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有目的的身体卫生展示形式主要有表演和游行两种。卫生表演是最富有感染力的身体展示形式，在卫生宣传教育工作中经常被采用。表演中蕴含丰富的含义，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能积极调动观众的情绪，充分引起观众的兴趣。

卫生表演大致可分为卫生演示、卫生歌舞和卫生戏剧三种。卫生演示通过身体语言以及道具的辅助，直接明了地演示卫生的操作方法，通常由专业的卫生人员进行表演，具有教育的权威性，保证动作的准确性。卫生歌舞将卫生要义通过文艺的形式表达出来，增强了卫生知识的感染力，参与者尤以儿童为多，因其易于引发儿童兴趣，便于施行和推广。卫生戏剧，主要采用话剧的形式，话剧在当时称为“新剧”，以区别于京剧等“旧剧”，其通过场景、情节和表演者的配合，以身体再现卫生事件的形式向观众传达丰富的信息，能有效地带动观众，使其印象深刻。在实际工作中，这三种形式的卫生表演根据需要和环境，单个或组合进行，多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基督教青年会首先在卫生宣传活动中采用卫生表演的形式。如1920年6月16日晚，青年会表演了专门为劝戒鸦片创作的新剧，演出收入所得供戒烟使用。[1]女青年会对卫生表演尤为重视。如1924年青年会发起的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举办的全城范围的卫生运动大会中，各个服务团的活动中都有女青年会编排的卫生新剧，以表演卫生实事，并有卫生歌助兴。[2]又如1930年2月，女青年会开展了儿童幸福运动，由卫生诊疗所的护士表演了儿童卫生戏剧。[3]

1925年5月6-9日，女青年会举行了模范家庭卫生表演大会，集中地运用了卫生表演的形式进行宣传。第一日，由协和医院护士进行公共卫生表演，题为《小心为妙》，指导社会人士在各种公共场所中应如何保持洁净以预防疾病，以及生病后如何小心疗养及避免传染的方法；第二日，由护士会会员表演传染隔离法；第三日的表演内容最为丰富，包括演唱卫生歌、表演眼目卫生、演出《心脏的革命》短剧以及救急法，救急法内分七幕，前半部为短剧，记一迷信人家，经医生及护士竭力劝勉始知卫生，后半部为救急方法的演示；第四日，由护士会会员表演时疫的隔离方法[4]。

第一卫生区事务所对卫生表演之于卫生宣传教育的作用有充分认识，在实际工作中积极推动卫生表演活动的开展，并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运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事务所在儿童群体中施行卫生表演的活动最多，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使用不同的表演方法，因为“儿童性情喜动不喜静，喜形容自己经过之情形，如初级学生，喜模仿市内及店铺状况，学校之内容，卫生游戏等；高级学生所表演者多取材于文学地理历史上之事实，并有合作及社会思想，同时兼有为领导者之思想，应假设意外防御之戏剧，如受伤等，使学生练习救急方法”[5]。

事务所在学校卫生教育中最早采用歌曲、新剧等卫生表演形式。[6]事务所设有儿童卫生会，分学龄前后两种，注重卫生表演和游戏。如1929年，在新年前一周举办的儿童欢乐会上，就进行了简单的卫生习惯演示，并演唱卫生歌谣，此外还有与卫生有关的游戏、故事等形式。[7]1935年4月，由培元、育英、中坑及师大附小各小学的学生稽查员在协和礼堂联合表演日常卫生生活戏剧，以唤起学生对于卫生的观感，这是事务所初次举行大规模的卫生表演，虽为创举，成绩甚佳。当年5月，再由贝满和慕贞中学高中部学生在协和礼堂举行卫生表演竞赛，参观来宾有三百人之多，可见卫生表演的水平在逐渐提高。[8]

为了引起工人对于卫生的兴趣，事务所从1934年开始在工厂卫生工作中也引入了卫生表演的形式。事务所同人编制了两种卫生戏剧，分别交由燕京及仁立地毯工厂排演，于1935年新年时进行了表演，“甚受观众欢迎，成绩尚好，实出人意外”。此后在事务所的卫生游艺会时该剧再演一次，成绩亦好。在当年5月举办的第二次卫生大会上也进行了表演，工人参加这种形式的卫生宣传“在平市或为创举也”。[9]第二年卫生新剧在工厂中表演数次，均备受欢迎，“收效之宏远出其他教育方法之上”，极大提高了工厂卫生教育的质量。[10]1934年，事务所在学校和工厂以外的卫生教育工作中，也开展了卫生表演，当年共有5次，观众人数共4500人；[11]第二年进行了7次，观众人数共2180人。[12]

卫生表演是卫生运动上必不可少的内容，表演者主要为社会团体和学生，内容丰富有趣，形式生动多样，颇受观者的欢迎。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就开始设有卫生表演的项目，名为《传染病》《健康之家庭》《儿童之教育》《卫生与社会》和《人之常不注意者》。[13]1935年举办的第二次卫生运动大会将卫生表演作为重要内容，丰富其内容和形式，并扩大表演范围。卫生表演分三处进行，由第一卫生区事务所负责东区的中山公园，第二卫生区事务所负责西区的缸瓦市福音堂，市立医院及第三卫生区事务所负责南区的织云公所。[14]从题目来看，这些表演内容丰富，形式生动，表演者以儿童为主，有北师附小的《肚子痛》《一个旅客》和《小小画家》，前圆恩寺小学的《卫生习惯》，西直门小学的《种牛痘》，梁家园小学的《毒祸》，东四十二条小学的《救急》，幼稚师范表演的《医师王治康》；工人新剧表演来自燕京和仁立地毯工厂，前者表演了《迷信不能治病》，后者表演的是《一个苦闷的家庭》；北师附小的《一个旅客》在西区表演中被认为最为精彩，观者动容。[15]

在1935年的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上，省党部街小学、梁家园小学、打磨厂小学、吉祥胡同东四十二条幼稚园及小牌坊幼稚园表演了《吃零食之害》《卫生青菜跳舞歌》《顽固家庭之卫生习惯》《一个脏孩子》《几条卫生习惯》《双簧》等节目。[16]在卫生局的业务报告上均附有照片，能清楚地看到孩子们认真的神情和天真的姿态，表演者与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卫生知识的影响力。此后举办的历届卫生运动大会仍沿用卫生表演的形式，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在1937年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上，分三个区进行了表演大赛，南区在珠市口教堂内，由梁家园、省党部街、吉祥胡同各小学，及北魏胡同、永光寺和十二条等幼稚园参赛，观众达700余人；东区在青年会礼堂进行，参加学生及市民600余人；西区在缸瓦寺教会，参加者800余人。[17]

从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一些卫生戏剧的表演情况，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身体卫生展示的情形。1920年11月29日，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将德国著名新剧《梅毒》改编后于新明大剧院开演，此举“冀于筹赈之中，引起一般社会对于梅毒之注意”。[18]该剧参酌中国社会的风俗编为八幕，讲述珂家公子玉梅到京升学却不幸落第，被纨绔子弟蛊惑游乐以致染上梅毒，后经过曲梅生医治得以减轻，曲又偕其参观各种梅毒患者形状并痛陈梅毒的利害，玉梅最终觉悟。剧中场景及表演都力求形象准确，并富含教育寓意。如第七幕中，诊所里来了三个梅毒患者，代表了梅毒的三种类型，第一个患口唇下疳，形容逼真；第二个患先天性梅毒，用一个胶片玩具代表小儿，演母亲者服装、言词、演作等均恰到好处；第三个患者面部化妆稍欠，但服装、演作及描摹患者的各种态度无微不至，医生均根据每位病人的情况详细解释对应的病理。第八幕的病室中还展示了两个第三期梅毒患者。[19]这部话剧以身体形象展示了梅毒这种危害社会的传染病，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晨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并展开了讨论，扩大了社会影响力。

1927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晨报》的《卫生谈》栏目中连载了独幕卫生短剧《苍蝇》的全部剧本，虽然未说明剧本源自何处及何时上演，但从剧本完整的形式可以推知应是已经公开上演的话剧。此剧的目的是宣传灭蝇，场景在汤家，先出现的是手持苍蝇拍的汤太太，一边打一边念叨着“打也打不完”，女儿汤玛丽回家帮母亲灭蝇，先是接过蝇拍，“四周飞舞着拍苍蝇，十分上劲”，但不一会儿就累了，建议母亲买苍蝇纸粘苍蝇；而后登场的邻居孙太太介绍了波力酸熏蝇的办法，以及糖浆粘蝇法，但也表示自己每天用五碗糖水再熏一个半钟头波力酸，仍未能灭绝苍蝇；汤先生刚一进门就被放在扶梯旁丝网制的苍蝇笼子绊倒，暗示苍蝇笼子的无效，其带回来毒蝇药水，就立刻行动，右手拿瓶左手拿碟，将蓝色的药水倒出来分置各处，汤玛丽也买了一大卷苍蝇纸，撕开后，“东放一张，西放一张”；汤大也回来了，从学校带回了杀蝇药粉，称此最灵；之后汤先生以为自己误服毒蝇药水，顿感疼痛，话说清楚了才发现虚惊一场，同时汤二的衣服也粘上了苍蝇纸，汤大将灭蝇粉点上把人都熏跑了，以此展示这些方法既无效又为生活添了麻烦；最终汤二根据在学校所读的《苍蝇的生活》，提出永远根除苍蝇的方法是不要积存污水和垃圾，虽然汤家注意了垃圾的清理，但邻居没有做到，只有所有人都认识到才能有效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努力清理垃圾。[20]该剧不长，简单易懂，但通过表演告诫社会，只有正确地掌握卫生知识才是实现卫生的根本途径。

1928年，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扩大公民教育周，在第一日放映了话剧《孙中山》。“全剧借医病救人之法以申引中山先生的精神”，以治病作为全剧主体，以病代表革命前衰弱的中国，以医理代表救国方略。该剧主要讲述孙中山为华府公子看病，通过诊断其病为神经衰弱和贫血，以指代中国衰弱的病因，以注血的治疗方式指代发动革命拯救中国。医学人士对这种以戏剧宣传卫生的形式非常赞成，但也指出了剧中的不足，尤其是注血并不是直接用针管扎进甲的手臂取血，再扎进乙的手臂输血的表演错误，并提出了建议，以验血、消毒和注射等身体动作，分别代表救国的几个步骤，使话剧的表演更为真确合理。[21]这部话剧充分运用了卫生的隐喻，使人感受到卫生知识的积极效用，以及其与救国的密切关系。

总之，在卫生表演中，表演者的身体高居台上，以教育者和宣传者的姿态，将卫生常识转化为肢体语言，将卫生理念蕴含于故事情节，台下的观众或为猎奇，或受感染，表演能对其心理施加一定影响，但转化为行动力的意愿不一定很强烈，且参与和观看卫生表演者多为社会中上层人士，以及受过一定卫生教育的学生和工人，反响虽然良好，但普及面较小。社会力量是卫生表演的主要推动者，基督教团体、医卫工作者、学生群体和工人群体是卫生表演的具体实践者。官方在卫生运动中将卫生表演纳入其中，并作为重要内容，体现了其努力整合社会资源的企图。

卫生表演主要于室内进行，而在室外的卫生游行中，身体卫生的展示得到了集中且大规模地运用。20年代以后，卫生运动成为卫生宣传的重要活动，卫生游行是其中的内容之一。1924年，在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举办的卫生运动大会中，北城交道口服务团结队游行，由乐队开道，崇实小学学生手执旗随后，经过北城的主要街道，一路宣讲。[22]1925年，在北京全城开展的拒毒运动中，起初曾拟议在游行中由一部分人化妆成烟鬼末路的种种怪状，但由于警方不许集合游行，最终仅有民国大学学生进行化妆讲演；在运动当天，在几大城门及各繁盛冲要之区均有讲演团分布，其手持小旗进行劝告，引来观者填街。[23]官方对民间团体组织的游行活动限制较多，以致游行活动在民间卫生运动中很少得以进行。

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重视卫生宣传工作的开展，采纳卫生运动的形式，并且将游行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颁发了《卫生运动大会施行纲要》，其中规定：“参加大会的人员均须手持帚簸等项用器连同清道队举行大游行大扫除。”[24]官方将游行的身体展示确立为常规的卫生宣传手段，参加者以一定程序的仪式化身体语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卫生的注意，并模仿和施行。这种形式让人联想到古代皇帝在春分亲耕的“藉礼”[25]，两者都是以象征性的仪式显示出国家对某一主题的关注。

在1928年12月15日北京举办的清洁运动大会上，各行政机关、民间团体、学校及清道人员等一万多人齐集天安门，每人拿一把扫帚，或是毛掸、拖把。[26]在一系列政治仪式后游行分三路进行，前有洒水汽车和马车，以及军乐队开道，市长、各机关领袖、各局职员、各校学生以及各团体均执笤帚象征性扫街，并高呼口号，后有清道队携带工具切实施行扫除。[27]

图8.1 北平清洁运动大会

资料来源：《世界画报》，1928-12-23。

1934年起各地纷纷开展新生活运动，游行的方式被普遍使用，形式更为多样。如1935年举办的拒毒宣传周进行了全市化装巡回表演，军警押同各吸毒犯游行全市，并组织宣传队随同讲演。[28]通过展示不卫生的身体，对观者形成心理上的震慑，配合卫生的宣传，双管齐下。1936年4月15日，在清洁扫除运动大会的游行中，清道夫持清洁工具，推秽土车，并唱清洁歌，清洁歌的歌词为：“起来早，把地扫，清洁运动不在今朝，处处干净，心里也牢靠，不让他们外人说我糟，清洁运动高，干净多么好。”[29]1937年，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首先进行了清洁检阅，受阅者采分列式，“步伐齐整，精神奕奕，警役均着卫生局所发之新夏季制服，行至司令台时，均向检阅官行注目礼”，检阅完毕后开始游行，从天安门前出发分三路游行，每至一处即举行扫除仪式。[30]

总之，卫生游行与卫生表演具有相似的功能，都能够通过身体的展示传递动作、表达含义、渲染同情，但两者的影响范围不同。相比于卫生表演较小的普及面，在卫生游行中，游行者与观看者均处在开放式的城市空间里，影响能波及社会各个阶层，有效扩大了宣传面。但程序化和仪式化的动作缺乏感情上的冲击力，难以形成持久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