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它由于特别注重西方化的教学方式和西学传播，培养了顾维钧、颜惠庆、周诒春、施肇基、宋子文、刁作谦等一大批著名外交人才，因而有“外交人才的养成所”之称。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大学长期拒绝在中国政府立案，始终保持西方化的教育体制，是近代中国西化色彩最浓的一所高等学府。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把圣约翰大学当作近代教育文化西化的典型，对圣约翰大学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西化方面。尤其是像最近出版的由陶飞亚和吴梓明合著的专门研究近代教会大学之国学的《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一书，仅用数百字的篇幅简略地介绍了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1]但是，这是否就可以说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中无足轻重呢？事实上，国学教育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较之燕京、金陵、岭南等大学要逊色得多，但是也并非可有可无。国学教育是近代教会大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在近代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最西化的”圣约翰大学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化的道路。本书正是试图通过梳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历程，来说明圣约翰大学从其创办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停办，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中国化道路，由此从一个侧面展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追寻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一）在欧化中确立国学地位

1877年，基督教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文章，指出传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不能只是一味地直接传播福音，而要重视教育的间接传教功能，即要建立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通过教育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到中国，从而消灭中国传统“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因此，教会应当积极参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运动，着力培养接受西方科学和艺术的中国人才，从而“有效地根绝异端迷信”。[2]。

不过，到了1890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时，狄考文开始改变上述完全想以西方科学文化和宗教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主张“应用中国语言施教”，让年轻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一个缺乏中国语言训练的人不仅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可，也会“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但同时他仍非常强调“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3]

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传教士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单纯地传播西学和基督教是不切实际的，并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教会教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不能和中国经书相处，而我们不能不和它相处。”因此，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则在此次大会上特别讨论了中国经书在教会教育中的地位问题。他说，教会教育不仅要培养教徒和教会工作者，也要培养在中国政府和社会中担任重要工作的人，因此，教会教育应当包括学习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自然科学这三个方面，而不能有所偏废。中国人必须通过学习经书来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和哲学，以便能够从事中国所需要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学习基督教书籍和西方科学来“有效地抵制经书中的歪门邪道和伪科学”。[4]

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深感教会教育过于忽视或轻视中国文化教育，不仅对中国无益，对传教也不利。周之德认为：“美国士文先生云：‘欲吾道通行中国，必须各教会多设书院，广集会中子弟，礼聘中西教会通儒，教以圣经、英文、法文、德文、格致、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各种有用之书，令会中人才蔚起，然后简拔才全德备，献身事主者，责以重任，又有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以此传教，何教不传？以此图功，何功不就？……此教会各学校亟宜变通整顿也。”[5]

到了民国初期，基督教界和中国教育界要求教会学校重视中国文化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曾任教会学校视学的蒋昂，积极呼吁“中西教育之融会”，认为教会教育必须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歧视吾国文字”的局面，传教士“往往以西文为主要教科，而于华文则忽之，同一课目也，中文之时间较少”，“生徒之视中文，亦若有无可忽”。中西文化和中西教育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需要融会所长，克服所短，加强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从而与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并行不悖，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培养出既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同时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基础和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人才。[6]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增长，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推进，在教会学校加强中国文化或国学教育成为历史的必然。正如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杨程所说：“教会学校虽然款自外来，也多系外人办理，但其受教育的学生，总是中国的青年，所以应当注重国学。注重国学，原非排斥西学之说法，不过主张国学比较西学特别注重一些而已。”他还特别主张，注重国学教育，需要在各中学、大学和神学教育中，“尤当聘请几位国学教授——尤以大学、神学为要——专司其事。这种国学教授，当然不是冬烘头脑的老古董所可充数，必须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线索了然胸中，并且具有哲学、伦理、文学之一二门特长者，才能合格。”[7]这也就是后来各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纷纷聘请中国学人担任国学教员的一个前奏。

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为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二为卜舫济牧师执掌圣约翰前期，即19世纪8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第三为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

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建在于上海西北部的梵王渡，将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先期创办的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并入其中。“因其时英文之应用极少，学者仅资洋商之翻译，故各科均用中国言语教授，初用普通国语，继以学生大半来自苏省，改用本地方言。”[8]因此，当时的圣约翰书院，并没有开设西学，而是“专授中学”。[9]“专授中学”固然由于当时“英文之应用极少”，也由于创办人施约瑟主教喜欢中国文化。施氏于1859年来华传教，很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学。来上海前，“施主教驻北京甚久，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更有心得。教会译圣经为文言文时，施主教之力居多。美国监督会（即美国圣公会）聘为主教，勉强从命，盖施主教实一学者，攻学之志趣甚坚，既任主教之职，即主张设立大学。彼见中国人尊师重学，由来已久，设立大学之后，必可养成一种实力。且中国是时教育，仍是守旧章，专攻经史。苟能介绍新式教育，创立教会大学，前途之希望实为无穷。”[10]施约瑟创办大学，并非以教授西学来排斥中国文化学术，而是不满意于当时中国陈旧的经史教育方式。况且，他本人对中国语言文学有一定的研究，并曾亲自以汉语讲道。因而，他实际上是想通过办学，培养大批新型汉语弘道人才。这一点，从他在圣约翰书院成立后以校长之职兼任国文部主任一事，即可见一斑。当时只有国文部和神学部。因此，卜舫济说：“学校初创，困难之事亦多。施主教眼光远大，当时即有意提倡白话，主张各班皆宜试用官话教授。惟当时学生皆操吴语，练习官话甚不易行。校中教授科学，系用中文，而相当课本，乃遍觅不得。”[11]

圣约翰书院的英文教学，始于1881年。但当时的中文教学和国学知识的学习，仍占主导地位。据当时的一位传教士于1882年回到美国所称，圣约翰书院的“学生被分配的五个科系，最低的一级为初级班，孩子们在这里单独地进行汉语学习，在进入高扩级科系前，要求有一定的‘四书’知识和有能力写简单的汉语短文……教授全是中国教师，教学完全是中国式的”。[12]即便是升入大学的预科，仍是“英文半日，中文半日”。[13]

圣约翰书院初期办学的实践说明，施约瑟当时主要是为了适应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积极培养中国本土的传教人才，因而很注重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教育。这种办学方式在当时可能也是由于“英文之应用极少”，但实际上是20年代以后基督教教会教育中国化运动的早期形式。

1886年卜舫济牧师来华后，一方面担任英文教课，另一方面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卜先生深知英文实为传播新教育之利器，研究英文，亦不致荒废中国文学。”所以，他在1887年英文部的报告中，“历数英文之利益”：“一、华人研究英文，犹如西人研究希腊拉丁文，可以增进智慧。二、研究英文，可以铲除华人排外之成见。三、华人研究英文，可以增进东西间之情感，并可以扩张国际贸易。四、研究英文，可以知基督教事业，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14]这实际上是卜舫济开始主持圣约翰事务的奋斗目标，预示着圣约翰书院将从偏重于中文教学和国学基础教育，过渡到侧重于英文教学和对西方文化知识的大力传授。

当然，这个过渡并非短时间就能完成。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学生的英文程度毕竟有限，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门课程，仍用中文讲授，卜航济本人授课也不例外。直到1890年，学生的英语水平才有一定的提高，其重要标志，就是英文《约翰声》杂志的出版。据该杂志发刊词所称：“此次刊物，系中国青年初次用外国语印行之刊物。希望此刊物，能增进东西之情感。”[15]负责此刊的三位编辑，均是在圣约翰受教的土生土长的中国青年，即朱葆元、蔡元卿和吴任之。

圣约翰书院在开设英文部的次年，即设立西学斋，积极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进入90年代以后，西学与英文教学并重。这与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所倡导的学习西方浪潮是相适应的。《约翰声》发表社评指出：“本校之宗旨，在使学生有广博之自由教育。先使学生对于英文文学，有彻底之研究，然后授以科学，使之明了真理，以增进人类之幸福。而尤要者，则在于养成学生之优良品格。基督教对于此点，贡献最大，将来对于中国教育之发展，贡献亦必甚多。欧洲近世文明，起于学校。吾侪愿中国亦有此情形。”[16]顾斐德先生于1894年任科学系主任，“从此科学课程，悉用英文教授。因由于英文部成绩优良，亦由顾先生之教授得法也。”[17]圣约翰的学生英语水平从此进入全国教会学校的前列。

圣约翰书院在大力发展英文和西学教育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国学和华文教育。正如赉玛丽所说：“当然，也不能把汉语的学习完全扔掉，以便有更多时间读英语。这一门作为学生们的祖国语言的学科，所有真正汉学家所赞赏的广博的文学领域，自然仍是一门基础的学科。”[18]

据1904年3月至1905年1月《圣约翰书院章程》所记载，当时全院统分两斋，即西学斋和中学斋。学级分正馆和备馆。中斋正馆三年卒业，备馆四年。依西斋例分派学级，中西学两不相混。如果西优中劣，则中学入备馆，西学入正馆。若中优西劣，则中学入正馆，西学入备馆。中学斋正馆，第一年课程为《论语》《周礼政要》《公法会通》、札记和作策论。第二年课程为《御批通鉴辑览》（上半）、《近思录》《管子》、札记和作策论。第三年为《御批通鉴辑览》（下半）、《春秋三传》《荀子》、札记和作策论。中学斋备馆第一年课程是蒙学课本三编、国史启蒙问答、造句、联字、墨书、圣教课和基督本记。第二年课程为《孟子》、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书札、文俗互译、作策论、选读浅显传记文论圣教课和基督譬唯略解。第三年为《礼记》节读、支那通史、选读近世名人传记文论、书札、作策论、圣教课和《天国振兴记》。第四年为《尚书》、近世史、选读近世名人传记文论、札记、作策论、圣教课和《备立天国记》。[19]以上中学斋课程，既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既有古代的，也有近现代的；既有世俗知识，也有基督教知识，反映出当时圣约翰书院制定的中学学习内容，不仅限于国学知识，而且以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主，兼容西方近现代文化知识和基督教知识。这显然是对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浪潮的积极调适。即便是当时的西学馆课程，也反映了这一特点。西学馆固然是以西学为主，但也不乏《中国史略》、华文《启悟初津》《地理初桄》之类的课程。

以上所标示的国学课程，是1904至1905年的。此前的国学课程可能要陈旧一些，尤其是在国学教授方式上更显传统色彩。在19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几世纪来中国形成了一整套传统的教育模式，我们许多教师中，特别是颜永京感觉到起码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文的科目必须继续采用传统的方法学习，任何试图采用西洋的方法都是有害的。但每个人都承认死记硬背，对所学的内容的真实意义不加思考，不但浪费时间，而且对学生也是有害的；所有个人意见及首创精神必然被扼杀。然而，时至今日这种浪费的方法还是照样进行。”[20]实际上，这种传统的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国学知识学习方式，直到20世纪初年科举制改革时期才真正改变。

康梁维新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人民逐渐自觉地意识到改革传统体制、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世纪初年，中国的“公众舆论不止主张改革，还主张成立洋学堂，对外国知识、西方技术给予更多的重视；至于中国经书，倘若不予抛弃，也至少应该比以前少重视一些。当时有两派不同意见，保守派主张保留经书课程。他们承认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认为这只能是作为对中国经籍的补充和辅助”。“另一派深受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纲领和学说的影响。他们主张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使之现代化。这一派影响所及，遍及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师生。”[21]

圣约翰书院在当时也深受此种潮流影响。据当时在读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记得1904年初，学校当局鉴于赞同所谓新学的情绪普遍高涨，决定调整中国教师。他们聘请了新教师多人以取代守旧的教师。我们的中文课改由一位留日归国的学者讲授，他完全同意康梁维新派所主张的新思想。”“我记得他用的教学法，对我们说是崭新的。他不要求我们阅读和背诵经书，而是按不同题材，有的根据经书的引文，有的根据时事，进行讲课。这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我们这些学生对他讲课极感兴趣，确实有些入迷。他彻底地改革了教学方法。”[22]

20世纪初年圣约翰书院（1906年改为圣约翰大学）虽然适应新潮流而聘请留学生以新法教授中国文化知识，但对国学知识的教学仍然明显不够重视，远不及英文和西学的讲授。当时用新法教授中文的，也不过两三位教师。据顾维钧回忆说：“当时教会学校的一个弱点，是把中文课的地位放在英文课和用英文原本的其他学科之下。例如，历史课，我记得很清楚，圣约翰是不教中国史的，只教美国史和英国史。因此，当新教师讲中国史，讲到中国名人、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将领以及爱国志士时，我们听得都很激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文教师的薪金在当时“不比学校堂役多多少。他们的薪金可能至多相当于外国教授的十分之一，有的甚至是二十分之一。”因为中文课在当时的教会学校，“一直是应付公事”。[23]也就是说，既在中国办学，生员主要是中国人，目标也是为了培养在中国的传教人才，当然不能完全抛弃中文和中国国学知识，但这在整个教会学校的教学中不过是辅助，并不重要。

也正是因为国学教学不受重视，“学中文只不过是流于形式，而且还不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当时有些学生从预科一年级直至毕业，在学校待了7年，他们的中文和国学知识依然处于一年级水平。因此，顾维钧认为：“显然，教会学校培养中国人的目的不是出自中国国家的需要，而是出自满足教会活动的需要。”[24]

（二）加强国文教育的重要性

圣约翰大学对中文和中国国学的轻视，随着晚清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当时国粹主义文化潮流的影响，颇受当时社会人士的不满和批评。正如《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所说：“教会学校常因不注重国文，受人讥评。”出于社会上的压力，圣约翰大学决定“特任陈宝琪君为国文部主任，改良一切，成绩甚佳”。[25]

陈宝琪何许人也?1909年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获学士学位。“初充本校英文教员，辛亥秋改充国文科教务长，兼任翻译历史两科教员。”[26]陈宝琪显然并非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的饱学之士，他的英文和西学知识，肯定胜过其国学知识。由他来担任国文部主任，真的会如《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所自誉的“成绩甚佳”吗?

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陈鹤琴先生，正值辛亥年进入圣约翰大学。初入校时，他就觉得那里很重视英文，甚至英文基础不好，很难坚持下去。他回忆说，圣约翰大学的物理、化学、算学和历史等课程，都是用的英文原本，不讲中文，幸亏此前在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英文程度还可以，因而在圣约翰，“英文原本勉强可以读下去”。与此相对照的，是中文和国学教学情况。由于圣约翰大学一贯轻视中文和国学知识的风气的影响。“那时候，一般学生总不注意中文，学校更对不起中文先生。外国教员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西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比教国文的中国教员来得好。所住的房子，所领的薪金都有三种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房子是又旧又小的中国房子，外国教员住的是又新又大的洋楼。”“最痛心者一般洋行买办的纨袴子弟，出入包车汽车，对于国文一点不注意，对于国文教员一点没有礼貌。”[27]国文教员的待遇和处境，最有力地说明了当时的中文和国学的教学情况和在圣约翰大学教学中的实际地位。

后来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文学家和学者的林语堂先生，较陈鹤琴稍后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那里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林语堂先生后来回忆说：“当时学习英文的热情，持久不衰，对英文之热衷，如鹅鸭之趋水，对中文之研读，竟全部停止，中国之毛笔亦竟弃而不用了，而代之以自来水笔。此时以前，我已开始读袁了凡之《纲鉴易知录》。此时对中文之荒废，在我以后对中国民俗、神话、宗教做进一步之钻研时，却有一意外之影响。”当时“在圣约翰大学，学生之中文可以累年不及格而无妨害，可照常毕业”。191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时，他的英文当然是学得很好，西学知识也懂得不少，然而，由于他“把国文忽略了，结果是中文弄得仅仅半通。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大都如此”。接着他北上进清华大学，投身于“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自感到非常“窘态”。“为了洗雪耻辱，我开始认真在中文上下功夫”。[28]这是民国初期约翰大学轻视中文和国学教育的一幅真实的写照。

关于民初（20年代前）圣约翰大学的中文和国学教育状况，还可以从若干方面得以窥见：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创建于建校之时。馆藏书籍，有中西人士捐助的，有本校自购的。据1917年度图书馆的报告，中文藏书计有1581本，西文藏书共有8591本[29]。也就是说，中文藏书不及英文藏书的1/5。虽然该馆每年购书近千本，并以文学、历史、宗教三种图书最多，实际上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学、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中国文学、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书籍所占份额很小。

再看1917年圣约翰大学年刊所公布的《国文教员题名》，共有8位国文教员，即陈宝琪、金念祖、王焘曾、戚牧、吴宝地、廖寿图、徐可均、张鸿翔。其中3人受过新式教育（一名南洋公学特班生，两名圣约翰本校文科毕业生），4人为前清举人或廪贡或增生，一人曾任东吴大学分校教习。应该说，除了圣约翰本校毕业的两位外，其他6位都有较好的国学基础。然而，掌管国学教育的，是国学基础并不突出的本校毕业生陈宝琪，而其他5位虽然国学基础较好，却没有接受新式训练。这样的一支国学师资队伍，显然很难在国学教育方面有所作为，不过是应付时势而已。

应该说，从1886年卜舫济执掌圣约翰直至民初，圣约翰的国学教育是极不受重视的，因而国学知识的教学效果很差，以致不少毕业生进入社会后，深感国学知识贫乏，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不得不重新补习国学知识。这种轻视国学知识教育的倾向，虽然在当时的各教会学校中较为普遍，但圣约翰大学的情况尤为严重。因而，林语堂先生晚年讥讽地说：“就英文而论，圣约翰这个大学似乎是为上海造就洋行买办的。”[30]圣约翰大学果能长此以往吗?

（三）积极引进国学师资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文化思潮和非宗教运动的蓬勃兴起，给当时中国国内的各教会学校以猛烈的冲击，“中国化”和“本色化”浪潮，在教会及各教会学校中相继开展起来。特别是20年代中期开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对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教会学校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将中文和国学教育，看作只是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的。事实上，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学校如果仍然忽视或轻视国学教育，就是逆时代文化潮流，更是逆当时声势浩大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所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20年代初开始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圣约翰大学并没有恪守原有的办学宗旨，而是力求适应时代所需。圣约翰的青年学生得风气之先，率先成立了国乐会、国事研究会等社团，在圣约翰大学中最早举起了“中国化”的旗帜。朱士嘉等同学于1920年国乐会成立时指出：“溯自欧风东渐，箫管琴瑟之声一变为梵钟披娜之声，有心人无不痛我国粹之沦亡。然则本会之设立，非仅为怡情遣兴计，抑亦寓发扬国光之苦心耳。”[31]刘麟生等同学于1921年组织的圣约翰大学国事研究会，“旨在研究国事，练习国语，行国会式之讨论，以增进彼此政治常识。”并规定“无论何省人氏，均须以国语达辞”，以“养成健全老练之国民，为将来政治改造之先声。”[32]不难看出，朱士嘉、刘麟生们正是针对圣约翰大学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国文和中国文化教育所进行的有力的校正，实际上也是向圣约翰大学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1921年，就在刘麟生等同学组织国事研究会前后，圣约翰大学当局颁布《本校之大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学科增设问题，将原有的中国文学哲学科裁撤，归并入文科，以“便利施行选科制Group system 之故”。[33]这显然是适应形势，增加国学知识教学分量的第一个重要举措。

次年，卜舫济校长邀请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来校考察教学状况。黄炎培认为圣约翰大学的“中文改进之计，事不可缓”。由是，圣约翰大学“广延四方博闻之士，讲诵旧贯。凡所兴革：有改良教授法，变更课程，改易教材，增多大学国学学分，添购图书，注重课外作业，六事”。[34]在此基础上，圣约翰大学在国学知识教育方面进一步推行改革措施，突出地表现为国文课程的改组及教学方法的革新，即从1922年9月份起，中学部的国文课程中，添设模范国文语法、文法修辞概要、文字学大纲、阅书质疑等科目。大学部则采用学分制，国文占16学分，修习不及格的学生，只能作为特别生，不能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还新聘请了一些国文教员，如何仲英、伍叔傥、洪北平、林尚贤、顾宝琛等。[35]

接着，圣约翰大学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36]，主要有：

其一，严格考查成绩。对于国文学分不够、成绩不合格的，一律不授予学位。特别是针对不少学生国文成绩不合格，其中多半是海外华侨子弟的状况，决定从下一学年起，专设国文补习班，施行个别教授，每人除规定学费外，每学期需另加缴学费30元。

其二，增聘得力的国学教师。在原聘的国学教师之外，决定将再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著名国学家钱基博为国学教授，并聘请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

其三，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聘请中华教育改革社主任干事陶行知等著名教育家来校演讲，指导教育改革，以适应时势所需。

其四，大力增加图书设备。鉴于圣约翰大学多年来轻视国文和国学教育、国文藏书较少的状况，近年开始增购，总计已达8900余册，是10年前的近6倍。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经史子集图书，基本齐备。

其五，举办国文成绩展览，促进国学教学水平的提高。该校在毕业同学恳亲会日举行国文成绩展览会，深受好评。因此，美国纽瓦（Newark）博物馆举行巡回展览时，也征求圣约翰提供展品，圣约翰大学于是将部分国文成绩送往美国，以备陈列。

以上五项改进办法，在圣约翰大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看作圣约翰大学自觉适应时势，改变长期以来严重轻视国学教育状况的一个显著标志。当1923年秋季开学后，“国学部厉行新章”，“凡华侨或由他校转学，其中文未得有适当程度之入大学者，专开一补习班，唯每生每学期须纳补习费30元。此章自1928年级（即现之初级）实行，闻补习者已达40余”。[37]

在1922—1923年的国学教育改革中，圣约翰大学力求将学生国文素质的提高，重点放在进入大学部前的中学阶段。国学教员蔡正华针对当时新生入校后因国文差而开办补习班的状况，认为除添设大学国学学程外，尚需提高附中国文程度，实行统一的附中中西文学级。[38]因而，圣约翰大学颁布规定，送至各对口中学，要求各校的毕业生“须确有新定之国文程度，方准免试升学。此项标准之规定，系根据新学制国语课程标准之精神而配合教会学校实际之需要”。[39]

与此同时，国学功底深厚，且对于中学国文教学法素有心得的钱基博、何仲英、洪北平等教员，在新学期联合组织了一个中学国文教学讨论会，诸人轮流提出问题，共同讨论，“其所拟问题有关于一般原理、课程标准、教材教法、学力测验等项。每次讨论后整理，对于国文教学问题，准备做出比较有系统的贡献”。[40]这说明圣约翰大学对学生国学知识教育的重视，并非停留于一般的课程补习，而是力求以中学国文教学为突破口，通过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切实全面提高进入大学时学生的国学素质。

钱基博等圣约翰大学国学教员对于大中学生国学知识教学的改进举措，在当时上海等地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当时著名的中西女塾在整顿振兴国学教育过程中，“不时延请对于国学富有研究者，如约翰国文科长孟宪承，暨约大教授何仲英等，均曾亲临该校讲演”。[41]

（四）国学教育与爱国意识

孟宪承、钱基博等国学教员应聘来圣约翰大学整顿和改善国学教育落后状况，不仅促进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增进了圣约翰大学师生，尤其是国文教员和广大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后者在五卅运动中得到集中的反映。

1925年上海发生了著名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降半旗致哀，遭到卜舫济校长的反对。卜舫济不顾师生们的爱国热忱，公然将中国国旗降下，并扔在地上。华籍师生闻讯大愤，集会声讨卜舫济的帝国主义行为。卜舫济召开教授会，企图以开除爱国学生相威胁。岂知向不出席教授会议的钱基博先生和其他国学教授一道出席了此次会议。钱先生慷慨陈词，痛斥卜舫济无理压制中国学生爱国活动的暴行，要求卜舫济公开向爱国师生谢罪。卜舫济拒不认罪。于是，“占学生绝大多数的约550名学生于6月3日发表声明，他们发誓永不再回圣约翰大学。他们成立了一个退学联合会，谴责卜舫济对他们爱国行动的阻挠，宣传他们对五卅事件的观点。相当多的中国教师对卜舫济不与他们商量便自作主张的做法很气愤，他们要同爱国学生站在一起。于是他们都辞了职，并公开发表声明检讨了以往的缺点。师生密切合作，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大学——光华大学。”[42]

钱基博先生后来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说：

我近见报载程国扬先生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演讲《欧洲教育最近趋势》说：“英国国各种学校，都是很有效力为品性的养成，忠信的认识以及个人效能的增加。”又说：“意大利一世纪以来，一方追求国家的统一，他方却期望固有民族文化的复兴。自信无论为现在及将来，再造意国的基础，须建筑于意大利传统之上；因为过去历史之中，才包含着新时代文化的渊源；想在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以古文化的存在，为保证民族统一和团结的根据。但是他们的重兴古代文化运动，并不是纯粹的复古教育；他们的宗旨，是用现代方法，去实行罗马教育，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罗马的精神；就是以历史传说为手段，而以地方环境、时代精神为背景，产生一个现代化的罗马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诸位，须知我们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示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古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43]

这虽然是在光华大学期间所发表的看法，实际上也是钱基博先生早在圣约翰大学进行国文教学改革期间就具有的思想，只是在经过五卅运动脱离圣约翰大学而成立光华大学之后，才公开地表达出来。因此，“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国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反映了圣约翰大学爱国师生的共同心愿，是他们开展国文和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他们之所以愤然离开圣约翰大学、反对卜舫济的帝国主义行径而成立光华大学，就是因为在卜舫济主宰下的圣约翰大学不可能实现他们的教育目的。

五卅运动后大批爱国师生离开圣约翰大学，对圣约翰大学的教育，尤其国学教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五卅前大中两学合计有700余人，五卅后顿减半数，有400余人，大学中学各占其半，宿舍均呈清寂状。思颜堂锁闭，思孟堂、怀施堂房间多有空者，苟全开放，几可人占一室。”而且，离校师生主要集中于国文、体育两系，“国文教员多辞职”。[44]圣约翰大学从20年代初开始，“见教会学校之多忽略中文也，因严厉整顿中文以警觉之”。[45]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国学教育方面已初见成效，如今却因五卅运动的影响而前功尽弃，不仅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更说明卜舫济领导下的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学改革，仍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一点，恐怕还是国学教育的地位仍然明显低于西学教育的地位。钱基博等来圣约翰大学所开展的一系列国学教育的改革，虽然对圣约翰大学长期以来忽视或轻视国学教育，是一个较大的改进，但是并没有打破圣约翰大学多年来重西轻中的教学格局。因此，五卅运动后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衰颓，固然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其重西轻中教学格局严重制约着国学教育进一步改革的必然结果。

由于大批国学教师和学生离开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再次走入低谷。然而，时势不允许圣约翰大学如此维持下去，否则，必将导致更加严重的恶果。因此，杨次辏在《我之约翰观》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今日各大学之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西人在华设立之大学，亦应中国之趋势，作新兴之施教”。[46]英文系主任都孟高先生充分感到“中国文化之灿烂”，应“令学子不致舍己耘人”。[47]明之更明确具体地指出：“有国当有文，勿以其无统系难读而忽之，当加整理也。今姑置保存国粹堂皇之说于不论，此四千年先民之遗教、社会之成训、历史之潜势，吾得外乎哉?”[48]也就是说，在1928—1929年间，无论是华籍教员还是外籍教员，都比较一致地认识到重整和改变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落后状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明之还针对当时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当时高中国文部每周6小时，大学部则更少，其余时间各科均以英文教授，导致严重的“国学饥荒”。由此，他认为应当改进高中以至大学阶段的国文和国学教授方式，具体说即高中一年级第一学期读完“论孟学庸”，尚可参读朱熹《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刘宝楠《论语正义》、焦循《孟子正义》等。第二学期应读完《左传》《史记》，可略窥春秋秦汉间之政治社会，且能增进作文的组织力。此外，尚可兼读《国语》《战国策》。第二学年第一学期可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通鉴》，以了解中国之历史，同时尚可参读《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三通》等。荀孟庄韩非，为诸子中之特出，为第二学年第二学期应学内容，庶几可略得文章变化之端倪。此学期尚可参读王先谦《荀子集注》、俞樾《荀子平议》、孙诒让《墨子间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等。《诗经》和《楚辞》为中国最古的纯粹文学，读之可得文学之修养与欣赏，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应教授此二书，另可参读陈奂《诗毛氏传疏》、朱熹《诗集传》和《楚辞集注》等。第二学期可有选择地教读《文选》《乐府诗集》《韩昌黎文集》《柳河东文集》《杜工部诗集》《白香山诗集》以至刘勰《文心雕龙》、马建忠《文通》，以明晓文章体例及文法要略。除以上之外，古人认为读书必先识字，清儒治学多得力于此，因此，我们虽不一定专研文字学，文字学大纲之类不可不知。历代诗词骈文和戏曲，也应抽暇便览。明之认为，如果真能持之以恒、分期诵习以上诸书，则“国学始基渐植，升入大学，再求博览，则有十三经、廿四史、百子丛刻、总集别集，各以精力，各适性情，分途研求，按期讽诵，或成通材，或作专家，是可预计而能也。”[49]不难看出，明之对高中、大学阶段所学国学课程的规划，实际上没有超出传统的经史子集范围。虽然在参读书目中加入了胡适、梁启超等近人著述，但这些著述仍是关于古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便是20年代末期圣约翰大学对国学的理解及其教学内容的特点。当然，此前的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也没有超出此范畴。

（五）国学教育的现代化

自30年代开始，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的重心，从此前的高中阶段转移到大学阶段。此外，教学内容也从此前的经史子集及其注疏，转移到近代形式的专门史和专题研究。

就国学教育的重心转移而言，我们不难从以上看出，无论是钱基博等人的改革，还是明之等人的重兴，都把国学教育的重点放在进入大学之前的中学尤其是高中阶段。这大概与圣约翰大学注重在大学阶段进行西学教育而轻视国学教育的体制有密切关系。因为这实际上是把本可以在大学期间进行的国学教育，提前到高中阶段。这样，入大学时有了较好的国学基础，在大学期间就可以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国学上，而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西学。

然而，在30年代以后，圣约翰大学也一再强调，进入大学的学生，必须通过规定的国学考试，如1939年圣约翰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和课程委员会，都对大学生入校和在读期的国学知识水平有严格的规定。规定华侨和外国学生入学中文考试不及格，入学后必须补习，应用和阅读中文的能力不得低于2000个词语，否则不能取得学位。[50]即便如此，圣约翰大学在大学阶段并没有像30年代以往那样，对国学的教学只是应付，并无实质性与相应范围和数量的国学课程的开设。从1938年至1942年的圣约翰大学课程表中不难发现，中国文学系共设课程36门，除去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大二国文、应用文和高级国文外，具体介绍中国国学知识的课程有30门。据同一时期的另一张课程表显示，文学院中国学系必修科目13门，选修科目20门，除了外国语或西洋文学史、毕业论文、应用文等三五种外，其他均为具体介绍国学各方面知识的课程。除此而外，在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系或专业，都开设有与之相关的国学专门史知识课程。[51]以上这些课程或科目的设置，在30年代以前的圣约翰大学是不可想象的。这充分说明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在30年代以后真正转入大学阶段，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把国学教育的责任推给中学阶段。

圣约翰大学关于国学教育的上述转变，既是20年代末期以后基督教的中国化或本色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直接反映，也是圣约翰大学当局逐渐吸取以往的教训、自觉调整原有的教学模式的一种积极步骤。在这个教学模式的调整过程中，圣约翰大学虽然没有像其他的教会大学那样响应中国政府改换中国人担任教会大学校长的号召，但自这时起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不能不改变原来过于轻视国学教育的做法，从而像其他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那样大力加强国学教育。因此，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民国十九年之后，圣约翰改成中国式的大学，里面的情形（即重西学轻国学——引者注）也就与前大不相同了。”[52]

30年代初，江振声在《约翰年刊》中撰文《求学》指出：“吾国学术不振，文化不进，其所以若此者，乃由于吾国学子重空论而轻事实，袭古言而忽试验。胡适谓‘中国纸上学问，在烂纸堆里翻斤斗’。斯言诚不诬也。试观我国学术，自秦汉以来，有何新发明?有何新创造?即我国固有之文化，亦让西洋学者整理，如瑞典安特生（G.Anderson）发现新石器而代吾人研究中国古代石器，他如美国卡德研究我国印刷方法，法国伯希和考订我国敦煌石室之古籍，诚可耻也。”由此他呼吁：“吾望我国学子，更希约翰同学，认清求学目的，明了求学方法，躬亲而力行之，使吾国学术放一异彩，使吾国文化发扬光大，是吾之望焉。”[53]

以上这段文字，在今天看来平淡无奇，但对于30年代初的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而言，则有着特殊的意义。江振声固然将振兴中国学术文化作为求学的根本目的，但他特别指出了我们应当像西方近代学者那样，以新式科学方法来研究或整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而不能沉浸于原来的那种陈旧的求学方式，即在乱（烂）纸堆里翻斤斗。这实际上预示着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将冲破旧的学术文化范畴，而与当时的国际学术文化的专门化科学化接轨。

圣约翰大学自30年代起国学教育的科目和内容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近代新式的学科分类，替代了原来的“四部”（即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教学科目不再是什么经、史、子、集，而代之以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法、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史、经学研究、诗选等。仅列举1938年至1942年间的中国文学系课程名称即可见一斑：国文作文、大一国文、补习国文、应用文、高级国文作文、专书选读（韩愈）、国学概论、中国修辞学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经学通论、中国哲学史、诗选、中国文化史、经学概论、孔子研究、经学研究、戏剧史、近代国文文选、中国小说史、词选、专书选读（吴梦窗词研究）、清代词史、李白诗、蔡邕诗文、诗史、乐府诗研究、书法研究、国画、校勘学、声韵学、文字学、词选（花间集研究）等。[54]显然，原先的那些课程名称，诸如《近思录》《孟子》《礼记》节读、《论语》《御批通鉴辑览》乃至“论孟学庸”“荀墨孟庄韩非”“韩昌黎文集”“刘勰《文心雕龙》”“十三经”“百子丛刻”等大中学科目都不见了，代之以现代科目名称及内容。《论语》课变成了“孔子研究”，“十三经”变成了“经学概论”或“经学研究”，“韩昌黎文集”变成了“专书选读（韩愈）”，“百子丛刻”等变成了“中国哲学史”，等等。

课程科目的专门化科学化，也促进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突破原来只限于国文系等少数系科的限制，而延展到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如社会学系（专业）开设有“中国文化之基础”“中国社会问题”和“中国劳工问题”等课程。政治学系（专业）开设“中国政府”“中国教育史”等课程。而经济学系（专业）则开设有“中国经济思想”“中国经济史”“中国财政问题”和“中国工业问题”等课程。这种多学科教学领域的延展，不仅使各系（专业）教学内容更切合中国的实际，推进了教会大学教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实际上也大大拓展了圣约翰大学的国学观念，使广大的受教育的学生对中国文化有了较全面和深切的了解。

以上对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历史进程所作的粗略的探讨，显示出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化道路并不平坦，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国教会大学，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岭南大学等的中国化相比，更显艰难而曲折。当然，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所展示的中国化，并没有超出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撞与交融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也没有因为卜舫济长期担任校长而脱离同时代的由中国人任校长的教会大学的中国化道路。相反，正因为圣约翰大学长期抵制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而实行更多的西化教育，更显得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的中国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同时，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所展示的中国化轨迹，也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国际化进程。这也就是说，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既是中国化，也是国际化，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统一。这实际上正是中国近代教会大学的共同特征，也是人类各民族文化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1] 陶飞亚、吴梓明:《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其他尚未见专门论及圣约翰大学之国学的论著。

[2] ［美］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曾钜生译自Calvin W.Mateer，“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1877，pp.171-178.转引自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94页。这里所说的“异端邪教”，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俗信仰，特别是指儒、佛、道三教。这是当时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有的普遍性偏见，从而维护基督教的绝对救世真理的地位。

[3] ［美］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94—106页。

[4] ［美］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126—132页。

[5] 周之德：《振兴学校》，《中西教会报》，第3卷第32期（1897年8月），第3—4页。

[6] 蒋昂：《中西教育之融会》，《教育杂志》，第9卷第9期（1917年9月20日）。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468—470页。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476—478页。

[7] 杨程：《基督教教育之将来》，《青年进步》第93期，1926年。

[8] 《卜舫济记圣约翰大学沿革》，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26页。

[9] 《校史》，上海市档案藏圣约翰大学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7。

[10]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上海档案馆编《档案与史学》，1997年2月第1期，第5页。

[11]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6页。

[12] 《赉玛丽记圣约翰大学建校经过》，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30页。

[13]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6页。

[14]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

[15]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

[16]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7页。

[17] 《圣约翰大学自编校史稿》，《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8页。

[18] 《赉玛丽记圣约翰大学建校经过》，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34页。

[19] 参见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35—439页。

[20] 《赉玛丽记圣约翰大学建校经过》，朱有、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34页。

[21]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页。

[22]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18—19页。

[23]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21页。

[24]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21页。

[25] 《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1期，第11页。

[26] 《约翰年刊191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7。

[27] 陈鹤琴:《我的半生》，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45—47页。

[28] 林语堂：《八十自叙》，《林语堂文集》，第八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349页。

[29] 刘麟生：《本校图书馆状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8。

[30] 《八十自叙》，《林语堂文集》，第八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31] 《国乐会》，《约翰年刊192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9A。

[32] 《国乐会》，《约翰年刊1921年》，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9A。

[33]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49A。

[34]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0。

[35] 《圣约翰大学注重国学》，《申报》，1922年9月8日。

[36] 《圣约翰大学国文都发展消息》，《申报》，1923年6月28日。

[37] 《圣约翰大学锐意革新》，《申报》，1923年9月17日。

[38]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0。

[39] 《约翰大学国文部之新设施》，《申报》，1924年1月9日。

[40] 《约翰大学国文部之新设施》，《申报》，1924年1月9日。

[41] 《中西女塾之注重国学》，《申报》，1924年1月24日。

[42] ［美］杰西·卢茨：《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页。

[43] 钱基博：《怎样做一个光华学生，送毕业同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纪念钱基博先生诞生百周年专辑），第104页。

[44]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2A。这里所述离校学生数为三百余人，与前面所引杰茜·卢茨所说五百五十人有出入。

[45] 上海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2A。

[46]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3A。

[47]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3A。

[48]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2B。

[49]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2B。

[50]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306。

[51]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323。

[52] 《林语堂文集》，第八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53]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1454。

[54]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Q，全宗号243，卷号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