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急于打算奔回苏州了。
苏州是他的根本。他离开苏州久了，屈指算来，从1860年9月赴天京参加援救安庆会议和西征，至此回军，兵屯杭州，也已有十五个月了。
心挂两头。在这乱世风云岁月里，稍有起风，就有草木摇动，何况苏州与上海、松江之地相隔仅百里之遥呢。
这时，全面主持苏州工作的陈坤书奉诏赴江北援救在庐州受困的陈玉成去了，另一个主持民务的逢天安刘肇均正奉调出征上海。留守的广西老兄弟，只有一个悦天安黄章桂。苏州的城防主要落在忠殿左同检、巍天安熊万荃，江南文将帅、降人李文炳，以及徐佩瑗等三人身上了。
熊万荃、李文炳和徐佩瑗，早已结成一个荣衰相共的特殊联盟。
李秀成初围杭州时，曾一度调遣熊万荃、李文炳前来帐下听用。两人来后，见李秀成屯军杭州，久久未能攻下时，就先后借故返回苏州，与徐佩瑗商议，以为此时乃是联手上海清军、夺取苏州的最佳机遇。徐佩瑗遂乔装打扮潜至上海与清军当局沟通，约定时间从中发动在苏州的暴动。他的建议很获得上海清方当局赞同，领取了饷银、购买了军火，与姑苏城外各路枪船联系，准备里应外合攻陷苏州，给在杭州城下的李秀成来个突然袭击，使他进退维谷，前后失据。
熊万荃等人策划阴谋已非一日。他们原定是阴历十二月十九日作乱，后得情报，李秀成已攻下杭州。杭州克服，浙西大局既定，他本人也即将回京，于是提前三天，改定为阴历十二月十六日夜起事。
天算不如人算，只差几个小时。
就在十六日清晨，星夜兼程的李秀成，风风火火，已来到了苏州。
迅雷不及掩耳。熊万荃等以为阴谋已被揭露，提心吊胆地迎候了忠王驾临，稍作定神，生怕被发觉，只得即时收敛，不敢动弹。李秀成对他们失态有所惊诧，但并没有引起任何警觉，更没有和蓄意叛乱联在一起，还作亲切地抚慰。罗尔纲先生说李秀成“先稳定局势，采取分散、隔离、监督、防范，逐步消灭的策略”（《太平天国史》卷八十一），但事实恐非如此，从接下的史事看来，李秀成对熊万荃、李文炳和徐佩瑗并无怀疑，还是信任的。
熊万荃是清朝江苏官员子弟，典型的官二代。早在1859年已被太平天国封为巍天豫，倍见亲信。1860年，任为忠殿左同检。李秀成下苏州，他与陈坤书联名颁发布告，参与苏州事务，是李秀成信得过的人。熊万荃左右逢源，很懂得拍马屁。当读到天王诏旨里，有说“父子公孙坐天朝”、“爷、哥、朕、幼永作主”等句时，灵机一动，就畜养了一只能言鹦鹉教它说“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鹦鹉说得熟了，进贡给天王。幼主洪天贵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在宫内就最喜欢听它说话。后来被俘所写的供词里，对它怀念不已，还先后两次不厌其烦地抄录了这段鹦鹉学语。
李秀成对他们没有怀疑，但部属却怀疑他们有通敌嫌疑，经过举报，查有疑迹，但无实证。在诸说如流后，李秀成还是予以保护，给以出路，为避众嫌，把熊万荃调任去镇守浙江海盐，李文炳镇守昆山。
李秀成对久随的部属相当仁慈，容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他受儒家与人为善理念熏陶，是受长年喜读《封神演义》、《水浒》等章回影响，也是受宿命论支配。他对自己部属，乃以怀柔感化，这正是后来与放纵郜永宽等叛乱一脉相承的。
在敌我双方剑拔弩张，而自己又是长期处于弱势时，李秀成如此态势，显然是愚蠢的、幼稚的、错误的，只能给自己和太平天国事业带来损害。
且说李文炳。
此人从来是不甘寂寞，昆山地濒上海，更便于他与同在苏州迎降的魏芸青与上海清朝当局联络频繁。他为了取信清朝当局，还将老母和家属送往上海，作为人质。同年5月，嘉定失陷，昆山告急，李文炳加速了叛乱活动，只是过于嚣张，被另个镇守昆山的朱朝将发现。李秀成得闻，不再加以庇护，痛斥他是“今之孟达”，在他家中搜出清军旗帜、号衣和信件，顿时将李文炳、魏芸青两人斩首，并张贴诛李文炳、魏芸青布告以示众。
李秀成诛杀李文炳、魏芸青后，稍有醒悟，开始觉察到这些口蜜腹剑的地方豪绅、土棍不可全信。一个月后，在查明枪船为非作歹，危害太平天国关卡、厘税，且与清朝官员沆瀣一气、骚扰太平天国城镇和乡里后，他突然调动人马，一日之内，突然袭击，歼灭苏州、嘉兴、松江、湖州等江南水乡散布的各家枪船。枪船始是对抗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武装船只，平时祸害民众，横行江面。太平天国进入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时，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枪船表示归顺，但仍是黄皮白心，经常勾结清军袭击太平军队。徐佩瑗兄弟就是拥有五百号枪船的地方实力派。
枪船被歼灭，徐佩瑗更是坐立不安。同年12月他与大姐夫钱桂仁串连，秘密赴常熟与钱部骆国忠等商议，达成在骆国忠等打起白旗后，即在苏州城举兵响应。但在他回到苏州的第四天，李秀成突然从天京归来。面临苏州城得失的生死关头，李秀成这回再不姑息了，立即下令逮捕徐佩瑗，打入牢狱，并肃清了徐的党羽。
1863年11月，淮军陷苏州浒墅关，形势紧急，谭绍光为消除隐患，把他自监牢中提出，亲手用洋枪击毙了这个奸宄、内贼。
李秀成暂且安定了苏州。
徐佩瑗事件是个惊动太平天国和清方的大事，但是李秀成后来在供词中却一字不提徐佩瑗组织自己武装的行为，显然是李秀成此番用人相当随意、草率、幼稚，缺乏政治家的成熟度，是他受人阿意奉谀捉弄而造成的蠢举，说出来难为情的，不足能在曾国藩处作夸耀、吹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