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用准精锐人才(1 / 1)

李嘉诚语:

对于我来说,人才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比金钱还要看得重要。在我心目中,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不论你是什么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制度比血缘更可信,人才比亲人更可贵。

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家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达数十人之多。

马世民把李嘉诚左右手称为“内阁”。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70年代末一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香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称雄香港的英资。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作为收购对象。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洲英泥股票达25%,他人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

李嘉诚完成收购和黄洋行先后达3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港刊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选留布鲁嘉,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是李察信。

1982年秋,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赴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英人惶恐不安,信心危机席卷香江。李察信竭力主张和黄集团将重心转向海外发展,李嘉诚却看好香港前途。

两人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导致了李察信的辞职。接替行政总裁一职的是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马世民上任不久就参与收购英资港灯集团,并出任港灯主席。

马世民一上任,便为和黄赚大钱,并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马世民辞去和黄董事总经理一职,与李嘉诚跨地区投资重点移向中国内地不无关系。

1984年,马世民接替英籍前任李察信,坐上和黄首席行政长官交椅。李察信的辞职,是主张放弃香港,大举投资海外。这与老板李嘉诚立足香港的信念背道而驰,李嘉诚便启用看好香港前途的马世民。

马世民上任,把和黄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86年,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世界经济界的瞩目。

谁知,种子撒出去,却不见摘回丰硕的果实——投资回报不理想。

李嘉诚无疑是海外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位香港华人富豪。与此同期,香港不少财团已在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干起来,取得骄人业绩。李嘉诚先输一轮,不甘再落后,从1992年起,把港外投资轴心放到内地市场。

正是这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经济特区,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浪。中国内地,被世界经济界看成全球最具潜力的投资市场。据传,亲英亦亲华的马世民,固执地要李嘉诚三思而行。李嘉诚往往行动迟人一步,但决策已定,就不易随便更改。

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

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用8.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长实股票,当日就按每股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商人在商言商,皆为利来。

李嘉诚体恤下属,让下属分享利益,可使集团拥有更强的凝聚力。

其实,如果要计算的话,李嘉诚给予下属额外的利益,比他们因勤奋工作而创造的效益,相差不知凡几。

就以马世民来说,低进高出长实股票,净赚2500多万。但是,马世民为和黄与李氏家族创造的盈利则以十亿百亿计。

以小换大。最大的赚家还是李嘉诚。

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夷制夷”,港人惯称之“鬼打鬼”。

1993年9月,马世民辞去和黄行政总裁的职务,该职由长实董事副总经理与和黄执行董事霍建宁接替。

马世民成为和黄最后一位洋大班。

也就是说,从霍建宁开始,以后不太可能启用洋大班。

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实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和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

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以马世民为例,他任和黄总裁达9年之久,为和黄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一些投资的失利,只是白璧微瑕。

马世民的政见,曾招来不少非议。但他的人品,却几近完美——他的口碑,甚至可与李嘉诚相提并论。

马世民辞职后,其下属无不对“波土”(老板)交口称赞,有的还掉下眼泪。

由此可见李嘉诚“以夷制夷”战略的成功。

然而,李嘉诚的投资重心转向内地时,就顺应现实需要,以当地华人为重,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是李嘉诚适时应变的体现。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至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了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和长处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

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到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不用说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协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就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杜辉廉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更专致不二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从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甚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还得益于他的“用人之道”。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

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在塑胶厂草创初期,别说他的下属,就是李嘉诚本人,也须凭自己的双手安装机器、生产制品、设计图纸;靠自己的双腿,走街串巷,采购和推销。

李嘉诚的人才观是开放的,做到了中西合璧,各采其长。这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江的地产发展有周年茂,财务策划有霍建宁,楼宇销售则有女将洪小莲。在长江增至长江实业的初期,这些工作由李嘉诚“一脚踢”(一手包揽)。李嘉诚的领导角色,由管事型变为管人型。如商场战场流行的一句话:“指挥千人不如指挥百人,指挥百人不如指挥十人,指挥十人不如指挥一人。”指挥一人,就是抓某一部门的主要责任人。当然,对集团的重大决策与事务,李嘉诚仍得亲力为之。

霍建宁、周年茂、洪小莲,被称为长实系新型三驾马车。洪小莲年龄也不算大,她全面负责楼宇销售时,还不到40岁。洪小莲在60年代末期,长江未上市时,就跟随李嘉诚任其秘书,后来又任长实董事。洪小莲是长实出名的“靓女”,人长得靓,风度好,待人热情,在地产界,在中环各公司,提起洪小莲,无人不晓。

长江总部,虽不到2000人,却是个超级商业帝国。每年为长江系工作与服务的人,数以万计;资产市值高峰期达2000多亿港元;业务往来跨越大半个地球。大小事务,千头万绪,往往都要到洪小莲这里汇总。洪小莲是个彻底的务实派,面试一名信差、会议所需的饮料、境外客户下榻的酒店房间,她都要一竿子插到底。

跟洪小莲交往过的记者说她:“洪姑娘是个‘叻女’,是个完全‘话得事’的人。”

80年代中期,长实管理层,基本实现了新老交替。各部门负责进人,大都是30---40岁的少壮派。周年茂说:“长实内部新一代与上一代管理人的目标无矛盾,而且上一代的一套并无不妥,有辉煌的战绩可凭。”李嘉诚的左右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聘用了不少“洋大人”。

在90年代的今天,香港华人见了洋人(特指有欧罗巴血统的白种人),不再会有见“洋大人”的感觉。港人自信香港是东方之明珠,是全球经济最发达地区,港人的收人及生活水平不比西方国家差。华人公司雇佣“鬼佬”(外国人)职员,理所当然。

在80年代初可不同,由于百多年来洋人歧视华人的惯性,经济上开始崛起的香港人,仍存在抹不去的“二等英联邦臣民”的潜意识。那时候,雇佣趾高气扬的洋人做下属,是一件颇荣耀的事。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会不会带有炫耀之意?

听亲戚讲述这么一个故事。某公小时候在洋行做徒仔,扫地、抹灰、煲茶、跑腿。有时为几个小费,为“鬼佬”职员擦皮鞋。此公当时并不觉耻辱,那时在洋行和洋人家做事的人,不管清洁工、园丁、佣人、车夫,都会觉得比操同等职业为华人服务者高人二等。此公发达后,高薪雇了个英国小伙子做他的保镖,为他开车;他坐酒楼吃饭,要英国小伙子站他旁边侍候;他上洗手间,要英国小伙子为他站岗。此公风头大出,一泄心头之恨。这小伙子不觉得有失尊严,因为他酬薪丰厚。可惜好景不长,此公股海翻船,“鬼佬”保镖也请不成。不过此公道:“我再有发达时,还要雇个‘鬼妹’秘书,靓得像‘荷里活’(好莱坞)的艳星,人见人爱,我要让她在我面前乖得像猫,显显我们中国人的‘威水’(威风)!”

用这种方式表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振兴民族精神,当然并不可取。

李嘉诚雇佣洋人副手,并没有炫耀之意。

李嘉诚曾说:“集团的利益和工作确确实实需要他们。”

70年代初,长江工业的321-分布在北角、柴湾、元朗等处,员工2000余人,管理人员约200位。

李嘉诚为了从塑胶业彻底脱身投入地产业,聘请美国人Er—winLeissner任总经理,李嘉诚只参与重大事情决策。

其后,长江工业再聘请美国人PanlLyons为副总经理。

这两位美国人是掌握最现代化塑胶生产技术的专家,李嘉诚付给他们的薪金,远高于他们的华人前任,并赋予他们实权。

到70年代中期,李嘉诚已控有几家老牌英资企业;这些企业有相当部分外籍员工。李嘉诚并不是没有能力直接领导他们,而是集团超常拓展,他的主要职责在为旗舰领航。

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洋人管洋人,这样更有利于相互间的沟通。

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些老牌英资企业,与欧美澳有广泛的业务关系。长江集团日后必然要走跨国化道路,启用洋人做“大使”,更有利于开拓国际市场与进行海外投资——他们具有血统、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天然优势。

长实董事局副主席麦理思(CeorgeMagnus)是英国人,毕业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经济系。

麦理思曾任新加坡虎豹公司总裁,因业务关系与李嘉诚认识。

1979年,麦理思正式加盟长实。与香港洋行和境外财团打交道,多由麦理思出面。

李嘉诚器重他,不仅看重他的英国血统、名校文凭,更看重他是个优秀的经济管理专家。

李嘉诚入主和黄洋行,韦理卸职后,李嘉诚提升李察信(JohnRichardson)为行政总裁,自己任董事局主席。

到1983年,李察信与李嘉诚在投资方向上“不咬弦”,李察信离职,李嘉诚又雇佣另一位英国人——初时名不见经传,后来声名显赫的马世民(SimonMurray)。马世民等于是李嘉诚连公司一道买下的人才。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任董事行政总裁。

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

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嘉诚表示:“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做那么多间公司的主席。”

另外,青洲英泥行政总裁布鲁嘉,也是英国人。

在和黄、港灯两大老牌英资集团旗下,留任的各分公司董事长、行政总裁更达数十人之多。

由此可见,早在70年代初,李嘉诚就已深请用人之道,以洋专家治理长江塑胶。一来洋专家更了解国际塑胶业的形势及其走向,二来使李嘉诚专注于他慧眼看好的地产业,首先解放了自身的生产力。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事实证明大获成功,硕果累累。

李嘉诚的“内阁”可说是最科学的组合,无可挑剔,堪为楷模。

李嘉诚曾郑重地对记者说:“你们不要老提我,我算什么超人,是大家同心协力的结果。我身边有300员虎将,其中100人是外国人,200人是年富力强的香港人。”

300员虎将,除李嘉诚的“近臣”外,便是总部与分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在长江系挂职或未挂职的“客卿”。

“客卿”之中,数大牌律师李业广与当红经纪杜辉廉影响最大。

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合伙人之一。李业广持有英联邦的会计师执照,是个“两栖”专业人土,在业界声誉甚隆。

人们称李业广是李嘉诚的“御用律师”。李嘉诚说:“不好这么讲,李业广先生是行内的顶尖人物,我可没这个本事独包下他。”

李嘉诚大概说的是实话。

李业广身兼香港20多家上市公司董事,这些公司市值总和相当于全港上市公司总额的1/4强。

马世民曾是李嘉诚的得力助手,马世民的辞职对李嘉诚来说是一个损失。马世民辞职,究竟为何呢?

马世民1966年到香港工作;长期以来,马氏被人们称为“鸡蛋”,即皮是白色的,心是黄色的——他已相当中国化。他与香港的华人相处很融洽,他儿子在香港证券界工作,他媳妇还是个华人。

但人们最终发现,他骨子里仍是个英国人。

1991年,马世民公开支持民主会的麦理觉人立法局,而麦理觉的对手,是包玉刚大女婿苏海文(奥地利人)支持的华人代表郑明训。

这名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席位,是由香港总商会选举产生的。麦氏与郑氏在商会的拥趸势均力敌。突然间,有一批亲英的公司加入总商会,令麦氏的选票急增。事后被揭发这些公司与和黄关系甚密,故怀疑是马世民“作大”票数。

这事令李嘉诚十分尴尬。李氏奉劝马氏,不要直接介入政治,这对生意没有好处。

不料,“马仔”又一次令老板尴尬不已。彭定康到港没多久,就抛出政改方案,掀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痛斥彭氏政改方案,香港左派报纸《文汇报》、《大公报》连篇累牍抨击彭定康的险恶用心。香港的大部分商家,尽可能保持沉默,既要考虑1997年后,又要面对英人治港的现实。即使要表态,也都是说一些希望平稳过渡,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不含锋芒的话。此时,李嘉诚正在内地大举投资,开始尽量地与彭定康保持距离,不急于率先表态。偏偏马氏不识时务,接受英国《卫报》采访,公然声称站在彭督一边。

马世民被某些香港传媒称为最敢表白自己政见的商人。他说许多华商甚至英商,明明心里是这样想的,为了能继续留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说出来的话却是那样的,有的人就干脆做哑巴。马世民敢称彭督是他心中的英雄,可望被彭督提携进行政局做议员大人。

马世民在9月离职后,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访问,他否认他投机政治,渴望从政;但他承认他与李嘉诚在政治上分歧的事实。

“李(先)生会想我(在政治上)收声。做生意的,若对当地政治发展感到兴趣,会错失很多资讯,做生意的态度也受影响;话虽如此,我却无意在政治上多花时间。”

“这是我们私人间的事。”马世民解释道。但舆论普遍认为。以马氏大集团行政总裁的身份,又未得到老板的肯许,匆匆发表可能闹得满城风雨的政见。实在是不妥,至少令李嘉诚心中不快。

李嘉诚曾说过,香港信心危机再次泛滥以后,似乎不走,留于香港就是坐守待毙。长实集团,九成以上的董事都主张迁册,就李氏一人坚决不同意。结果,全系各公司没有一家迁册海外。

马世民承认他是主迁派,但他不承认他阻挡老板在中国内地大举投资。“我确实不赞成在内地搞货柜码头。因为1997年后,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区,我们在香港货柜码头坐大,深圳又搞一个,等于抢香港的生意,自己打自己。我是从商业上考虑的,绝不像凯瑟克家族那样害怕共产党。”

就算马氏说的是真话,李嘉诚会派拥护彭定康的铁杆分子赴内地与中共各级官员打交道吗?显然不现实。

李嘉诚签署上海货柜码头投资计划,“斟掂”深圳盐田港计划,都是把马世民晾在一边,带领华人助手进行的。李嘉诚过去对收购来的英资公司,不但保留英人,还继续招聘英人,实行“以鬼对鬼”。现在,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中国内地。

马世民的失宠,是意想中的事;他即使“不识相”呆着不走,也至少完成了大半历史使命。

据市场保守人士估计,马世民离职前,在和黄的年薪及花红有1咖、万,这相当于港督彭定康年俸的4倍多。至于马氏的非正常性收入,则很难计算。李嘉诚为了增强下属对集团的归属感,往往会给他们以低价购入长实系股票的机会。就在马世民离职的9月中,马氏就得以用8.19港元/股的价格购入160多万股,当日就按23.84港元的市价出手,净赚2500多万港元。

各公司都对高层年薪保密。从1994年起。联交所及证监会要求各上市公司公布前五名高层人员的年薪。1995年,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的年薪为2100万港元。如扣除这两年多工薪的涨幅,那么马世民在任时的年薪会超过1000万。

政治观点的分歧,是原则的分歧,尤其是这种分歧影响到整个商业运作,影响到公司的利益,因此,“挥泪斩马稷”现代剧的上演就在所难免。从李嘉诚对马世民的厚待可以看出,李嘉诚是极为倚重马世民的。马世民为和黄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李嘉诚对他的回报也是以德报德。因此,两人的分手,两人都会难过,两人都是损失;但事业为重,利益为重,两人又不能不分手。

“钱靠大家来赚”是李嘉诚的一句口头禅,也是他为人做事的行为准则。

武林至尊,杀敌于无形;商海至圣,不战而屈人。二者异曲同工。李嘉诚的经商之道,仔细探究,不难从中发现其高超的商谋韬略,回顾其收购港灯的案例,就可得到“王者李嘉诚”的印证。

从1986年开始,李嘉诚就不遗余力地帮助中资,为他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李嘉诚首先帮助荣毅仁之子荣智健借壳上市,令中信泰富迅速扩张。

尔后,李嘉诚又帮助荣智健收购恒昌行,这是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中资自此令香港股市刮目相看。

恒昌行的正身是恒昌企业有限公司,创立于1946年,历史悠久,信誉卓著,业务范围广,是华资第一大贸易行。创办人之一是前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衡。何善衡年事已高,后代又无意涉足商界,故萌生出售之意。

若无此传言,市场无人敢觊觎恒昌。恒昌整个集团资产净值高达82.73亿港元,经营状况良好,三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何善衡30%,梁球琚2596,何添15%,共计65%),外强无任何可乘之机。

1991年5月,郑裕彤家族的周大福公司、恒生银行首任已故主席林炳炎、中漆主席徐展堂等成立备贻公司,提出以254港元/股的价格向恒昌全面收购,涉及资金56亿港元。

据市场披露的消息,备贻的三大股东已事先做出三分恒昌的瓜分计划:郑裕彤得恒昌物业,林氏家族得恒昌汽车代理权(代理日本本田、日产、五十铃及美国通用汽车经销权),徐展堂则取恒昌的粮油代理等业务。

此时的荣智健、李嘉诚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收购,暂且按兵不动,秘而不宣。

备贻想获成功,非得恒昌大股东支持不可。然而大股东首先就不满买方的“拆骨”企图,不待进入价格谈判,就关闭幕后洽商的后门。

以中泰为核心的新财团,立即加入收购角逐。新财团Great—Style公司共有9名股东组成,前6大股东是:荣智健任主席的中泰占25%,李嘉诚占19%,周大福占18%(郑裕彤倒戈加盟),百富勤占8%,郭鹤年的嘉里公司占7%,荣智健个人占6%。

1991年8月初,GreatStyle向恒昌提出收购建议;作价336港元/股(高出备贻82港元),涉及资金69.4亿港元。经过一个月的洽商,双方于9月3日达成收购协议。至9月22日,香港收购史上最大的一宗交易,为荣智健、李嘉诚等合组的财团完成。

中泰控得这间贸易巨人,遂成为香港股市的庞然大物,市值至1992年初膨胀到87亿港元。香港股市一直视中资股为无物,此番却不得不刮-目相看。正所谓“十年惨淡经营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

1992年1月,中泰宣布第三次集资计划,配售11.68亿新股,集资25亿港元。甩以收购未持有的恒昌6496股权。荣智健突然向其他股东全面收购,市场议论纷纷,有人说荣过桥抽板,有人说事先与李嘉诚等通过气。

李嘉诚极为爽快地接受了荣智健的收购条件,将手中所持恒昌股作价15亿港元售予荣智健。恒昌一股,李嘉诚名利双收,既赢得帮衬荣公子的好名声,又获得实——售股盈利2.3亿港元。荣智健完成全面收购后,中泰不仅成为红筹股(中资股与国企股的统称,还于1993年上半年进入蓝筹股(恒生指数成份股,由33种上市公司股标编算恒指,均为各类上市公司的代表股票)。

李嘉诚与荣智健联手合作,成为股市佳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既让朋友挣了钱,自己也有的赚,这样的事,李嘉诚最乐意做,也经常做。这一方面衬映出其仁和之心,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李嘉诚通晓大义、长袖善舞、料机运谋、长久发达的深谋远虑。

在这场香港有史以来最大金额的收购战中,李嘉诚审时度势,伺机出击,再次显示出超人风范。沉得住气,是李嘉诚的强烈鲜明的个性;有人评说,李嘉诚的“耐”功炉火纯青,已成为他以静制动、百战不殆的致胜法宝。

李、荣筹划收购恒昌行时,已让备贻占得先机。

然而李嘉诚对香港商界圈子内的人和事十分熟稔。他立即冷静地分析备贻与恒昌的态度及形势。

当他得知备贻的“拆骨”计划时,立刻喜上眉梢。因为他太了解何善衡、梁球琚和何添这3位商界老行尊老前辈的心理了。

这几位老人都曾经是商场中叱咤风云的英雄,也创下了辉煌的业绩。只是年事已高,第二代又无意继承商业,才做出售的意向。

恒昌行是老人一生智慧和勤劳的结晶。老人出售恒昌行,是希望它能够完整保留下来,并且发扬光大。在此前提下,哪怕价格低些,都好商量。老人不缺钱用,也无意再搏击商海。

因此备贻意欲“拆骨”三分天下,恰好犯了老人的大忌。老人情愿不卖,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创下的江山分崩离析,心血付诸流水,从此化为乌有。

李嘉诚私下坦言断定,备贻肯定会头撞南墙无功而返。而且备贻绝无恶意收购的胆略及实力,纵是有此恶意,以老人的倔脾气,殊死抵抗,备贻的胜算实在太小。

备贻败退之时,就是中泰出击的最佳时机。因此,当时他按兵不动。李嘉诚的确料事如神,备贻被他不幸言中,未能进入价格谈判,就被恒昌行拒之千里。而李嘉诚则以其进行善意收购的良好声誉及其尊重老人的谦谦君子之风,深深博得老人的好感,以致收购顺利完成。

这里,又一次显示了李嘉诚人品人格及声誉在商业活动中的巨大作用。有道是天酬苦心人,恒昌一役回报李嘉诚的是名利双收。

随着一系列成功的扩张收购,“长江”不断容纳百川,吸人新鲜血液,经营内容不断向多元化发展。除了房地产外,还经营航运服务、通讯服务、电力供应、货柜码头以及零售贸易。

多元化经营,相互裨益,取长补短,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使长江实业集团这条大船,在波涛汹涌的香港商界,得以顺利渡过一个个险滩暗礁。如今的长江实业集团,已成为香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型综全性财团。每年向港府缴纳的所得税项,大致占港府全部公司所得税项的5%,成为港府一个稳定的税收来源,对香港的整个经济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起,李嘉诚立足香港基地,开始向海外投资。

80年代起,他逐步有目的地加大海外投资的比重,开始了全球性的吞并战,在加拿大、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他的物业和公司。进入新千年后,李嘉诚正率领他的李氏财团,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上全面出击,纵横驰骋,进行着一场令人鼓舞的全球性大战。

感悟:

得人才者,得商业大势。随着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显得重要。

如何与人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因不明其道而痛失朋友和人才。与人打交道头脑清醒,轻重有别,分寸感把握得好,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能,物尽其用。

用人惟以贤为标准,是古今不变的用人之策。如果违背了这一点,不管什么人都是个人私心在作怪,相反,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