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英名不朽风范长存(1 / 1)

——北宋参政知事范仲淹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小传】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为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祖籍陕西邠州(今陕西彬县),后迁江南定居,成了苏州吴县人。父亲范墉,博学多才,但官运并不亨通,只做了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便去世了,此时,范仲淹才两岁。母亲谢氏贫苦无依,只好带着两岁的范仲淹远嫁给山东淄州长山县的朱文瀚,范仲淹因此改名朱说。

范仲淹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辞别母亲,独自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进入思慕已久的应天府书院,拜在名儒戚同文门下。戚同文无意仕进,不积私财,不营居室,终身教授,常常告诫学生“人当以行义为贵”。戚同文言传身教,对后来范仲淹节俭奉公、居职清廉的政风有很大影响。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经过八栽寒窗苦读的范仲淹赴京赶考,终获金榜题名,进士及第。不久,范仲淹出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专管狱讼。广德是个地僻人穷的山区,官吏多横行不法,民间讼狱甚多。范仲淹到任后,立即将那些陈年积案一一加以清理,审查复核。

但广德太守刚愎自用,致使冤声遍地。范仲淹不畏权势,根据事实,援引法律,经常与太守争论,对太守徇情委屈之案。

必定要加以昭雪纠正。

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范仲淹调任亳州节度推官。

亳州通判杨日为官清正,关心人民疾苦,多兴利除弊,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对杨日严十分敬重,两人成为至交。在亳州,范仲淹正式恢复范姓,并把母亲接到身边赡养。

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又调任泰州(今江苏泰州)西溪镇盐仓监官,掌管盐税。西溪是苏北海边小镇,人穷地僻,范仲淹却不以为然。他发现泰州和附近的楚州(今江苏淮安)、通州(今江苏南通)经常受到海潮的侵袭,当地老百姓纷纷携家外逃。范仲淹决定修堤救民。尽管修堤不是他职权之内的事,但他还是越职向江淮漕运张伦上书。张伦十分赞成,并举荐范仲淹为兴化(今福建莆田北)县令,全面负责修治海堤。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秋,范仲淹率领通、楚、泰、海(今连云港西南)四川民工四万余人,正式开始动工。但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暴风雪,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此时反对之声骤起,不少人认为“堤不可复”。

但也有些官员力主范仲淹之议,于是决定继续开支修堤。而恰在此时,范仲淹的老母去世,他不得不离职居家守丧。但范仲淹人在家中,心系海堤,他不断写信给张伦,申明筑堤利害。终于,在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春,一道长达一百五十余里的海堤竣工,横亘于黄海滩头。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千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都感激范仲淹,都把这道海堤称作“范公堤”。

范仲淹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丁忧期间,当时应天知府晏殊很赏识范仲淹,让他主持府学。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并且颇有法度。他对家庭困难的学生,总是解囊相助,资助其完成学业。而自己家人衣履不整,孩子们外出不得不轮流更换一件像样的衣服。

范仲淹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建议书。他建议朝廷能选择贤明之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排除社会上游闲懒惰势力,淘汰冗员,消除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他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里包含了他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议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时任副相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

范仲淹入朝以后,勇于直谏,议论风发。当时仁宗皇帝年已二十岁,但朝中军政大事,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满朝文武屈于太后的虎威,不敢有异议。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晏殊闻知范仲淹此举,大为恐慌,他赶忙把范仲淹叫去,指责他轻狂无知,将祸及举荐者。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可当仁不让,“我正因为受了您的举荐,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晏殊无言以对。范仲淹因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秘阁的僚友为他饯行:“范君此行,是极为光耀啊!”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谏官)。这时,干旱和蝗灾正蔓延山东半岛与淮河、长江流域。灾情越来越重。范仲淹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一时尚无反映。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当面质问仁宗:“如果宫中的人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仁宗顿时醒悟,派范仲淹前往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一到灾区,便不顾旅途辛劳,立即开仓赈粮,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灾任务完成后,他还特意将当地饥民吃的一种名叫“鸟味草”的野草带回京师,呈献仁宗,并传示六宫贵戚,劝诫他们不要奢侈浪费。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针砭时弊。不久,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他因参劾宰相吕夷简荻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过了几年,他又由睦州转知苏州。范仲淹在苏州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兴办学校。景祐二年(公元1095年)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并获天章阁侍制的荣衔。范仲淹回京后,吕夷简便派人警告他不要对军国大事妄加指点。或许此时范仲淹应该吸取上次被贬的教训,但范仲淹毫无畏惧,他宁可舍官弃命,也不姑息奸恶。

吕夷简知道范仲淹难对付,不久,便让他去做开封知府,使范仲淹缠身于繁琐事务之中,无暇他顾。但吕夷简万万没有想到范仲淹决事如神,仅几个月,就把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好了。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吕夷简在朝中任人唯亲,朋比为奸,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他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官图》,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呈给仁宗,指责吕夷简用人失度。吕夷简也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又连上《帝王尚好》、《选贤任能》、《近名》、《推诿》四论。斥责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篾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波阳)。许多朝臣不服,纷纷上书,为范仲淹说情。台官韩读为迎合宰相的旨意,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诛、欧阳修等人也被列为范仲淹同党,被流放到偏僻之地。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深秋,秋风瑟瑟。范仲淹乘船远赴饶州。临行时,十里长亭,只有几位正直大臣冒死为范仲淹饯别。范仲淹在饶州数月,又徙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

此时,宋朝西北的党项族崛起,元昊称帝。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元昊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宋因边城不修,兵无训练,被打得一败涂地。宋仁宗大为震惊,忙召集文武群臣商量对策,于是派复竦为陕西前线主帅,韩琦为副帅。韩琦极力举荐范仲淹,于是范仲淹由地方知州转为一名边关将领,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风尘仆仆赶至前线,立即巡视边防。

他制定了固守城池、出奇制胜的战略方针。于是范仲淹一面派人修筑大顺城、细腰城和葫芦泉诸寨,一面训练士卒,严明纪律,招抚羌民。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势力,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直追到西夏境内六盘山麓,在好水川口遭西夏兵伏击,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士卒惨死一万多人。

范仲淹的防守战略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也并非主张消极单纯的防守,而是积极做好战争的准备。庆历三年(公元1042年)三月的一天,他密令长子纯佑和番将赵明,率军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率部从其后。

当部队快要接近西夏军防地时,他下令就地筑城,由于准备充分,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了一座新城,成为西夏的一颗钉子。

元昊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还,宋朝西北沿边人民争相传诵“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的民谚。

自从元昊叛宋起,宋边患再起。军费开支急剧上升。为了扩大收入,老百姓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至宋仁宗时已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宋仁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便广开言路,着手解决。庆历三年四月,范仲淹从西北前线被调回京师,与韩琦并任枢密院副使。七月,参与政事。范仲淹在欧阳修等支持下。写成《答手诏条陈十事疏》,进呈仁宗。主要内容如下:

1.“明黜陟”:没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人,不能升任二府(中书省和枢密院)官职。京师内外的官员,必须任职满三年,才可升迁。

2.“抑侥幸”,即限制大官僚的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窃据密阁要职,正郎以下官,包括路一级官、边远地区官员,必须任职满两年,才可享受特权。

3.“精贡举”,为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应先考策问和议论文,后考诗赋;除考核艺业外,也参考实际表现;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记硬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明经书的字义和道理。

4.“择长官”,由中书省和枢密院选派各路的转运使,提点刑狱和大州部的知州。由三司、御史台荐举州的长官,再由州一级的长官推举县一级的长官。

5.“均公田”,对京师外为官的人员依等级提供相对应的职田,使他们有足够的衣食来养活自己,同时督其廉政,对违法人员予以严惩或撤职。

6.“厚农桑”,要各路转运使劝谕本地人民,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各地县官应对水利工程定期治理,并定奖励考核制度,保证落实。

7.“修武备”,在京师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保卫京师,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三季务农,一季训练,即可节省军费开支,又加强了京师的防卫。

8.“推恩信”,即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将朝廷实施的各种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并派官吏检查执行情况。

9.“重命令”,朝廷要取信于民,不能朝令夕改。要真正做到各项命令能够兑现。

10.“减徭役”,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衙署合并,减少杂役人员,还可派一些州城的士兵充任公役,将不应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仁宗阅奏大悦,立即按范仲淹的建议下诏令颁行全国实施。这样,便开始了以范仲淹为领导的庆历新政。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行,范仲淹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他亲自选拔一批精明能干、正直清廉的官吏巡视全国,检查地方官的政绩并如实上报中央朝廷。范仲淹根据各人的政绩、才能和品德,对不称职的加以降黜,将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一时吏风大变。

但是,庆历新政触动了一大批守旧的大官僚的利益,朝廷内外阴云密布,诬声四起。支持范仲淹的石介被诬陷有废立皇帝的阴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被斥为朋党。一时流言满天,人心惶惶。富弼为了避嫌,请求出使边地,其他支持者也纷纷出京,范仲淹自知新政已无法回天,也带职去视察河东和陕西。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出贬邓州(今河南邓县)。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地失败了。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疾病发作,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

【毛泽东评点】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

宋韩(指韩琦)范(指范仲淹)并称,清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骚骚比隆东汉焉。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摘》第592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激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金,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

——摘自毛泽东的《讲堂录》,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3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要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摘自毛泽东19167年8月1日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在青年毛泽东关于理想人格的表述中,把它分成圣贤与豪杰两大类,并认为这两类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人格内涵是不一样的。豪杰主要是办事之人,他们尊奉圣贤之所重教,建功立业于当时,却难以穷究宇宙之真理,达不到立功、立德、立言的完美境界。而圣贤不仅有智、有功、有力,而且能具德、明道、传教,他们既可以成为办事之人,还能成为改造人类灵魂、净化世俗风气的精神导师。“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帝王,一代之帝王;圣贤,百代之帝王。”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范仲淹既是办事之人,也是传教之人,亦即既为豪杰,又为圣贤。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多次谈到范仲淹,赞赏他幼时的为人和志向,对范仲淹为官砥砺廉洁,一改五代纲维横决,使黎民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的教化之功深为仰幕。当然,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种圣贤创世、治世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已被彻底抛弃。

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为政清明,勤劳奉公。他看到北宋积贫积弱的弊病,主持庆历新政,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推恩信、重命令、择长官十项救补世弊的改革方案。镇守陕西时他“胸中有数万甲兵”,成功地抵御了西夏的侵扰。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在朝中春风得意时,还是遭贬黜失意时,他都不因自己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

退亦忧”。他时刻都想着为国家社稷尽忠,为天下苍生尽力。

范仲淹又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论著、文赋和诗词。他的《岳阳楼记》堪称不朽之名篇。言情写景,堪称双绝,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他的词感情真挚,音调铿锵。《渔家傲》一词,上承唐代边塞神韵,通过边塞的凄凉景象,表现边防将士的忧国深情,将文人词扩大到边塞的广阔天地,意境雄阔。从词史上说,他的词是五代以来婉约词风转变的开端,虽然它还没有后来东坡词那样豪迈宏伟,也没有稼轩词那样豪爽意气,但已明显区别于缠绵柔弱的词风。毛泽东认为范仲淹是介于豪放与婉约之间的“中间派”,就是指这个意思。

范仲淹立功、立德、立言于后世,可谓英名不朽,风范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