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命皇帝王莽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他具有孝友的性行，老师、朋友赞许他具有仁厚的品德。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在成帝、哀帝的时期，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一举一动常常被人们称道。王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如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毛泽东读到此诗时感慨万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

【王莽小传】

王莽（公元前45年一公元23年），字巨君。其先祖为战国齐田氏后裔，汉初改姓王。他的曾祖父王贺，武帝时做过绣衣御史，因为性情宽和不嗜杀戮而被免官，徙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祖父王禁少时在长安学习法律，后来当上廷尉史，于是便在长安安家。王禁有四女八男，次女王政君为汉元帝皇后，生成帝。长子王凤，次子王曼即王莽之父。

当王莽降生的时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经做了四年皇后。

凭借这层姻亲关系，王氏宗族已经在汉朝中央和地方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

汉成帝刘骜立，生母王政君被尊为皇太后，王凤做了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莽的其他叔父和兄弟也都封侯获爵，声势煊赫，不可一世。唯独王莽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得到什么荣宠，因此王莽少时在王氏族中较为孤贫。而他的同宗兄弟皆“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莽却没有同流合污。他摒弃声色，处处屈己下人，恭敬俭朴。他拜当时的名儒沛郡人陈参做老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子，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另一方面，王莽在社会上交结一些名士俊杰，对家族中的伯父、叔父更是小心侍奉。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生病时，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自为王凤尝药，一连几个月，弄得蓬头垢面，睡觉也是和衣而睡。王莽的殷勤博得了王凤的好感，王凤在临死时还嘱托元后和汉成帝授予其官职。就在这一年，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

王莽外交名士俊杰，内事诸伯父、叔父，使他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表示愿意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封地赐封王莽。

还有长乐宫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郡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等一批知名人士，都在汉成帝面前替王莽说话，汉成帝也认为王莽贤能，因此封王莽为新都侯，新都侯国建在南阳郡新野县的城郊，有居民一千五百户。不久。

王莽又被提升为骑都尉兼光禄大夫加侍中衔。由此王莽便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颇有影响和权势的大臣。

王莽官阶职位越尊贵，态度作风越谦恭。他分散车马衣服，施舍救济宾客，家里不留多余的。他又收罗名士，结交将军、宰相、卿大夫之类的重臣。所以当权人物更加推荐他，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也替他宣扬称道，王莽的名声传遍朝廷内外，超过了他的伯父、叔父们。

在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王莽更时常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事情，即使有时暴露出他的虚伪做作的本色，他也处之泰然，毫无愧色。王莽的哥哥王永早年去世，留下一个儿子叫王兴。

王莽让王兴跟一位儒学博士学习，并亲自请假带着酒肉去慰问他的老师，赏赐遍及王兴的同学，引得许多儒生在周围看热闹，老人们在旁边对王莽啧啧称赞。王兴的年龄比王莽的儿子王宇小些，王莽让他们同一天娶妻。在宾客盈门、觥筹交错的筵席上，忽然有仆人来报告王莽的母亲病了，王莽几次离席到后堂探视，并服侍其母用药。王莽大孝的美名不胫而走。还有一次，王莽秘密地买了一个女奴，他的兄弟们便有了些议论，王莽得知后，便煞有介事地对他的兄弟们说：

“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我听说这个姑娘会生儿子，便特意替他买下来的。”当天，王莽便把女奴送给了朱子元。

王莽隐情求名，声誉与日俱增。不久，他把目标瞄准了大司马、大将军之职。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的叔父——正做大司马、大将军的王根病重离职。而王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位列九卿，名位都在王莽之上，成为王莽的最大竞争对手。王莽为了击败对手，他处心积虑地搜集到淳于长的罪过，通过王根向皇太后王政君汇报，淳于长伏法受诛。三十八岁的王莽“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王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想要使自己的名誉超过前人，便不知疲倦地克己奉公，聘请许多贤良充当办事人员，将皇帝给他的赏赐和封邑的收入全都用来款待士人，自己更加俭朴。他的母亲生病时，满朝公卿大臣都遣其夫人前往探视。王莽的妻子短衣布裙迎接，以致这些贵夫人都把王莽的妻子当做他家的奴婢。

王莽辅政一年之后，成帝驾崩，哀帝刘欣即位。由于哀帝外戚随着新皇帝的登基大量地涌进朝廷，与王氏外戚集团争权夺利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王太后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便下诏让王莽离职就第。王莽心里很不愿意，但又不敢违背姑母王太后的旨意，只好上表乞退，哀帝不敢得罪王莽，便下诏挽留。于是王莽依然掌握着大司马、大将军之印。

但哀帝的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的外戚集团已公开向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集团挑战，高昌侯董宏上书提出了“母以子贵”，“丁姬宜上尊号”的奏议，以取媚于哀帝及其母族。

王莽立即反击，他亲自出马，纠合大将军师丹弹劾董宏“误国不道”。后来，未央宫内举行宴会，内侍安排傅太后坐在太皇太后旁边，王莽知道后，下令撤去傅太后的尊位，并指出原因是她只是藩王太后，没有资格与太皇太后平起平坐。傅太后知道这件事后，十分恼火，拒绝参加宴会，于是更加恼恨王莽，王莽再一次上递辞呈，想向傅太后证明自己权倾朝中，是不好对付的。但这一次王莽万万没有想到，哀帝果真来了个“顺水推舟”，给王莽加上一些虚假的荣誉和给一笔丰厚的赏赐，让他在京中闲居。三年之后，又借故遣他到自己的封地南阳。从此，他闭门不出，开始了为时六年的蛰居时期。

哀帝为了进一步打击王氏外戚集团，下诏令王根离京，把王商之子、成都侯王况免为庶人，同时还罢免了王根和王商引荐的官吏。一时王氏外戚集团的朝廷势力大大削弱了。

王莽不甘心失败，他身居南阳，眼观京师，犹如一只双爪按地的猛兽随时做好搏击的准备。他在南阳结交各级官吏，又不失时机地猎取名声。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仆，王莽责令王获自杀。王莽对新都相孔休百般拉拢。使他赢得了忠于朋友、爱护奴婢的声名。而王莽的党羽们不断为王莽喊冤叫屈，为他重返庙堂大造舆论。

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贤良周护、宋崇等借日食对策，向哀帝上书，为王莽大唱赞歌。哀帝鉴于舆论压力,只得以“侍候元后”的名义让王莽重返京师。到第二年六月，哀帝病逝，没有子嗣继承皇位，傅太后和丁太后都已去世。

太皇太后当天坐车前往未央宫收取御玺，派遣使者飞快去召见王莽，并把军政大权委以王莽，王莽重掌大司马、大将军之职。王太后和王莽立中山王刘衍为帝，王太后临朝，王莽以大司马名义独揽大权。王莽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罗织罪名迫令孝成赵皇后、孝哀傅皇后自杀，并把丁、傅两家外戚及其亲族一律赶出京师。又积极拉拢大司徒孔光，提拔孔光的女婿甄邯担任奉车都尉。凡朝中大臣不为王莽所用者，皆捏造罪名予以打击。即使是他的叔叔王立，王莽也不放心，他挟持元太后打发王立回到自己封地去了。

从此以后，朝廷上下对王莽的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王莽开始实现他更大的野心。他指使他的党羽向王太后邀功：“太后委任大司马王莽决策拥立新皇帝，从而安定了国家。以前的大司马霍光有安定国家的功劳，增加封邑三万户，并且规定子孙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爵位和封邑，比照萧相国一样。王莽应当比照霍光的成例受封。”王太后询问三公九卿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要封王莽为“安汉公”。王莽上书把功劳归结为自己与孔光、鄄邯等集体的功劳，并要求将他们加以赏赐，而不要归功于他自己。于是，王太后下诏赐封，王莽托辞害病不受。后来在王太后和大臣们的要求下，王莽受封安汉公，并出任太傅，其他一切依照汉初萧相国成例。这一天，王莽装作诚惶诚恐的样子，不得已才上朝接受策封。他接受了安汉公的称号和太傅的职位，却辞谢了增加封地和规定子孙后代可以原封不动地继承爵位、封邑这两项赏赐，并假惺惺地发誓说，只有全国老百姓都丰衣足食了，他才考虑接受赏赐。

王莽名为安汉公，而在骨子里却怀着急不可耐的篡汉的热望。但王莽毕竟是聪明人，表面上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追求安汉公的荣誉。为了取得人心，王莽建议朝廷恢复了一批汉宗室后裔的王位，封汉兴以来的功臣后裔为列侯、关内侯。

又上尊宗庙，增加礼乐，下惠百姓士民鳏寡，“恩泽之政无所不施”。

对于姑母太后，王莽总是不厌其烦地用歌功颂德的办法讨她欢心。同时，又以保护健康的名义，悄悄地承袭元太后的权力。他指使其爪牙上书王太后，说太后至尊，不宜操劳过度，一些小事就不必亲自处理。因此王太后便将考核官吏的大权交给了王莽，这样一来，他的权力和国君差不多了。

王莽为了讨王太后的欢心，便想方设法使王太后猎取“爱民”和“节俭”的美名。他让王太后下一个“衣缯衣，颇损膳，以视天下”的诏令，紧接着自己第一个带头响应，愿意出钱一百万，献田三十顷，交给大司农去救济贫民，于是各级官僚闻风而动。王太后“节俭爱民”的美名倾动朝野，王莽也获得了忠孝之名。

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王莽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平帝。王莽是在王氏外戚集团专权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最清楚自己的权力与他作为皇后的姑母王政君的关系。于是他向王太后上书建议替平帝选后，王莽的女儿在被选之列，但王莽又假惺惺地上书道：“自己没德行，女儿资质低下。不适宜做皇后。”王太后以为王莽出于诚意，便下诏应允。这可急坏了王莽，幸而王莽的党羽雪片般地上书，改变了王太后的主意，听凭公卿大臣去选取王莽的女儿。王莽十四岁的女儿便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王莽与刘姓王朝又多了一层深厚关系，成为当今皇上的泰山大人。于是那些围绕在王莽周围的爪牙们更加对他阿谀奉承。大司徒陈崇请人代写了一篇两千五百多字的奏文，上奏到王太后那里。奏文称王莽是伟人，历代的伟人不能与他比肩，后世的英雄豪杰无法望其项背，最后还要求王太后“宜恢公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令如伯禽”。

王莽以为经过他多年苦心经营，已经是朝野倾心，爪牙密布，占据要职，他代汉自立将是易如反掌。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祸起萧墙，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出来反对他。一次，发生了让王莽心惊肉跳的吕宽案。王莽迎立中山王为帝时，鉴于哀帝登基后自己所受的挫折，深怕平帝外戚随之入朝会对他的擅权造成障碍，于是坚决阻止平帝外戚入京，王莽的儿子王宇反对王莽隔离平帝外戚卫氏家族，怕平帝长大后会怨限，便私下派人和平帝舅父卫宝通信，告诉平帝的母亲打报告请求到京都来。王莽知道后，当然不答应她的要求。王宇见此法不行，便与他的老师吴章和内兄吕宽商量对策。吴章认为王莽不可能规劝，然而相信鬼神可以制造怪异使他害怕，吴章再乘机劝说他让平帝外戚进京。于是王宇让吕宽于夜晚拿血涂洒王莽的住宅，不料被王莽家守门的小吏发觉，王宇被迫自杀。王莽更是暴跳如雷，又治吕宽之罪，凡王莽认为异己者，一律指为吕宽党羽逮捕下狱。

吕宽之案平息不久，王莽又打起以周公故事封赏自己的主意。最后王太后于元始四年（公元4年）加封王莽为“宰衡，位上公”。给他增加属员和卫士，并相应地封赏他的母亲、夫人和儿子。

王莽得到宰衡的名号之后，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笼络地主阶级和各类知识分子。元始四年底，王莽在京师兴建明堂。辟雍和灵台，给学员建筑宿舍一万间，举办商场——常满仓，同时在太学设立《乐经》博士，增加博士名额，每一经设博士五人，又广泛收罗全国具有卓越才能的士人，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见解。不久，王莽又加封九锡，巡行的“风俗使者”，从全国各地带回了为王莽歌功颂德的歌谣，王莽自鸣得意起来，他的下一步是要登上九五之尊位。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害病。王莽感觉到平帝是自已的威胁。用一杯毒酒把他送上西天。本来王莽可以直奔龙椅，南面称孤，但为了隐瞒鸩帝一案，他决定先立一个名义上的小皇帝作为自己的过渡。最后立宣帝玄孙广戚侯刘婴为帝，当时刘婴仅两岁。

不久，在平帝葬仪的哀乐声中，要求王莽“应天承命”做皇帝。从此接二连三，绵绵不绝。居摄元年（公元六年），王莽开始做起摄政皇帝，孺子婴为太子。

王莽毕竟是篡汉自立，至此成为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各地以维护和恢复刘氏政权为名而举起反抗王莽的旗帜。而王莽的爪牙们却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之所以有人敢造反，是因为王莽的权力太小，应该提高他的权位去镇服全国。王莽自称“假皇帝”，但也没镇服各地的反抗。在大军镇压下，王莽便在爪牙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窃取了刘氏的权力，公元9年，王莽举行隆重登基典礼，建立新朝。

王莽依靠裙带关系，用欺骗手段，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但他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元帝以后，由于政治腐败，外戚跋扈，官吏贪暴，地主豪强横行于乡里，土地兼并愈趋激烈，汉末奴蜱人数激剧，成为生产上的沉重负担，人民在重压下逃亡和反抗，带来了社会的动**不安，而统治阶级生活极端腐朽，劳动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王莽为了挽救地主阶级的垂危命运，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考虑将统治制度改弦易辙。王莽依照《周礼》设计了一整套对社会进行“复古”改制的蓝图。其中最重要的是针对土地兼并所引起的问题而制定的“王田”政策，另外针对私蓄大量奴蜱而制定的禁止买卖奴婢的法令。此外还制定了“五均六管”、货币改革等工商财政经济政策以及多如牛毛的制礼作乐措施。

“王田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是王莽试图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稳定封建统治的根本措施。始建国元年（公元九年），王莽颁布王田制的诏书。在诏书中，王莽痛斥秦汉以来的土地兼并之害，提出了他的均田理想和均田方案。尽管王莽一开始就以严酷的法令强制推行王田政策，但由于它既不符合客观实际，又不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加上豪族地主的反对，这个政策很快便终止执行。

王莽在颁行王田制的诏书中，于痛斥土地兼并之害的同时，也严厉谴责奴婢制的惨无人道，因此他下令改称奴婢为“私属”，并禁止买卖。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奴婢社会地位的提高，禁止买卖，则是为了防止奴婢人数的继续扩大。由于王田制的失败，他的新奴蜱政策也就无法实现。天凤四年（公元17年），王莽又实行一种寓禁于征的政策，对奴婢征收算赋，以限制和减少奴婢的使用量。

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颁布六管令，对工商业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即盐、铁、酒由政府实行专卖；货币铜冶由国家专营；名山大泽由国家管理；五均赊贷由国家经办。

他的目的是要“齐众庶，抑并兼”，即限制富商大贾的投机活动，以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同时也是为了在不加重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在王莽众多的经济改革措施下，货币改革是最混乱、最荒唐的一种。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宣布第一次货币改革起，至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灭亡，十多年间。他四次下诏改革货币，五次下诏重申货币改革的命令和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严刑酷法，而每次改革，差不多都是以小易大，以轻易重，运用政治权力加强对人民的剥削，屡改币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安定，都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王莽的改革措施没有收到成效，国内矛盾重重。而他又制造民族纠纷，挑起边境战争。王莽派遣他的所谓“五帝之使”赴各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他们在内地敲诈勒索，大肆骚扰；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又故意制造事端。他们到匈奴单于宫庭以后，授于单于新的印信，把“玺”改成“章”，并将单于玺当场锤个粉碎。单于大怒，出兵进犯内地。王莽不但没有收敛自己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给匈奴单于以新的侮辱，将其更名为“降奴服于”。同时调动军队，于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冬发动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争。结果只能是劳命伤财，无功而返，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必然进行无穷的明争暗斗。由于王莽的政权是以篡夺手段取得的，因而他与刘汉贵族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公元9年四月，当王莽还沉醉在登基典礼的欢乐中时，发生了汉宗室刘快反对王莽的起兵，他打出的旗号是“恢复汉室”，这使王莽深深地感到刘汉王朝的魔影还有相当的号召力。

甄丰、王舜、刘歆三人是王莽手下主持行政、军事、舆论等方面的大爪牙，为王莽篡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自从王莽做上了皇帝，王莽便对他们失去了兴趣，于是便拿他们一个个开刀。从此以后，王莽变得更加狐疑成性，时刻提防臣子的暗算。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官员，总是处处防范、层层监视，进一步造成王莽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倾向。而王莽为了防止大权旁落，臣子专权，就把所有的政务都揽在自己身上。

王莽嗜古成癖，好大喜功，时常改变制度，政令烦多，刑罚苛酷，下官应办的事情，不反复问个明白，谁也不敢自作主张，贸然行事，结果造成行政体制几乎陷于瘫痪。

新朝建立之后，王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非但没有解决和缓和汉末以来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反而使这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他挑起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战争，把沉重的赋役加在已被榨干了血汗的劳动人民身上。他又大规模营建东都洛阳，在长安修建壮丽至极的九庙，再加上水、旱、蝗等各种自然灾害连绵不断，劳动人民酝酿已久的大起义如火山一般地爆发了，向王莽的新朝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起义队伍主要有两支：赤眉军和绿林军。公元23年，昆阳大捷，农民军消灭了王莽最精锐的军事力量，王莽的垮台已成定局。各地的地主阶级野心家乘机而起，他们混迹于农民起义队伍之中，窃取了农民革命队伍的领导权，绿林军的相当一部分被刘秀改造成南阳豪族地主集团重建封建王朝的工具。王莽政权在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和地主阶级武装的打击下，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王莽众叛亲离，连自己孙子也反对他，公元二十三年十月，起义军攻破长安成，王莽在战乱中被杀死。

【毛泽东评点】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

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的。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其均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

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目耳。

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之利益，故取得最后之胜利。

——摘自廖盖隆主编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精编／第43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要奋斗到底，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

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给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是非。

——摘自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1页。

【鉴赏】

王莽以皇亲国戚起家，屈己下人，勉力而行，从而博取名誉，赢得了家族称赞：他具有孝友的性行，老师、朋友赞许他具有仁厚的品德。等到他登上高位，辅佐朝政，在成帝、哀帝的时期，为国家辛勤工作，本着正直的原则行事，一举一动常常被人们称道。王莽的行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正如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读到此诗时感慨万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论定他的功罪。

王莽明明很早就决定了篡汉自立的既定目标，但在真正实行代汉之前，他却一直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汉室的大忠臣。他每前进一步，都从他的姑母王太后那里夺取汉朝廷的一些最重要的权力，但每一次他都能把窃夺权力的行径说得冠冕堂皇，光明正大，既合古训又符今情，既承天意又顺民心。对待封建道德信条，他总是在表面上、口头上恪守，而实际上是在巧妙地，甚至是明目张胆地对这些信条加以亵渎，而且，还给这些亵渎封建道德的行动伪饰上封建道德的圣洁花环。他以忠去文饰篡，用孝去文饰戾，用仁义道德去文饰男盗女娼。要不是王莽最后篡汉自立，或许后世之人还真会以“汉室大忠臣”来赞扬他。

王莽代汉立新之所以顺利地获得成功，并非仅仅因为王莽的欺骗和狡诈，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造成了地主阶级对改朝换代的向往，而王莽执掌汉朝廷大权后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成为社会各阶层瞩目的改朝换代的人选。

在王莽当政的汉平帝时期，西汉政权相对地保持了稳定，王莽虽然事事专权，但却不像傅、丁外戚集团那样昏妄荒唐。

他对地主阶级的各个集团和阶层，除了政治上的反对派之外，都分别采取了安抚或收买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在经过哀帝时期的混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几乎都把稳定封建秩序的期望寄于王莽。王莽当政以后，大量增加博士弟子的名额，广建辟雍、学舍，征召异能之士，通过这些办法，为中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加广阔的仕途。王莽就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统治基础。对于汉朝的宗室贵族，王莽也用爵位利禄进行收买。公元5年，王莽一次在宗室贵族中封了三十六个列侯，其余也各有赏赐，因而相当一批汉宗室贵族把王莽当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表。王莽在长安城储备大量谷物，这对于那些在水旱灾疫相继的岁月里因谷价昂贵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城市老百姓，无疑是一种恩赐之举。

由于王莽采取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措施，的确赢得了整个地主阶级几乎所有阶层和集团的拥护，因而他篡汉自立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对于王莽的评价，中国封建社会一向以“操莽”并称，曹操和王莽历来被看做“乱臣贼子”的典型，而王莽所遭受的唾骂，更甚于曹操。

其实王莽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应占有一席地位。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他注意农民问题。王莽的“王田”政策显示了他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他看到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是当时阶级和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根源。正是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造成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大批自耕农的破产，造成了地主阶级大量奴役佃农的可能性，造成了奴婢数量的不断增加。

王莽的这个认识是符合实际的。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他采取的办法是废除土地私有而代之以封建的土地国有并禁止土地自由买卖。据此可以认为王莽代表了一定的农民利益，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刘秀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对，这似乎有点言过其实。王莽实行“王田”政策，确实对农民有利，但王莽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所代表的是豪族地主利益，企图通过此项改革把全国土地变成自己一家一姓的私产，更重要的是他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因此其王田、奴婢政策的失败又是必然的。

王莽实行的“五均六管”政策，显示了他对封建国家控制垄断生产必要性的认识，但是，由于王莽实行此项政策的基本目的是把富商大贾的利益攫为己有，而同时又任用昔日富商大贾主持此项政策的推行，这项政策最终也就变成残民害物的政策。他的货币改革使得社会经济生活一片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

王莽的新朝在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亡，自己也落得个千古骂名，他的改革却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