽可能的控制，比如，试题尽可能有适当的难度和抽样，对测试过程中主试行为（包括评卷）和测试环境进行标准化控制等，但对被试状态的控制手段有限。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综合多次考试成绩信度比一次测试信度更高。美国大学对申请者学业成绩的判断，一般要看他们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或美国大学考试（ACT）中取得的成绩、高中阶段的平均成绩绩点（GPA），以及在高中选修大学预科课程的数量和成绩。但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知道，目前，将中学成绩计入高考成绩，可能扭曲中学教育。所以，从信度方面考虑，以一次统一的学业成就测试成绩作为大学入学唯一标准，肯定不是无可挑剔的选择，但从实践方面考虑，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效度问题要复杂得多。讨论大学招生标准的效度，首先要考虑这个标准要达到的目标，这个问题与大学希望录取什么样的学生有关。大学希望录取什么样的学生呢？应该是能通过大学学习获得最高成就的学生，即自己能够获得发展，而且在将来能利用在大学学习的知识对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学生。社会通常以其毕业生的成就评价一所大学的教育质量。毕业生可能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就，比如，发现新知识的科学家，发掘和整理人类文化遗产的学问家，受大众欢迎的艺术家，杰出的工程师、医生、律师、商人、社会活动家、政治领袖，等等，在任何领域为创造美好世界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对于大学来说，都是杰出校友。大学的任务不只是一个培养学术人才。这样看来，以在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标准，效度并非无可挑剔，而且，采取任何措施提高学业成绩的信度，对效度的提高作用都是有限的。

学业成绩主要反映学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当然，在这一点上，也需要做得足够好才能获得较高的效度），大学学习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和智能水平。这两方面对于毕业后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取得成就也很重要。在录取中，将信度较高的学业测验成绩作为基本标准，是必要的，可以剔除那些无法适应大学学习的考生。大学毕竟是一个学术机构，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是其最基本职责。

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平权运动中，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招收大量少数民族学生，录取了许多学业成绩大大低于白人报考者的黑人、拉丁裔人和印第安人。1975年，加州伯克利大学招收的黑人学生平均入学成绩为570分，而白人学生平均成绩接近700分，参加考试的黑人学生录取率为30%，而参加考试的白人学生录取率仅为3%。[1]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议。争议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反对者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做法违背了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平等原则，支持者认为这是社会对弱势群体在过去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所做的补偿。政策任何变化都与政治派别在国家政治中的影响力变化有关。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单有政治上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教育学上的合理性，否则难以付诸实践。

无论基于政治上如何正确的原则，录取不能胜任大学正常学习的学生，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不明智的，它忘记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即使对被录取的学生来说，也不都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他们可能由于被特别照顾而形成的弱者心理，以及在大学学习中的失败经历，而使自己的信心备受打击；而且，对其所在群体毕业生的声誉也有消极影响，两者加在一起，在长远和整体上，对被录取者本人及其所在的群体，很难说这种做法是否会发挥积极作用。这个分析同样适用于我国大学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和偏远地区考生在分数上的照顾。较高效度的量化信息在大学招生中是首要标准。

然而，如果不是偏执于大学学习中学生知识和智力水平，相信至少前15%的中学毕业生都能够适应任何大学的学习。而要在众多能够适应大学学习的考生中鉴别出哪些人将来可能有最大发展，取得最大成就，中学学业成绩便不能提供更多帮助。中学学术成就可能对大学及研究生阶段的学术成就有比较好的预测性，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成就，比如管理、公共关系等领域，预测性就差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在中学甚至大学学业成绩并不十分出色的人在社会上却能取得巨大成功。“分数和考试成绩根本不能说明学生们面对较微妙的教育目标能否取得进步的问题，诸如情绪成熟、道德伦理敏感性、创造力、审美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等”[2]，而这些品质对于学生以后的成功可能与知识智力水平同样重要。

大学招生标准是中学教育的指南针。大学招生以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唯一标准，中学教育自然追逐这个标准，在学生和家长把上大学、上好大学当作唯一目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中学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上，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甚至过重的学习负担压垮了学生的身体。我国中学教育的这个状况，与现行的大学招生标准不无关系。

如果不以中学学业成绩作为大学招生的唯一标准，在招生中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和问题呢？国外大学在招生中积累了很多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在美国，大学在录取新生时，除了要看中学成绩、标准化考试（SAT或ACT）成绩以及中学选修课程的难度和分数这些反映学生学业成绩和学术能力的量化信息之外，也会看学生的课外成就，寻找学生在责任心、领导力、公正、热情、抱负等方面的证据，以及在个人特长（比如艺术、体育等）方面的证据。然而，除非特别注意避免，将这些非量化信息纳入招生标准，可能会使某些特定人群受到不公正待遇，正如将外语听力和口语成绩作为录取标准之一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学生不公正一样，比如，在我国，低收入阶层和偏远地区学生在艺术方面特长的发挥可能会由于缺少机会而受到限制。事实上，美国大学招生很注意避免这一点，他们很“看重学生充分利用已有机遇的能力。一个能充分利用有限条件、取得最佳成绩的学生，比那些成绩固然不错但未充分利用条件的学生，更有被录取的可能”。[3]

在大学录取中，也需要考虑学生的多样性问题。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不仅发生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发生在课堂之外和学生与学生之间，甚至后者与前者一样多。在一个多元背景群体中，每个学生都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们可以直接地了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

尽管基于政治理由过分降低分数录取少数族裔及其他弱势群体考生并不恰当，但基于教育学理由适当降低分数录取这些学生却是恰当的。

非量化信息计入大学录取标准，存在的困难也是明显的，很容易受到争议，也可能存在教育学和政治学上的风险。如果说因为量化标准不能有效地预测学生将来在一些方面的发展（比如管理能力）而寻找非量化标准作为大学录取标准的补充，那么，这些非量化标准对学生以后发展预测的有效性又如何呢？由于其非量化，如何使招生人员准确地理解和使用这些标准呢？在当前社会诚信度不高的情况下，甚至让公众相信招生过程和掌握非量化标准的招生人员的公正性都费口舌。

北京大学11名教授2010年11月给周其凤校长写信，批评当前大学招生中“唯高考分数论”现象，建议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4]这可能成为改革的开端，政府和社会应当支持学校的探索。

[1]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2-103，115.

[2] ［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8.

[3] ［美］哈瑞·刘易斯.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

[4] http：//www.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1109/t20101109_53689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