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走上了刑场。

他留下了一份几万字的供词。

供词记述了他的四十二年的一生，特别是二十八岁后参加太平天国的十四年春秋；也反映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

常见有通论，据供词说李秀成是叛徒，供词就是叛徒的自白书；也有说供词是信史，是革命回忆录。相距何异天地。

千古功罪，这都是以政治考量历史。此处只能是从学术视角，从李秀成的世界观里来作一探察、研究。

李秀成为什么要写供词，而且是呕尽心力，把它写得很长很长。它的不少内容，本已不是属于供词，且亦不是主审者们要他所交待的。他确实是别有用心，很有用心。

在供词里李秀成写了太平天国和自己，也有不少向曾国藩阿谀自污之语，但在字里行间却渗透了他的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即天命观。

他的天命观是农耕社会小农固有的共识。

李秀成时代，中国还是一个封闭时代，没有西方启蒙时期的进化论，当然更没有阶级论。因此我们不能以进化论、甚至是马克思的阶级论来定格李秀成。对李秀成有决定影响的，只能是天命论，也就是宿命论。

他在被捕后的指导思想是天命论。

他写供词的指导思想也是天命论。

几万字的供词，字里行间多次出现有带着天命论意识的词眼“天意”、“天数”、“天机”，且为之作自圆的解说。

试列如下：

（一）称赞烧炭工杨秀清“自拜上帝之后，体体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

（二）1856年第一次破江南大营后称，“杀东王即此时之间。此是天意”。

（三）1860年取得苏州，称江南大营“官兵无主，故而投也。此是天意，六困天京，尚而有救”。

（四）五困天京时称，“此时天朝气数未尽，不应绝命”。

（五）1860年首次取杭州，“此时天朝未当灭绝，谋而即中”。

（六）能顺利召开建平大会，“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朝不该绝，是以而合天机”。

（七）说洪秀全赴广西开创基业，“其一人欲图立国，何肯先教于人乎！此是天机，升平日久，应出此人，集传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

（八）1861年在由湖北退兵至江西，在新淦渡江，因河水涨，不能进，后河水退了，称“与我兵过河，此是天意所就，非我之能”。

（九）1862年5月攻打上海，在青浦打败鬼兵，“此之天意从事，我早架大炮等他”。

（十）供词最后结尾，也就是他说的天命观终结：“今我国末，亦是先天之定数，下民应劫难，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

这种所谓“天意”、“天机”、“天数”的天命观，还常见李秀成平时言行。《避寇日记》卷四就记有，1862年，在嘉兴新塍张贴的李秀成布告内称就天京被重困，“国中有难，还望协力同心，始言天，继言命”。

在李秀成被俘于狱中回答赵烈文与救援安庆退兵问话，也有称：“余算诚不密，先欲救皖，后知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抑亦天意耳。”（《能静居土日记》卷二十）

他把一切命运多舛，归咎于“天命”，所谓“我生世亦未悉天命之先排，若人能先有先知，何肯违犯天命，逆天行事”。

李秀成在供词和供词外说的“天意”、“天机”、“天数”等天命观，此中之“天”，并非洪秀全的“天父天兄”的“天”，即非西方的上帝，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千百年来所宣扬的“天”。李秀成从小就深受《水浒》、《三国演义》、《说唐》和《封神演义》等章回小说影响，诸如在供词里几次谈到“乱星下凡”和“斩将封神”。老天之言，决定一切。《水浒》就有梁山聚义出现天降石碣时，“宋江说：不可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第七十一回）

所谓天意、天言，等等，也就是传统的中国天帝言行。它定格家国兴亡，个人生死安危。所以李秀成认为，他能兴旺发达，乃是老天相援，他的命运多舛，时运不转，也是老天相授，晚期多有乖张，虽是勉为其难，乃是奉行天意而为。

“天”始终支配李秀成的理念。

李秀成有时还带有凯歌声中的忧患意识、悲观情绪。

早在1860年4月，攻破江南大营，进略苏南。这也是李秀成一生事业走上顶峰时期。他途经常州，当时李秀成很欣赏书生张佩忍，当张佩忍谈及太平军军纪不好，李秀成即表示很难约束部属，且说：“我受了天朝的厚禄，效力有年，头发长得这样的长，要走亦不可能。如若一路顺风，江山有分，便有吃有用，功名震世了；若吃败仗，也是若不可言啊。先生未受天朝之禄，祸不能害，若要同尝，是我反累先生了。”张后来回忆说：我既不能同行，回味忠王的谈话，是含有悲哀成分的。（胡叔磊《太平军目睹之一角》）

此时此刻，虽然尚是柳暗花明，风起云涌，但李秀成也有归咎于“天意”莫测了。

相传曾国藩于攻陷安庆围困天京时，曾下书至苏州招降李秀成。李秀成没有表示。但他不会投降。因为此时的李秀成“骑在虎背，不能不骑虎而行！”朋友之信，君臣之义，在危难之际，李秀成不会出卖朋友、出卖主子。

天意灭洪。太平天国失败了，洪秀全死了，幼天王也十之九八死于乱军之中。

因而李秀成写供词，多有对曾国藩和湘军阿谀奉迎，说得相当肉麻，实是言不由衷。

盖支配他的理念，就是天命观。

李秀成写供词，曾国藩并没有要他写得很长，是他自己主动要写有几万字的，还带有不少与供词无关紧要的内容，写得头头是道，费尽心机，其用意并非仅如通常批判者所论，用供词打动曾国藩，乞求活命，表达降意。此说正是误解了李秀成真正用心，也轻觑了为时人楷模的曾文正公。

李秀成本非等闲人物，他也清楚供词所写的并非都能说动曾国藩。他只能是认知太平天国气数将尽，自己也将走向尽头。天意如此，所以为拯救和弥补，只能是遵天意如此办事，做到：

（一）挽救本部将士生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

（二）天下太平。

而他自己懂得，大清王朝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必须是送上刑场的。在天京城破后，湘军对于太平天国高干和将士俘虏或投降与否，甚至是早已输诚、愿充内应的鬆王陈得风和天官吏部、慰王朱兆英，也都是全部诛杀了的。他还懂得以已声誉，如果投降，太平天国将士也仍是有多人不会跟随，且不服从，也不会放过他的。

他写供词，可见并非是为乞生，更多的是抱有必死之心的。

绝望之与虚望，正与希望相同。

所以从供词出现有颇多阿谀之语，按现代人的某些思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不是英雄，就是叛徒，而忽视了李秀成固有的天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