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始于英国，最早源于对公众开放的皇家园林。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由专人设计，专供公众游览的公园，现代的公园由此诞生，并成为世界各国城市公园的样板。近代中国的公园最早出现在上海的英租界，是1868年开辟的外滩公园，当时称为公家花园（Public Park）。之后各地租界纷纷建设公园，受此刺激，在上海等地，一些私园开始向公众开放[1]。

进入20世纪后，公园之说开始见诸报端。1905年，《大公报》上登载了一篇来稿，将公园之制溯源至古代，以证其非为西方特有，并宣扬公园的益处：“公园者，可以骋怀娱目，联合社会之同群，呼吸新鲜之空气，入其中者油然生爱国之心，显然获卫生之益。”并以为当时北京的城市卫生状况之差尤其需要公园：“今中国之北京市肆之盛，民居之稠，与泰西各国等，而街衢之不洁，人畜之秽污，则尤非各国京城可以举，似此而不设公园其何以造福于臣民而媲美于各国哉。”[2]至1907年各地修建公园蔚为风气，公园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最终确定下来。

1906年，清政府方面首次出现了倡建公园的声音，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等人奏请清廷：“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恳请“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3]，这为北京兴建公园提供了政治上的依据。[4]1908年，中国仿照西方设立的第一座动物园京师万牲园[5]向公众开放，其改造自满清贵族的私人园林。尽管如此，万牲园不能认为是清政府出于公众利益考虑而开放的公园，但可以“视为即将出世的近代公园的先行者”[6]。直到清朝覆灭，真正意义上的公园并没有在北京出现，而北京以外的许多城市都已经开始兴建城市公园。

1910年，万国改良会在中国的全权代表、美国传教士丁义华演说《公共花园论》，宣扬西方的卫生观念，认为公共花园是西方各国为卫生而设立，“借着公共花园，洗刷人胸中的浊闷，增长人活泼的精神”；公园的好处有三：“有益于卫生，有益于民智，有益于民德”；由此倡议京师创设公园，以为一国榜样。[7]进入民国，对北京仍然缺乏公园的状况，舆论痛惜不已：“其于国民卫生上及娱乐上，亦太不加之意哉，亦太不加之意哉！”[8]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决意兴建公园后，在《市政通告》上对公园的好处大加宣传，尤其强调公园对于市民健康的重要性：“其论都市公园之功效，直称之为‘都市之肺腑’。盖以市民之赖有公共园林，犹之吾人之赖有肺腑，藉以呼吸空气而得免于窒息也。”[9]公园的设立是近代卫生知识逐渐普及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改善城市环境，促进民众健康，这是公园的倡议者们宣传的重心。

设立公园的首要条件是一定面积的空旷场地。1905年北京公园的首倡者提议，公园应设于前门、东西单牌楼等繁华闹市旁的空旷之地。[10]国人不敢触动清廷的禁地，因此，将皇家园林开辟为公园的倡议是由美国人丁义华大声说出来的，他在演说中提出：“现在有好些地方，已经粗具公园的体格，各处稍加修改，即可作为公共花园，如先农坛、天坛、地坛、日月坛以及别的大庙宇地方。”[11]虽然在清廷统治时期这样的建议绝不可能得到采纳，但提供了公园所在的一种可能性。这种认识到民国以后得到了市政机构的肯定，积极推动公园建设运动的京都市政公所，就明确主张将京畿名胜开放为公园，其所占据的广阔空间，正适于公园创建所需要的条件。

在众望所归之下北京的第一座公园终于产生自皇室坛庙，在创建过程中时任内务总长兼市政公所督办的朱启钤起了关键作用。1913年朱启钤视察社稷坛时，看到内中仍有古柏参天，但荒废日久，“以如此名地废弃可惜”。[12]第二年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文，指出京畿名胜“与其严樵苏之禁，积习相仍；何如纵台沼之观，与民同乐。……及今启闭一时，傥以群情所附，亟应详定规条，申明约束，以昭整肃，而遂观瞻”。袁世凯同意将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择其所提之一二处开放。[13]基于前一年的观感，以及前门以西的优越地理位置，朱启钤选择了社稷坛作为第一个公园的所在，以后的历史证明了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当年10月10日民国政府的国庆日，由社稷坛改建而成的中央公园[14]对外开放。此后，传统的皇家园林和坛庙被陆续开辟为公园，主要有1918年开放的先农坛公园，1918年开放的天坛公园，1924年开放太庙而成的和平公园，1925年开放的北海公园，1925年由地坛改建的京兆公园，1928年正式开放的颐和园。

公园的创设，一改传统园林和坛庙的颓败，其管理者积极营造优美的环境，增设绿地，栽培果树，培植花草。公园的管理者还基于“所谓健全之道德培养于健全之娱乐，此乃不移之理也”[15]的认识，积极引入西方的体育设施，并创设社团倡导体育。1915年中央公园公园董事长朱启钤发起成立了“行健会”，作为“公共讲习体育之地”，设有台球、网球等多种球类设施；1919年又修建了一个有12个房间的健球房，1929年于花圃西南设置儿童游戏场。[16]其他公园也设立了各种体育场所。北海公园开辟了儿童游乐场；中南海公园设有公共游泳池，还曾于1934年举行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游泳比赛。[17]公园有助于倡导健康的娱乐方式，造就健康的生活方式。

公园作为一个常年开放，凭票即可进入的公共场所，还具有平等和开放的性质，可以在其中对民众施行教化。市政机构和卫生倡导者对此有明确的认识，都积极地利用公园灌输民众以卫生知识，企图造就具备卫生观念的国民。近代北京的公园改建自皇家园林与坛庙，其原有的强调等级秩序的空间结构使得公园的教化功能更为突出。因此，田园风光式的公园环境常常让位于富有教育寓意的象征建筑，公园中的传统空间更多地被改造为教化场所，而非纯粹的休闲娱乐之地。

1916年，北京政府内务部在中央公园社稷坛西侧原神库所在设立了卫生陈列所[18]，“以灌输市民卫生常识，凡卫生标本、模型、解剖图表等项，搜集无遗”，开办初售票参观，后来即实行免费。[19]所中陈列各种与卫生相关的事物，“或以浅显文字解释其原理，或凭新颖图画指示其利害，或制作模型以供观众之考察”。[20]1934年北平市政府卫生处将其进行扩充，增设人员，对陈列物品重新规划，“计分衣服卫生组，卫生常识组，居住卫生组，胎产组，花柳病组，痨病组，传染病组，医药组”。[21]但第二年，北平市卫生局就因事务繁多难以周致，只能将卫生陈列所缩编为卫生陈列室，基本维持扩充前的规模。[22]除了中央公园，京都市政公所于1927年底还曾计划在北海公园开办一处卫生陈列所，当时房屋和人员均已部署就绪，日内即可开办[23]，但其后因政局的动**而未能实行。

卫生陈列所是中央公园的重要设施之一，是公园中长期存在的卫生标志物。卫生陈列所通过展览的方式给予民众感性的卫生认识，据1934年下半年的统计，“计男九千五百四十三人，女五千七百十四人，共一万五千二百五十七人”[24]，平均每月有2540人参观，每日约83人。1935年的参观人数更是达到了44261人。[25]

公园除了常设固定的卫生宣传空间，其公共场所的性质以及宽敞和多样化的场地，也非常适于短时期内集中进行的、有一定规模的卫生宣传活动。民国时期的戒烟拒毒行动，就充分利用公园，吸引人们前往参观，最大化地达到宣传效果。20年代北京地方执法机关多次在先农坛和天坛焚烧烟土[26]，并登报广为宣传，“俾社会各界人等周知此举，以资观警”[27]。1934年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仍沿用前法，在先农坛焚毁违禁药品，以广宣传。[28]民间团体也积极利用公园进行活动。1922年，中西联合禁烟会在中央公园水榭开成立大会，旨在协助官厅扫除烟障。[29]1925年，由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的中华国民拒毒会，在北京发起了全城范围的拒毒运动，在北海和中央公园悬挂了“拒毒救国”标语，并在北海公园由邓萃英进行了拒毒讲演。[30]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卫生宣传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34年至1937年北京的卫生行政机构组织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均以中山公园为运动中心，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卫生宣传。以第一次卫生运动为例，卫生展览在中山公园水榭进行，“展览共分十大种，计人体解剖类，妇婴卫生类，儿童服食类，卫生用品类，环境卫生类，病理模型类，饮食物品类，以及各公共卫生机关成绩照片模型等，每日自上午八时至晚六时在大会期间均随时任人参观，并派有专门人员予以说明”；运动期间由广播电台派员在公园进行广播卫生讲演，每次听众不下二三千人；十七至十九日每晚在社稷坛映演卫生电影，并派有专门人员说明；十九日下午在中山堂举行儿童健美决赛会，参加来宾约计不下两千余人；十九日当天在公园举行卫生运动大会。[31]卫生运动大会是官方化、制度化的卫生教化运动，其展览内容较常设的卫生陈列所更为丰富，宣传过程中充分运用了广播和电影这些现代的媒介。通过这些多样化的形式，政府冀望在公园这一特定的空间里进行集中宣传，在短时期内给予民众强烈的心理冲击，从而达到灌输卫生知识，造就健康国民的目的。

但在实际情境中，民众也许只是“走过场”，参观卫生运动大会就像逛传统的庙会，去凑凑热闹，政府利用公园对民众进行的卫生教化，与民众直接的实际需求尚有一定的差距。有文章就直击这一现象：“这时候，有无数的人在参观中山公园的全市卫生运动大会，中山堂里陈列的图表都是飞着跳着的黑杠子，一个穿黑衣的小孩子指着各国人口死亡率表上顶粗的黑杠子向着旁边一位三十来岁的大人说：‘爸爸你瞧，中国也第一呢！’生理陈列所的会场里掛着‘禁止吐痰’的招牌，一位绿帽黄箍的同志咳嗽了一声，一口痰清出丈把多远，正巧落在场外的空地上。”[32]

对于民众的不卫生行为，公园通过制定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冀望“人民于游行公园时不知不觉之中得法律上之生活及道德上之知识”[33]，达到卫生教化的目的。中央公园的游览规则中规定：“不得于园内抛弃秽物”，“公园内置有男女厕所不得于厕外任意便溺”。[34]但是民众对公园附加于他们的约束，并不全然接受。有人称其在游览刚由太庙改建而成的和平公园时，看到沿路有的木牌上写着禁条，如“不准吸烟及吐痰”、“不准持手杖及相匣等”，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和平”[35]。许多人对于禁令牌示，“亦假装看不见，照样的‘噼呖，拍啦’满地吐痰”[36]。还有人在公园到处“涂鸦”，正体现了国人不清洁的弱点。[37]公园本为提供一个卫生的空间而设，“但若不重卫生，男女杂沓，灰尘飞扬，细菌易于传布，疾病因是发生，则与公园之本意相反矣”。[38]

在公园的倡议者和创建者的理想中，公园应是环境优美、游人和睦，且能移风易俗、提倡卫生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之所。但现实中，公园却是环境不良、人声鼎沸，各种不文明行为充斥其间的地方。公园设计与民众行为的反差，反映出市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市民个体既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依存于社会、受制于社会，同时又由于寻求自己的私利而不断与社会发生冲突，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控制，两者是冲突与合作的统一。

公园未能完全达到其创建者美化环境、教化民众的初衷，市民也没能真正获得一个游目聘怀、健康娱乐的去处，原因之一还在于公园未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近代北京的公园大多需要买票进入，其虽为政府所设，但很少得到官方的财政支持，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中央公园就是“凡百兴及经常财用，由董事蠲集，不足则取给于游费及租息”[39]。20年代初北京各公园的票价是：“中央公园：铜元十枚；卫生陈列所：铜元四枚，着制服学生二枚；城南公园：铜元五枚；天坛：铜元三十枚；农事试验场：铜元十六枚；颐和园：银币一元二角；静明园：大洋五角。”[40]至1925年中央公园的门票已涨到十六枚铜元。[41]银元与铜元的兑换率一直在变化，1926年一个银元能换铜元三百七十枚以上，十年以前只能换一百五十枚。[42]虽然总体上铜元的价值在跌落，但十枚铜元对于普通平民的负担也不轻，因为他们“除供给最低之生活必需品外，已无余资供他项消费之用”。[43]

公园虽然在名义上是对民众平等对待的，但售票的制度无形中限制了平民的进入，尤其是贫苦民众更是无缘目睹，对此舆论多有批评。有人指出，“现在京中虽有公园，内中树木无多，入门均须买券，以排除贫民阶级，事实上仍是资产阶级的私园”[44]。公园被称为“不公园”，表达了对公园售票不利于平民的不满。[45]人们对此屡有评论，公园中的一位先生义愤填膺，认为“进公园非买票不可，这是世界各国所无，我们中华民国独有的事！”他的理由是：“公园是人烟稠密的都会中人民吸纳新鲜空气的公共地方。进公园要买票，不成于用空气要纳捐吗？世界上那里容得这样无理的苛捐？”[46]公园售票限制了一部分人群的进入，而这部分人群正是被认为最需要获得卫生知识的中下层民众，这使得卫生知识的教化未能达于全面普及，宣传效果也受到了影响。

1934年第一次卫生运动大会的组织者有鉴于此，为了扩大宣传面，与中山公园商议，于大会当天免售门票，取得了一定效果，民众参加者总计约二万余人[47]，但仅于七天的会期中免票一天，其措施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公园施行各种教化行为，以此向民众灌输卫生知识和公共意识。但民众的实际行为表明，公园的教化效果必须依赖于行之有效的约束力，以及民众卫生意识的提高，而民众卫生意识的提高，还需要公园保证其开放性，并真正加意于卫生教化，而非象征性的作为。

北京的城市中存在着大量强调皇权和等级秩序的空间，典型代表就是传统坛庙和皇家园林。民国以后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在这些传统空间的基础上创建了公园这种新型的公共娱乐空间。公园是卫生知识逐渐普及的产物，又为卫生教化提供了重要场所。尽管公园未能完全达于其设计者的期望，但正如美国的社会学家甘博在当时所观察到的，公园确实“使不少人拥有了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48]，城市民众开始有了合于卫生的现代娱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