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刘秀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两次引用这个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获胜的道理，阐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在《论持久战》中，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他还在读《南史·韦睿传》时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刘秀和韦睿、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刘秀小传】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成，南阳郡蔡阳县（故址在今湖北枣阳县西南）人，是汉高祖刘邦第九代孙子。刘秀出自汉景帝刘启一支，景帝生长沙定王刘发，刘发生子舂陵（乡名，在枣阳东）节侯刘买，买生郁林郡（治所布山在今广西桂平）太守刘外，外生钜鹿（今河北屈周）都尉刘回，回生南顿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令刘钦，钦生光武帝刘秀。

光武帝九岁时死了父亲，由叔父刘良抚养，身材高大，漂亮的胡须和眉毛，大嘴巴，高鼻梁，额头饱满如日，勤于农耕，而哥哥刘縯刘伯升，好任侠养士，常非薄光武帝从事农业劳动，把他比作高祖的哥哥刘喜。

汉光武帝刘秀是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公元25-57年在位。

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刘秀和哥哥刘縯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怀着“复高祖之业”的志向，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起义军。不久他们与绿林军合纵。刘秀在起义军战胜王莽的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12年的战争，刘秀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中元二年（公元57年）春季，正月初八，开始在京城北门外建造皇帝祭所，祭祀地神。东方蛮夷倭奴国国王派使者进贡。二月初五，光武帝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

【毛泽东评点】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理论述描》，《晚年毛泽东》，第257-258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光武会游太学，习《尚书》。

——《讲堂录》（1913．10-12），《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页，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次印刷。

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于此城发生争夺战。

后汉光武帝刘秀，会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63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

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

——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8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2次印刷。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读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上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4页。

【鉴赏】

刘秀的功业有两个方面：

一、完成统一大业。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无地农民沦为奴婢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官府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又遇连年灾荒，人民已经到了难以存活的地步。公元8年，王莽篡汉自立，企图通过托古改制，消除阶级矛盾，解决政治危机，结果适得其反，更加剧了阶级矛盾。不久，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在各地爆发，其中纵横中原的绿林军和威震山东的赤眉军最为强大。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大饥，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聚众数百人起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马武，颍川（今河南禹州）王常、武丹等聚众归附，队伍很快发展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被称为“绿林军”。以后这支起义军又分成下江兵和新市兵两股。在绿林军的影响下，公元18年，琅玡（今山东诸城）人樊崇率众起义，很快发展到几万人。樊崇为与敌军有所识别，各人用赤色涂眉，作为起义军的标记，故称赤眉军。绿林军和赤眉军分别在中原和山东作战，在军事上造成了对王莽统治中心洛阳和长安的威胁。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秀到宛县（今河南南阳）去卖粮食，宛人李通劝说刘秀起兵。这年冬天，刘秀和哥哥刘绩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发动宗族、宾客，联络附近的地主豪强，怀着“复高祖之业”的志向，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组织成一个七八千人的队伍，称为“舂陵军”。起义这年，刘秀28岁。这位年轻人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以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舂陵军初战不利，不久与绿林军中的下江兵“合纵”。接着绿林军在沘水（今河南泌阳境）、洧阳（今河南南阳白河南）两次打败王莽军，使绿林军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诸将帅认为应立汉代皇族后代，南阳豪杰和下江兵主将王常等人都认为刘縯是“刘氏复兴”的“真主”，但新市、平林军将帅慑于刘绩威名，拥立在平林军中做更始将军的汉景帝五世孙刘玄做汉帝，称更始帝，建元更始，国号仍为汉。在更始政权中，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空，刘绩为大司徒偏将军，刘秀为太常偏将军。实际领导权仍然掌握在农民出身的绿林军将领手中。

更始政权建立后，一面派刘绩、刘秀等人兴兵北伐，一面发布复兴刘氏江山的政治号召。于是，海内豪杰纷纷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义军势力的迅猛发展吓坏了王莽。他急忙征调40多万大军向义军进攻。当王莽大军集结在洛阳之时，刘玄的北伐军在王匡、王凤、刘秀的指挥下，已经击溃王莽的先锋严尤、陈茂之军；占领了昆阳、定陵等县；而刘绩与更始主力正在围攻宛城。王邑率大军于六月从洛阳出发，准备去宛城围歼艾军主力。途中，王邑、王寻自恃兵多，不听严尤、陈茂的劝告，决定先攻破昆阳，再向宛城进发。被围于昆阳城中的义军诸将在刘秀劝导下，决心以自己的八九千人固守城池，与王邑大军对抗。刘秀命王凤、王常守城，自己与宗佻、李轶等13人乘着夜色，冲出城去，集合定陵诸营主力，增援昆阳。当时王莽的大军把昆阳城“围之数十重，列营百座，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尘土连天，战鼓之声闻数百里。刘秀率援兵来到昆阳城外，自带步骑兵千余人为先锋，在官兵前摆开阵势。王邑、王寻根本没把义军放在眼里，命令各营没有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只派数千人交战。在刘秀带领下，义军意气风发，一以当十，连连向前推进。刘秀机智地传播宛城已被攻破的消息，瓦解莽军士气，然后率3000敢死之士猛冲敌营中坚。中军一垮，全军溃乱。在城内城外义军的夹击下，莽军自相残踏，死者不计其数。昆阳之战，汉军击溃了王莽大军的主力，决定了王莽政权覆灭的命运。

毛泽东在自己的军事著作中两次引用这个以弱胜强的战例。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来说明作战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获胜的道理，阐明了战略防御原则的重要意义。在《论持久战》中，则用来说明指挥员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从而导致战争不同的结局。他还在读《南史·韦睿传》时批注道：“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韦睿和刘秀、周瑜一样，都有大将之风，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由于刘秀在昆阳之战中立了大功，刘夺取了宛城，他们的势力逐渐与农民军分庭抗礼。于是新市、平林的农民起义军将领劝更始帝刘玄杀了刘绩，刘秀闻讯赶赴宛城谢罪，以此取得了农民起义军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新莽政权灭亡后，更始帝北都洛阳，刘秀又行大司马事。不久，他被派往河北地区镇抚州郡。次年五月诛灭称帝邯郸的王郎，封萧王。河北地区的豪强地主率宗族、宾客、子弟先后归附刘秀，成为他的有力支柱。此后，刘秀拒绝听从更始政权的调动。同年秋，又破降和收编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扩充了实力。不久，刘秀派吴汉等袭杀更始政权的尚书谢躬，与农民军彻底决裂。

刘秀称帝后，军事上的第一个目标便是消灭农民起义军。

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赤眉军西攻长安刘玄。途中，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立11岁的刘盆子为帝，年号建业。由于刘玄大肆屠杀农民起义军将领，王匡于次年八月率部分绿林军投奔赤眉军。九月，赤眉军与王匡军合攻长安，刘玄被杀，更始政权灭亡。

刘秀见夺取关中的时机已到，便派邓禹为前将军引兵西进，派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派冯异为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将军，以拒洛阳的朱鲔。更始三年（公元25年）正月，经过数月战斗，整个河东被邓禹占领。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在群臣的拥戴下称帝于酃（今河北柏乡北），重建汉政权，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这一年，刘秀年仅31岁。七月，刘秀乘赤眉军逼近长安，绿林军无暇东顾之机，派吴汉为大司马攻洛阳，九月，朱鲔献诚投降。

至此，绿林军在关东的主力已全部被镇压。到公元27年二月，冯异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击溃了赤眉军，刘秀亲率大军在宜阳迫降赤眉军主力，樊崇、逢安等携刘盆子投降。这年夏天，原赤眉军首领樊崇、逄安等举兵又起，被刘秀所杀。

西汉末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失败了。

刘秀既已消灭了更始和赤眉，等待他的历史任务是全国的统一。他必须与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各派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争夺。当时张步割据山东，刘永割据梁地，李宪割据于庐江，秦丰割据南郡，还有自保于河西的窦融，称雄于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以及据有晋、陕北部和内蒙古一带与匈奴相勾结的卢芳等各派政治势力。

以上几支割据势力虽然对中原的刘秀形成包围的形势，但他们互不统属，各自为政，难以联合对付刘秀。于是，刘秀决定采取先取关东，后攻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刘秀向来歙问计，来歙献上联陇制蜀、西和东攻之策，刘秀加以采纳。刘秀便派他出使陇西，说服隗嚣和刘秀联合，共同对蜀。后来，公孙述几次出兵进攻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皆被汉陇联军击败。刘秀解除了后顾之忧，便集中兵力进攻关东。在关东，对刘秀威胁最大的是刘永。刘永据有今豫东、皖北，与青州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连成一个颇大的军事同盟。况且刘永是梁孝王的八世孙，曾诏封梁王，在宗法中的地位比刘秀有利。建武二年（公元26年）夏，刘秀派将军盖延攻陷刘永的首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次年，刘永为部下所杀，永子刘纡继位为王，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八月，被刘秀大将吴汉攻杀。同年十月，耿弁与张步战于临淄（今山东临淄），张步投降，齐地平。建武四年（公元28年）九月，汉军围李宪于舒（今安徽庐江南），获李宪。

与此同时，刘秀又遣别将南征秦丰于章丘（今湖北宜城北）、征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田戎于沙{耶（今湖北沙市）。秦丰被俘延岑、田戎皆亡人蜀，投奔公孙述。

割据渔阳（今河北密云西南）的彭宠，为其家奴所杀，其部投降。于是北至幽燕，南至荆襄，次第平定。

东方虽平，但西南与西北，还为他人割据。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公孙述、隗嚣和卢芳。公孙述占据益州之地，即今之四川、贵州和云南的大部分，地势险阻，资源丰富。他北连隗嚣，东结延岑、田戎，称帝建号，以拒刘秀。隗嚣则据有安定、陇西、天水、武都诸郡，即今甘肃东部地区。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匈奴、诸羌，粮草充足，兵强马壮，进可以闯入关陕，退可以自保边陲。卢芳据有今晋、陕西部和内蒙古一带，有匈奴做后盾。面对这些割据势力，刘秀采取联合窦融，夹击隗嚣的策略。《后汉书·窦融传》说，刘秀“闻河西完富，地接陇蜀，常欲据之以逼嚣、述”。窦融曾参与镇压赤眉、绿林起义，后归更始。更始败后，被张掖、武威、酒泉、金城、敦煌五部长吏推为河西五郡大将军，据境自保。建武五年（公元29年）窦融归附东汉王朝，任凉州牧。建武八年（公元32年），刘秀率众将亲征隗嚣，窦融率部夹击。次年隗器病死，其将立其子隗纯为王。十年十月，来歙等大破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县西），纯降，陇右平。

得陇望蜀，至此，东汉对割据巴蜀的公孙述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秀发两路大军攻蜀，一路自北南下入蜀，由来歙率领，一路溯江而上，由吴汉、岑彭率领。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吴汉攻败公孙述。公孙述重伤身死，次日部将投降，巴蜀平定。割据安定的卢芳也于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归附，不久逃往匈奴。这样，经过12年的战争，刘秀终于削平群雄，完成了统一大业。

二、柔道治国。

刘秀曾经说过：“朕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所谓“柔道”，就是德政，这是光武革除新莽弊政，中兴汉室的大政。

早在称帝前，刘秀听取了主簿的意见，察问民情，平反冤狱，释放囚犯，废除王莽时代苛刻的法令。恢复了西汉的官名、制度，深受河北一带人民的欢迎。接着，刘秀少年时代的朋友邓禹从洛阳徒步赶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来入伙。

邓禹向他建议：“当今之计，不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大业，救万民生命。”刘秀把邓禹的意见作为中兴大计。在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他用的仍然是“柔道”。冯异率兵去攻打长安，刘秀嘱咐他：“将军此去，不一定要掠地夺城，更重要的是除暴安良，安定人心。”

鉴于西汉一朝诸侯纵横、权臣跋扈和外戚篡位的教训，刘秀为了加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整顿吏制，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上威不行，下专国命”的教训，于是“退功臣而进文吏”，虽封功臣为侯，赐予优厚的爵禄，但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削夺他们的兵权。功臣除了任边将之外，多在京城这就改变了西汉初年那种由功臣相继出任丞相，在朝执政的情况。

对于外戚在经济方面虽然优厚，但不让外戚干预朝政。对于宗室诸王，则仅封狭小国土，也严加控制。在行政体制上，刘秀一方面进一步抑制王公职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由尚书典守机密，出纳王命，使全国政务都经尚书台，最后总揽于皇帝手中；另一方面，又加强监察制度，提高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和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建武六年，刘秀将全国共并省四百多个县，吏职减省至十分之一。这些措施，强化了皇帝的权力，达到了“总揽权纲”的目的。

其次，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刘秀采取了不少措施安定民生，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令废除什一税制，恢复三十税一制。

减轻赋税，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刘秀还大力提倡兴修水利，减轻和恢复战争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建武七年（公元31年）又把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遣散还乡，发刑徒屯田边境以代替征调戍卒。自建武二年至四年，前后9次下诏释放奴婢，或提高奴婢的法律地位。规定民有被作奴婢而愿意归随父母的，听其自便，奴婢主如果拘留不放，就依法治罪，对于没有释放的官私奴婢，也在法律上给予一定的人身保障，规定杀奴婢的不得减罪，炙伤奴婢的要依法治罪，又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法律。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大量奴婢免为庶人，对于广大流民返回农村，促进生产，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帝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2100多万。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刘秀默许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土地，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颁布“废旧令”，命令各州郡检查垦田亩数与户口、年龄实数。失败后，刘秀改用移民屯垦的办法来缓解土地问题上矛盾。

再次，尊贤下士，神化经学。刘秀不仅好学问，而且“尊贤下士”。他把尊贤看做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大事。他对不仕王莽朝的学士名人，悉为召见。凡应征召见的，刘秀均亲躬下问，量才授职。凡不愿为官的，刘秀也不强求，以礼相待，虚心咨询。刘秀视建太学重于修建王宫。刘秀深知儒学是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提倡儒家经学，并把图谶神学与之紧密结合起来。谶原是预决吉凶祸福的预言，讳是对经书的迷信解释。谶讳神学，主要是把阴阳五行用儒家伦理学说搅合在一起，使之带上神秘色彩，更具有欺骗性。但它自身自有不可克服的矛盾，谁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任意解释。王莽末年，许多地主豪族起兵，都是利用谶讳作为割据称雄的思想工具。刘秀夺取政权也利用谶讳制造舆论，统一天下后，遂极力宣扬谶讳，要求臣僚信奉。刘秀死前，更“宣布图谶于天下”，命令全国都要信奉谶讳。谶讳学说虽然是不科学的，但在当时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统治起了一定作用。

此外，刘秀还重视节俭，反对厚葬的陈规陋习，并为此专门下过诏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刘秀还反对吹捧，不准史官把自己的功德写进史书。

总而言之，刘秀统治时期，政治稳定，吏治清明，社会秩序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生产，东汉初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口及垦田数不断增加，手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税收也随着增加。刘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分裂割据的国家恢复统一，并使国家从战乱萧条中逐渐走向繁荣兴盛。史家把刘秀统治的这段时期称为“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太学生出身，是历代帝王中文化程度最高的。

他在王莽末年起兵南阳，仅用近十多年的时间，便镇压了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削平了各地封建割据势力，完成了“江山重归汉，天下再姓刘”的统一大业，创建了东汉王朝，无疑是个出色的皇帝。但他的文治武功，比起他的先祖刘邦来又逊色得多。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大权旁落的教训，光武帝不让功臣、外戚把持军政大权，并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严加防范。另一方面则重视文治，提倡儒学谶讳，注重从儒生中选拔人才，客观上遏制了功臣、贵戚的势力，又有利于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使东汉出现了“四海兴平”的局面。

综观光武帝一生，从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到安邦治国，颇有传奇色彩，故毛泽东认为“光武可以读”。显然，毛泽东欣赏光武帝，主要是看重其以少胜多，并统一中国的军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