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反基督教运动当中，比较普遍的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传教士是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他们常常引用的证据，如中法之役法人占据广州湾，义和拳之役匪人戕杀西教士，结果导致中国丧失领土和主权，等等。李救普认为，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固然与传教士有关，但是，它毕竟涉及更深层次的国际问题，不是几个传教士所能办到的。况且“基督教乃平民主义，自由立会传教，本耶稣救灵之心，非奉何国政府所差遣。若谓甘心受人杀戮，博得政府权利，人虽至愚，未必为此，但能令人改恶迁善，虽粉身碎骨亦有所不惜，立志之高尚，岂局外人所能测度，他国政府借传教士冤血，苛求赔偿之野心，或伪徒借教殃民，容或有之，非传教士先与他政府，互相为谋，更非传教士所能逆料”。他以日本为例说，西方各国来中国传教的同时，也到日本传教，如今也有七八十年了，并未听说日本发生教案，更没有听说日本因为有外国的传教士来传教而丧失了主权。最近侵略中国，以日本二十一条件为最惨，但这并不是日本派了几个人来华传教作为先锋队所造成的。他说：“来华传教，若英若美若德法荷葡，既然因传教，夺中国主权，究竟他如何分配，何以总未见宣布他的罪状，只云传教士乃侵略中国的先锋队，一言能蔽之耶？且基督教专行欧美，虽各国互有兴替，未闻以基督教灭国之阶梯，有之，则自吾国学界始，不亦奇闻乎？”

李救普的推断，当然有替来华传教士极力辩解和推脱罪责之嫌。如果他不首先认清传教士如何参与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包括在各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传教士到底担当了什么角色，而只是一味地推脱传教士的一切罪责，肯定会引起反基督教人士和广大爱国的中国人更大的反感和批判。

至于反基督教人士将基督徒说成是帝国主义走狗之说，李救普指出，不能如此一概地蔑视所有的基督徒，冯玉祥、徐谦是众所周知的爱国基督徒，张作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与日本人相勾结，为什么没有人骂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反而将爱国的冯玉祥、徐谦等基督徒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他说：

基督教真理，乃心灵必需之品，信教者只知崇奉上主遵行真理，传教士无论英人、美人，或德，或法，他的国家，或君主、民主，亦无暇过问，“走狗”二字，辱人太甚，今欲挽回主权，自有正常手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属中国人，孰不爱父母乡邦耶？自去年五州各地血案发生，基督教团体均为力争，愿为政府后盾，与各界一致行动，谅亦所闻尔等发言，不愿事实之有无，只知骂人为洋奴，为走狗，知识阶级，果如是乎？

有些反基督教人士将学生基督教徒都看作被主上麻醉了心灵，只知祈祷读经，全无爱国观念，终身已成废人。李救普说，这只是以管窥之见，来对基督徒做出个人的主观评论。真理奥义无穷，各人禀赋，自然有异，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孙中山为我国空前绝后的革命家，他就是一位公开的基督教徒，难道他的心灵也被基督教麻醉了？

他临终时，向同志云，吾奉上主使命，奔走数十年，推翻中国专制，提倡三民主义，吾之妻子，已信基督教，今而后尔等切勿欺侮他云，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甘流铁血，愿掷头颅，岂非尔等为先烈耶？但七十二中，基督徒已愈半，何以尔等乐崇拜纪念，不言其麻醉，噫，一方面崇拜烈士，一方面排击烈士生平所奉之基督教，神经过激，如醉如狂，至于斯极。

有些批判基督教的人士引《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中耶稣所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的话，以此作为耶稣扰乱社会人群的铁证。他们哪里知道，这是耶稣有先见之明，凡人信教弃假归真，必为黑暗之社会，凶恶之狐群所迫害，即使亲爱如父母，夫妻兄弟，亦不能相容。所谓叫地上动刀兵，“非命其徒作奸犯科，恃教凌人，贻人兴问罪之师。乃命其谦逊、仁爱、温良、恒忍耳”。但世人爱暗过于爱光，仇教之念，似乎与生俱来。今日的非基督教运动，“借爱国之名，诬基督教为亡国之导火线、先锋队，倘非有国民政府命令制止暴动，只许研求教理，不许互蛮触，不难酿成庚子拳匪之第二，试问谁为戎首，孰作罪魁，非基督教所为，尽在耶稣预言之内，还不自省，仍宣布耶稣之罪状，岂非怪事。虽然树大难保无枯枝，基督徒之众，难保无伪徒溢出教规，为社会人群作祸出示，但只可向个人排斥，断不关全体负责，国法亦罪不及妻孥，如一国民党人，不守中山主义，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不能因其曾入国民党，要攻击全党人，此理至为明显”。

对于有些人认为教会学校强迫学生读经、做礼拜，养成了奴隶性质，由此鼓动其父兄勿送子弟入教会学校，或请愿教育部取缔，认为祸国殃民，大误青年，李救普指出，教会设立学校，为培养教内子弟起见，读经、祈祷、做礼拜，乃是基督教的生命之源，教外人欲送子弟入校，是本基督有教无类之爱心，一律欢迎，并没有强迫人们进入教会学校。他说：“盖教会宗旨，重忍耐牺牲，苟有益于社会，虽谗**加，心亦无愧，教会来华，百有余年，当我国学校未兴时代，政府鞭长莫及，传教士引为己任，不惜舌敝唇焦，乞求他本国慈善家，捐次来华，开设教会学校，本胞与为怀之心，结果反遭白眼，纵使由教会学校肄业，而皈依基督，亦为我国制造人才，今之借教会学校培植民才者，何只千百万人，如此以怨报德，是欲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耶。”

对于有些人批评基督教，说基督讲博爱，只是爱信教的人，不爱教外的人。李救普说，这是无端的指责。因为“凡教会所办种种慈善事业，如医院、恤孤院、瞽目学校，等等，无不完备，甚至疯人癫人，亦沾其泽，贫者施医赠药，渴者洒以福音，倘遇饥馑、水旱、兵戈、瘟疫各灾难，苟有一分气力，均设法营救，此款完全无政治手续，出于基督徒囊中，本基督见善不为即行恶、见死不救即杀生之训言，人能遵行此道，眼光何其广大，意善何其普及，有等不知大义，反谤人收买民心，总之天良泯没之人，纵施以真理，亦犹珍珠委豕，啖之无味，反来噬人也”。[20]

以上李救普对反基督教人士的批评和辩驳，应该说是抓住了当时反基督教人士的一些偏激言论的片面和不当之处，尽力将基督教爱国、爱人、利民的一些积极思想和作为进行了充分的表达。但是，他护教心切，也不可避免地对基督教进行全盘肯定和赞美，而没有真正厘清基督教在中国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基督教如何积极地适应中国社会的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而这些正是反基督教人士所关注的重点。

在这场以收回教育权为主轴的非基督教运动当中，不仅有基督教界人士奋起回击各种对基督教的攻击和批评，也有一些基督教界人士积极地面对来自非基督教界人士的挑战，努力寻求中国基督教的改革创新之路。

刘维汉在《真光》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在这“基督教处在这四面楚歌、万目睽睽的环境中，要谋获生命的安全，达到将来的目的，使基督教义实现于中国，非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从内部彻底改造不可。使对方无可攻击之目标，且利用时机，使之弃甲来归，这才是基督教应具的态度，应尽的本分”。由此，他提出了三点改造基督教的主张：

首先，要努力实现本色教会。刘维汉认为，非基督教界人士对基督教的批评和排斥，除了利用科学这个利器之外，又根据什么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所攻击的目标，不外说基督教是迷信，阻碍人群进化；甚至说，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护符，教徒为帝国主义的侦探，为资本家的走狗，等等。前者系理智的讨论，后者未免感情用事。可是，我们要免去他们的误会，摆脱这种嫌疑犯的罪名，除了实现本色教会，实在别无法门。因为西方传教士来华传道，身后藏着军舰大炮，自不能不引起一般人的恶感，就是各处教堂的建筑，设备，点缀，大都也是唯西洋是效；至于教会的组织管理，仪式上也未免带有各传教国的色彩，甚至有些自命不凡的传教士，忘却了基督教的平等教义，抱着“朕即国家”的谬见，种族偏见、国界观念牢不可破，由此制造了“教阀制度，养成一些教会官僚，这也是委实有的情形，不能一味的自讳己短，说攻击者是信口开河”。有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教会的缺点，与基督教的本身无关。这话就不能这么说了。基督教义难道不是凭借着教会去实现的吗？我们不能撇开教会的缺点来逃避对基督教应有的责任。要想使人们不冤枉基督教，就必须使基督教呈现其本来面目。这就必须要我们的教会在经济上独立，管理上不受外人操纵支配，“凡组织、设备、仪式，无妨舍短取长，适合中国的善良习惯、民族特性，使基督教在中国入土生根，不在外人保护权利之下”，只有这样，“对外可使反对者推动攻击之目标，对内可以培植教徒的独立宗教生活，这是不是根本的解决一举两得的办法呢？”

其次，要力谋教育的改进。他认为，教育乃是人类进化之母，命脉所关教育的标准及设施，不能不因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的需要而改进。中国既已实行新学制，教会学校自然不能墨守旧规，闭户造车，而必须适合中国的情形，应付现在的环境，才不至于圆枘方凿，惹起社会的反感。刘维汉指出：

教会学校根本的错误，是教育权操在西人的手中。即使西人是教育专家，对于中国的国情民性，亦多隔膜，不能尽情明了。况西人来华者，多系牧师传道之职，未曾受过师范教育的陶冶，对于办学，未免是门外汉，加以脑筋太旧，不随潮流，所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报销了如许的金钱，终免不了劳民伤财，不得圆满的效果，反受了种种的诽谤。如今惟一的善法，只有收回教育权，归中国信徒自办，学制课程，与部定者参合，管理有专人负责，设备务求完善，教员待遇，须从丰厚，规定任职几年以上者，得有奖金，若干年以上者，得有养老金。使施教者得尽心教务，专力于教育事业，又须兼施职业教育，使受教者，能自谋生活，勿徒以教会为吃饭地，致遭食教之讥。如经济不敷支配，只可宁缺毋滥，不必惟西人的马首是瞻，使基督教遭受文化侵略、制造洋奴……的诽谤。

最后，要积极发展基督教的文字事业。刘维汉认为，就这次的非基督教运动来看，反对方攻击的文字，是应有尽有，纷至沓来，相比较而言，基督教方面，除了《真光》《兴华》等几种杂志，尽力护教反击之外，全国的基督教徒，多半忍气吞声，无力答辩。这种现象，实际上暴露了基督教徒在文字事业上的严重不足。他指出：

我们处在这笔战的时代，要内而坚固教徒的道心，外而得一般知识阶级的折服，非尽力发展文字事业，不能免有悲观的现象发生；欲求文字事业的发展，培植人才固是第一要紧，而组合学会，设立图书馆，也是当务之急。教会文才缺乏的原因，是一般老前辈既无科学知识，难随时势的潮流；而一般青年，于西学仅取皮毛，于国学又毫无根底，所产生的作品，又那能射到知识阶级的眼帘，刺入基督教徒的心坎呢？补救的方法，唯有于学校内以国文为主要科目，以提高国文程度，或特设文学专修馆，以造就中西兼优的学者，使尽力于著作，又取彼此互助的精神，共同研究的态度，组合几个大规模的学会，设立几处完备的图书馆，购置古今中外各种的书籍，使学者根据中国的国粹，发挥基督教的精神，选择西洋证道护教的著作，从事于翻译，如此，文字事业既大放光明，实力充足，彼反对者，自然也就不敢轻敌挑战了。

面对1922年以来基督教所面临的一波又一波反对和排斥的巨大声浪，刘维汉主张，基督教不能消极被动地应对，而应当积极地反思和改革，使基督教真正从洋教转变为中国的宗教，使洋人的教会变成中国本色教会，从而积极地为中国社会改造和民族救亡服务。他说：

基督教既具改造社会的天职，须迎合潮流，因势利导。有走错路的，加以指正，利用科学和新文化合作，因新文化所揭示的民治、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女子解放……好名词，都是基督教所原有的，只因教会制度的不良，遂使基督教自身蒙了不白之冤，饱受冷嘲热骂，我们果能因此觉醒，努力兴革，使本色教会完全实现，文字事业极其大观，教育独立，不受任何方面支配，破除一切障碍，使中国接受真光，那末，这次掀天揭地的非教运动，不但无害于基督教，反倒策励进步，权作我们的当头棒喝，霹雳散呢！[21]

与上述李救普极力推脱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和罪责作为回应不同，刘维汉迎难而上，认真剖析基督教会和基督教徒自身存在的缺陷和各种问题，自觉承担罪责，努力消除误解，积极探寻基督教会改革的路径。从基督教会的本色化、教会教育的中国化和文字事业的现代化三方面入手，推动中国基督教事业的社会化改革，通过改革和改变自身来谋求得到社会的承认。这种努力无疑是积极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也比较符合当时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各界民众对基督教的期待。

在这方面，持与刘维汉相同或相近态度的中国基督教知识界有识之士不乏其人。当时著名的基督教会领导人诚静怡在对待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最为敏感的基督教来华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问题上，就采取了积极面对历史的态度。他说：

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是跟着军事胜利而俱来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已受西方人武力的压迫，不得不开辟多数商埠，以供西人通商之用了。于是西教士们便趁此时机，把基督教福音传入中国内地了。但是我们都不能说，这是由中国的请求而来的……基督教之输入于中国，实在列强对华的军事行动以后。因此，一般人便误以为基督教是外国政府所用以达到侵略目的的一种工具。这种误会的结果，就以为基督教含有帝国主义的色彩，要公开地对他施行攻击了。又因为“不平等条约”中间，载有特别保护基督教会及其工作的条款，所以一般攻击基督教的，因此又添上一种有力的证据了。这样的条约，无论当初对于宣教会有什么价值和作用，我们如果不设法把他从不平等的地步，改变到平等的地步，那么这些不平等的弊害，必致日增无已。所以有思想的中国基督徒，并没有以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为无上荣幸；反过来说，他们倒喜欢受本国法律的保护。

诚静怡并不否认传教士来华依仗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但是，对于中国基督教徒来说，在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充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之后，应当尽快自觉地摆脱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的特别保护，消除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他说：

至于信仰宗教的自由，早已载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上。一方面，西国的宣教会，也应当设法脱离不平等条约的特种保护，以免宣教会和华教会受了种种不快的感觉……基督教输入中国带着许多说法，多根据西方的习俗，如“君王”、“皇座”、“权力”、“军队”和“战争”等隐喻，在西方人用之，本是极相宜的，但是对于中国信徒，却觉得不很相宜了。我们知道西方的武力主义和专制主义，是两个很大的魔王，他们的势力必须根本铲除才行。同时对于友爱、联谊的、合作的、互助的生活，我们也必须努力把他们实现才是。此外，如赞美诗中“前往基督雄师，打个美好的仗”等诗歌，在眼光不同的中国人唱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刺激性，所以也必须根本地改革。

这也就是说，要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基督教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必须根据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做出积极的改革，而不能固守陈规旧习，或是一味地迎合传教士和西方人的要求和需要。诚静怡认为，我们当然应当认识到基督教来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听从传教士和西方差会，而是要与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友谊的关系。他说：

基督教又把多种物质上的设备输入到中国来。当中国人需要教育时，基督教会便为他们设立小学和大学。当中国人需要疗治时，基督教会又为他们设立医院和药房。当中国人需要宗教教育时，基督教会又为他们设立大小各等教堂。当中国人需要指导和帮助时，基督教会便遣派西教士来帮助他们……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是要把基督教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中国人的，并要把光明照在黑暗里，把生命赐给那无生气的，把饮食赐给一般饥饿的人，把救法授与一般流离失所的。有许多西教士，为怜爱心所激动，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基督教初传的时候，西教士的态度完全是施予者的态度，不是接受者的态度……他们是施恩的人，不是友人；他们是赋予的人，不是共享的人；他们是代办的人，不是共同工作的人；西教士这样的态度，在当时也许是自然的适当的，但是到了现在，就觉得不合时宜，而应该逐渐代以联络的和友爱的精神，而且觉得上帝对于中国“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种合作的精神，共同谋人类幸福的精神，寻求高深真理的精神，以及热心学习和教授的精神，已逐渐把基督教运动的注意点，从“基督教西教会”的观念，转移到“基督徒的联谊”方面了；从此大家携手共进，身心相应，铲除各种罪恶，而建立一种中西兼蓄的“基督徒的友谊精神”。

诚静怡指出，对于当前所面临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基督教徒应当勇敢和积极地面对，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回避它给基督教所带来的严峻考验。他说：“在此教会受试炼的时期，基督徒应从上面得到教训，使我们知道怎样做才行。”“对于无理由的，有成见的攻击，往往取一种静默而忍耐的态度；对于一般因误会而攻击教会的，就对他们解释自己的地位，以便消除误会；凡有根据有理由的攻击，教会也乐意承受，设法改进自身的组织。因此，教会对于非基督教运动，便视为一种从上帝那里来的良药了；同时也把非基督教运动的领袖，当作友人那样看待了。”

诚静怡坚信，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运动当中，“基督需要中国，而中国亦需要基督”。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基督，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基督”，一个“本色的而没有洋气的基督”，一个“整个而不是分裂的基督”，一个“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基督”，一个“能救人而富于热情的基督”。而只有“这样的基督，从前既未见弃，将来亦必受人欢迎”。[22]

很显然，无论是吴雷川、刘维汉，还是诚静怡等基督教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基督教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并没有退缩和消沉，因为他们坚信能够拯救世界一切苦难的基督，也一定能够拯救中国和中国人，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需要。但是，他们认为不能任凭不同观点的反对和攻击，而应当自觉地分析基督教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积极地做出适应时代和中国需要的改革，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本色化教会。

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运动中，武汉的基督教文华大学教授韦卓民也在积极地思考着基督教如何在中国适应中国的国情民情而像佛教那样变成中国的宗教文化。他说：“每一个国家民族有它的个性，所以有它生命的特殊职责和表现，假若我们一定要试图限制这种表现的差异性，人类将会极其贫乏。一定要给予所有国家或民族一种表现的自由，在这种方式下，最适于他们历史背景和他们的特殊天才。只有在那种方式之下，从不同的国家、民族到全世界，才有真正贡献的来临。基督教尚未尽到充实的表现。它的表现不会很充实，直到所有国家、民族都能尽其贡献。”

在韦卓民看来，基督教虽然是普世性的宗教，但是，它在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形态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应当有它适应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地区需要的民族形式或国家样式。基督教的这种适应，首要的必定是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基本生活层面，使这种生活基督化。他说：“要使中国人的生活基督化，那是改变它的伦理道理的真实基础，用一种人格神，万民的天父来替代非人格神，泛神的自然性质。换言之，问题便在怎样给中国人的道德，赋予一新的灵魂。那一点做到了，假若让其有表现的自由，其余的，自可任其自身调适。”

很显然，韦卓民对于基督教的民族化，不是要改变基督教的根本精神或伦理道德，而是要使民族基督教化，即使它所适应的民族国家接受基督的伦理道德精神，使这种精神成为民族国家生活中的真实基础。这种民族化的理解，其实与陈独秀等人积极肯定耶稣基督的博爱、平等、牺牲等人格精神，是有相通之处的。所以，韦卓民说：

当基督教或借着耶稣基督的上帝神生活之在中国人和在中国，这种生活必将表现于中国家庭、中国社会、中国国家及中国教会之中。当这种形式完全中国化，那必是土生土长的（indigenous），以及它不得不是土生土长。假若它是任其自由表现，这将引生一个问题，怎样有效地使基督生活渗入中国人与中国国家的生活，除非这所提供他们的形式，是和他们土生土长的。在另一方面，怎样能够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形式，除非中国人使其基督教成为他们自己的？在我看来，这便是当地教会的问题。教会是一种组织，它的存在唯一地是为着在许多人中他们基督教生活的表现和传播，所以土生土长的基督教问题，开始便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教会问题。

基督教会承载着基督教传播的使命，因此，教会的本土化是基督教本土化的关键。可是，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基督教会，要么是西方差会在中国的代理，要么还以不同形式依附于西方差会或传教士的自立或半自立教会。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教会自立运动虽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真正有实力的教会仍然还是传教士所掌控的教会。韦卓民认为，教会的中国化不只是外在的，而更应当是内在的；不只是形式化的，而更应该是实质上的。他指出：

什么可使在中国的教会土生土长呢？自然，教会的成员一定是中国人，领导人物也设想是中国人，支援它的活动和机构的财源，也大半来自中国。你们有些人或者开始就想到中国式的建筑，或其他形式的中国艺术，适应中国的赞美诗和仪式，中国的教会协会和基督文学。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在这些背后的动力，是不是来自中国人的基督教徒，以及是不是所有的活动与组织，都是在中国基督徒的基督生活自然自发的流露和表现。假若不是的话，我们纵有前述一切事物，但仍不是一种土生土长的中国教会。

韦卓民所理解的本色教会，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教会所举办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中国基督教徒自己的需要，或者说，中国的基督徒参加教会的活动，不是被迫的，而是积极的、主动的。教会是他们自己组成管理的，活动是他们自己组织开展的，形式是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于是，教会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这样的教会，当然就是民族的教会，而不是差会的教会，不是外国的教会。这样的基督教会，就不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而是中国基督徒实现民族救亡图存的一支力量。

因此，中国基督宗教界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积极开展的本色化和本土化的工作，[23]与当时基督宗教界面临非基督教、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长期挑战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危机同时就是机遇，可以成为转化、创新和重生的开始。这场由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内忧外困所带来的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深重危机，正表明了这一点。所以，1931年著名的中国基督教学者王治心在他的名作《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中指出：

民国成立以后，思想自由，从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迁怒到教会身上，又发生了非教运动；比较庚子年的一时暴动，更为有力。数年以来，教会日处在反对声浪之中，工作几陷于停顿。但同时在基督教中因受了外来的非难，渐渐觉悟，从内部上加以整顿，主张创造本色教会，洗涤西洋色彩，以适合中国固有的国情，所以最后的几年来，宗派思想的渐渐消灭，西国教士的渐渐卸责，教会学校亦渐向中国教育部注册，这些都是从反教而来的影响。[24]

许多人将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非宗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束，界定在1927年国民党领导和建立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正如朱维铮先生所说：

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府，蒋介石左右开弓，先驱逐了苏联顾问并把共产党赶入地下，又用武力击溃北洋军阀并迫使北洋军阀中的最后控制北京政府权力的张作霖退回东北，随即这名土匪出身的大元帅被日本关东军谋杀，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宣布归顺南京的国民政府。这期间欧美各国纷纷承认南京政府。非宗教运动既失去了原来的政治攻击目标，又由于蒋介石反共而失去了极端反教斗士。于是这个运动不了了之，便是不奇怪的。[25]

但是，我们可能只能说，那种大规模、有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就结束了，而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非基督教的声音在1949年前就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此同时，基督教界中的不少有识之士也从未中断过对基督教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本土化，使基督教真正能够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探索。他们一直都在不断地努力当中。

[1]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99—100页。

[2] 多年任职于燕京大学，并与司徒雷登共事十七年的刘廷芳回忆说：“司徒先生之治校，看学校如一个家庭。他看同事，与许多西人在中国办学校，办教会者不同……他看同事如自己家里人，如同其他西人看自己家里人一样……与司徒先生共事亲密的人，都知道教职员的家眷们，看他如大家庭中的家长：儿女头痛脑热，都告诉他；夫妻有口角，请他调停；连家中火炉出了毛病，厕所不够分配，也有去和他商量的！婚事、丧事、寿辰，不仅是请出席，并请他行‘三祝’，不信教的人，也有来请他使行他牧师职权的。”见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7—40页。

[3] 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0—40页。

[4] 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原载1936年《人物月刊》第1卷第2期。刘廷芳：《过来人言》，第30—40页。

[5] 徐宝谦：《基督教新思潮——九年五月十二日在北京中外信徒会演说词》，原载《生命》，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1日。钟离蒙、杨凤麟主编：《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下册，《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十册，第354—357页。

[6] 林荣洪：《中华神学五十年：1900—1949》，中国神学研究院1998年版，第257页。

[7] 张亦镜：《收回教育权问题》，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89页。

[8] 《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602页。

[9] 《基督教协进会致基督教教育界书》，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604页。

[10] 徐若瑟：《圣教之教育权》，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97页。

[11] 徐宗泽：《关于教育权》，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594页。

[12]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4页。

[13]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5页。

[14] 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第786页。

[15] 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上）》，《真理周刊》，第16期，1923年7月15日。

[16] 吴雷川：《对于教会中学校改良的我见（下）》，《真理周刊》，第17期，1923年7月22日。

[17] 吴雷川：《关于学校的圣经和祈祷是否应当废除的回答》，《真理周刊》，第29期，1923年10月14日。

[18] 吴雷川：《国家主义与基督教是否冲突》，《生命》，第5卷第4期，1925年1月。

[19] 吴雷川：《我个人的宗教经验》，《生命》，第3卷第7、8期合刊，1923年4月。

[20] 李救普：《非基督教说甚么东西》，《圣经报》，第14卷第79期，1926年，第43—51页。

[21] 刘维汉：《非基督教声中基督教会应当注意的三个问题》，《真光》，第25卷第1期，1926年，第42—45页。

[22] 诚静怡：《中国基督教的性质和状态》，《文社月刊》，第2卷第7册，1927年5月，第53—64页。

[23] 关于基督教的本色化，参见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关于天主教的中国化或本地化，参见刘国鹏：《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24] 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本书据中华书局1933年版编校再版。

[25]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5—1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