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语：

在剧烈的竞争中多付出一点，便可多赢一点。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你看一、二、三名，跑在第一的胜出，这比第二及第三就是快了那么一点点。若是跑短程的可能是不够一秒之差，只赢一点；所以快一点，就是赢！

奋斗可以赢得成功，否则就会失败。大成功不是等来的，必须靠奋斗来获得。1990年，在加拿大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泽楷在父亲的指令下回到香港。尽管李泽楷雄心勃勃，但李嘉诚并不以为小儿子的实习期已结束，只安排他到和记黄埔做个普通职员，跟随行政总裁马世民学艺。

最初的日子，李泽楷向父亲抱怨薪水太低，还不及他在加拿大时的1/10，是集团内薪水最低的，甚至抵不上清洁工。李嘉诚说：“你不是，我才是全集团最低的！”李嘉诚每月从集团支取的袍金才5000港元。李泽楷终于明白：成功不能继承，只能靠自己奋斗；财富不可接班，只能靠自己创造。

李泽楷安心留在和记通讯公司倒不是以父为榜样，而是他看好卫星电视，认为卫星电视大有作为。

20世纪80年代末，卫星电视已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普及，成为新兴高科技产业的一大支柱；由于卫视的覆盖面广，传递信息快捷，为争夺广告客户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因而投资者众。李泽楷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

世界最大的、最知名的自由贸易港——香港，历来藏龙卧虎，不乏商界奇才，超级富豪不胜枚举。同时，香港因地域狭小，市场有限，资源不足，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风险之大超乎想象。能在今日香港商界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必属“超人”之列。今天的香港年轻一代企业家中，李泽楷就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个。

在卫星电视出现之前，香港已有两家电视台：“无线电”和“亚视台”。这两冢电视台历史悠久，相互间竞争激烈。其间曾冒出个“佳视台”，但开播后第3年，就被两强逐出竞技场。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似乎只能容纳两家免费的无线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实际上也是无线台，它们的收入来源于广告）。

鉴于西方有线电视的发展，以及香港电讯的垄断地位，港府计划设立第二电讯网络，并于1988年正式批准。第二电讯网络将提供有线电视和其他非专利电讯服务（如移动电话、无线寻呼等）。

已经拥有非专利电讯业务的和黄集团捷足先登，迅速与英国大东电报局、香港中信公司等集团组成新财团，力夺第二电讯网经营权。李嘉诚看好的是有线电视的广阔前景。有线电视实行向用户收费制，与免费的无线台冲突不大。

1988年2月24日，和黄、中信、大东合组的亚洲卫星公司成立，宣布投资发射、操作经营第一枚专为亚洲提供电讯服务的人造卫星，计划利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送入东南亚上空同步轨道。

李嘉诚双管齐下，一手欲夺第二电讯网，一手放卫星覆盖亚洲。1989年初，港府初步选定有实绩的和黄为第二电讯网的经营者。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是包玉刚的九龙仓与郭得胜的新鸿基地产合组的新财团。

由于香港再度爆发信心危机，1989年后，港府要求投资商承担最低线是55亿港元，方可取得有线电视经营牌照。和黄集团的首脑在是否在港重点投资上举棋不定。结果，港府转手把牌照给了九龙仓有线传播公司。．包玉刚的女婿、九龙仓有线董事局主席吴光正，躇踌满志地向新闻界表示，香港市民将可在1991年1月享受有线电视共20个台的节目服务。到1995年，可提供32个频道。公司最高可提供59个频道。

然而，李嘉诚并未退出角逐。

按照亚洲卫星公司与中国航天部的原有协议，“亚洲卫星一号”人造卫星，于1990年4月7日成功发射上天。英国大东电报局亚洲区执行董事祁敖透露，连同购买卫星、送入轨道以及保险费在内，成本共计1．2亿美元（约折9．3亿港元），三家公司各占1／3股权。

“亚洲卫星一号”的原设计用途是以电话服务为主，由和记通讯负责经营。该卫星共有24个转发器，全部出租，年租金约2500万美元，而当时的使用率很小。李嘉诚“移花接木”，把未尽其用的卫星和刚刚起步的电视计划接上轨。

李嘉诚对卫星电视的角逐，给了李泽楷一个表现的机会。其实，李泽楷对卫星电视的兴趣可追溯到他在斯坦福求学的时期。

那时，李泽楷已修读完吉姆·克拉克教授的课程。听说丹佛市政府将一颗坏了的人造卫星送给丹佛大学，李泽楷便跑到丹佛大学去参观，并参与现场教学研究。李泽楷回忆这件事时承认，他正是在那里学到有关卫星的知识，这有助于他日后创办卫星电视。

正由于李泽楷是众人公认的卫星电视的行内人士，马世民任命他为卫视的董事兼行政负责人之一。

1990年8月，在李嘉诚的说服下，港府放宽了有关条例。新条例规定，若使用碟型天线收看卫星电视讯号，只要不涉及商业用途（指向用户收费等）或再行转播（指向无线台、有线台有偿提供服务），便无须申请批准及领取牌照。条例又规定，只接播一部电视机的独立卫星碟型天线可不受限制领牌；若一座大厦共有卫星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则需持牌公司安装及操作。据统计，全港至少有15万座大厦符合安装卫星天线标准。这对九龙仓的有线电视是个莫大的威胁。

一时间，香港的卫星电视大战烽烟四起，很难确认谁最先挑起战火。李泽楷不准许九龙仓打进长实系兴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厦楼宇安装有线电视；吴光正则禁止安装卫星天线的持牌公司进入该家族所控制的大厦安装碟型天线及室内系统。

显然，两位商界才俊都有靠山。吴光正的靠山是岳丈包玉刚。可这段时期，包玉刚几乎隐居起来。包玉刚逝世后，人们才知他早几年已身患绝症。李泽楷的靠山自然是李嘉诚，很多事李嘉诚不出面，但抉择权在他手中。

曾有记者就电视纷争问李嘉诚，他与吴光正的关系如何。说话一贯滴水不漏的李嘉诚道：“我与包先生是老朋友。”——避开吴光正不谈。

1990年12月，卫星电视正式获得营业牌照，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是不可播放粤语节目；二是不得向用户收取费用。

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是无线、亚视、有线等三家电视台向港府施加压力的结果。三家的大股东皆有来头，无线有利氏家族、影视大王邵逸夫；亚视有李嘉诚的同乡林伯欣家族、好友郑裕彤家族；有线则是包玉刚与郭炳湘。在商言商，他们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谦谦君子。“亚洲卫星一号”覆盖面从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为30多个亚欧国家和地区提供电视电讯服务。但卫视的主要市场在香港，香港人不仅不愿看国语节目，绝大部分人连听都听不懂。不许播粤语节目，等于丧失了香港市场。

李嘉诚父子频频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李氏父子还轮番上阵，借助传媒，指责港府规定的荒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册的电视台，却不准许播放本地话的节目，此乃无稽之谈……．

李嘉诚一直以和为贵，他如此大动干戈，绝非一时冲动。他旨在争取民心。他委托一间独立的公关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测验，接近百分之百的卫视用户都赞成播放粤语节目（外籍用户则希望再增加英语节目）。李泽楷将测验结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广播事务管理局，作为修改条例的参考。

和黄、九龙仓的斗法，到1991年中达到白炽化。双方的比拼，基本上和黄处于攻势，九龙仓处于守势——吴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维持有利于自己的条例。而李氏父子则攻其“死门”，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粤语节目的条例，还要求准许向用户收取费用。

九龙仓向传媒坦言道：“根据我们多年的调查，香港这弹丸之地，只能容纳一个收费电视，两个只会造成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对九龙仓的“善意警告”，李泽楷充耳不闻，欲置敌手于“死地”。九龙仓董事吴天海感叹道：

“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收费，九龙仓肯定放弃（有线电视计划）无疑。政府若批准卫星电视播放广东话节目，观众的节目选择将大增，对有线电视影响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如免专利权税等，否则九龙仓打退堂鼓机会亦大于一切。”

九龙仓采取哀兵之术，以争取公众舆论和港府有关官员的同情。而李泽楷仍不动恻隐之心，穷追不舍。据港府的态度，有可能放宽粤语节目的限制，但只维持一家收费电视。1991年9月6日版的某周刊指出：“九龙仓计划竞投的有线电视及第二网络，预计投资额达55亿港元，而和黄的卫星电视计划，投资亦达30亿港元以上。两大财团数十亿元投资的竞争，为了自保及克敌，哪有不出尽法宝力争之理！”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着力厮杀，李泽楷力撼吴光正，预期的目的已初步达到。一位评论家说：“李泽楷采取的是进尺得寸的战术，欲借五百，则开口一千。”

李泽楷淘的“第一桶金”便是在香港卫星电视的经营上。这一次淘金，十足地显示了他日后成为“小超人”的商战大师风采。

感悟：

从李泽楷对陈吴光正争夺卫星电视的战争。可看做是李家父子经商之道的两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