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把近代四川学人的“蜀学论”放在一个稍长时段的地方社会文化史脉络中考察，以突显地方认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表现。但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者对这一地域性学术的描述，又不仅仅是地方视野所能涵盖的。王恩洋曾说：“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员，我们应将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其特殊之点在哪里，加以研究，同时加以表彰。”[138]实际上，各类有关“蜀学”的论述看似都是在强调蜀学的“特殊之点”，但其背后都有一个全国性背景，其重点无一不着落在“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这个问题上。换言之，只有在全国性的学术视野下，“蜀学”之特殊性才获得了其意义。不过，也正因如此，“蜀学”亦显得非常脆弱。由于四川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为学风气常与国内主流有异，而论学者又每执主流风气为准则，蜀中学问遂或有时无足称道。关键在于，即使是川内学人，也不能忽视这一大背景，故他们虽时能自坚信心，亦常怀焦虑。惟一旦国内学术风气转移，四川学者也可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廖平在清季声誉鹊起，便是一例。但这种影响也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后，四川反以保留传统取胜，则近乎“礼失求诸野”了。

另一个要解释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对蜀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文学与《易》（以及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学术的长项，却基本上是公认的。[139]近代四川《易》学似稍衰（但也未必，恐只是“沉沦下寮”而已），而文学艺术仍发达。金毓黻抗战时期入川，见到王缵绪（1886—1960）致张群（1889—1990）书，谓其“韵味极似东京，不知出何人手笔”，因而感慨：

今世非无美才，特伏处岩穴不肯出耳。吾华文章之士多出于蜀，亦以蜀士早见于史乘，如司马相如、扬子云其杰出者也。遗风不替，绵绵可接。今之文士，亦当以蜀为雄。岂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谢无量，以诗以书雄于时；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如张大千，以画雄于一世。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讵非明证？[140]

这里和汪国垣、胡先骕的看法一致，实际继承了自《礼记·王制》篇及《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人讨论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观点看似不无“地理决定论”的嫌疑，且听起来也有些“玄妙”，几乎很少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认可，但仍应值得认真对待。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便特别注重地理、生态一类“不变的历史”对政治这一看起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深层影响，但布氏的成名作《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实未曾将地理对历史的具体影响讲清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从“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礼记·王制》篇语）的角度解析各地文化风习，恐怕仍是具有启示力的。

这也部分地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前边说过，四川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移民，故从某个方面看，今日的四川人与清代以前的四川人实际相差甚远，其文化亦确有不少改变。研究历史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但另一方面，各个时代的四川文化面貌又分明呈现出一种不绝如缕的延续性，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种延续性从何而来？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首先便是地理的因素。人及其文化都是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尽管四川历史上经过多次移民，但其主体大部分保留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四川的自然环境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大改变的情形下，产生类似的文化特色是可能的。[141]

其次，特定的区域历史感对地方文化形态的塑造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本章指出的，近代四川学者由于感到蜀学的衰落而对四川历史和文献加以发掘、研究。这种研究凸显的地方特色无疑既是地方意识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地域认同。换言之，人们对历史上四川文化特色的认知，无可避免地参与了对此下四川文化面貌的塑造，成为区域文化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据云，吴之英“好诵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曰：‘吾蜀人，当为蜀文尔。’”[142]即是地方认同造就学术取向的一个显例。[143]

进一步，这也涉及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层影响，直到近代不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还提出，中国现代学术的方向之一就是“分地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兼有平原、海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144]梁氏此处所云是有意的“规划”，一般所指某地之学则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但他强调地理环境造成民性不同乃至相异的学术文化体系的思路，显然上承《礼记》、《汉书》等而来。本章征引的不少学者的议论，也倾向于从地理环境的因素解释蜀中文化的特色。

不过，近年来，有一批学者指出，这种区域文化研究的思路忽视了历史因素，带有“本质论”倾向。实际上，所谓某地之学或某地文化的概念本身即是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一个“透明”的术语，自不能拿来就用。[145]诚然，过去那种把区域文化总结为几个印象式的“特征”、再将其归因于当地特定地理环境的做法确实遮蔽了不少历史面向，显得过于简单和懒惰。“建构论”的批评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力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过于小视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力。通过浸染和熏习的方式，它仍是塑造特定区域文化的一种重要力量。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地理因素的认知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认知和人们对当地历史的认识（所谓“乡邦文献”之学）一起，塑造着地方认同和区域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说，把“建构论”和“地理论”结合起来，恐怕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1] 详细的讨论见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6页；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后粟品孝又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此前的若干具体判断做了修正，见《“蜀学”再释》，《蜀学》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51～56页。对“蜀学”的研究，参考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有关近代蜀学，见刘复生：《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 蒋寅认为，中国古典诗学中“地域概念的形成与实存无关，而与意识有关”（蒋寅：《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可与本章所见相互发明。

[3] 曹抡彬等修、曹抡翰等纂：（乾隆）《雅州府志》，卷5“风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84年油印本，第37页。

[4] 沈标远、吴人杰修，何苏、何烋纂：（嘉庆）《定远县志》，卷17“风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刻印时间不详，第59页。

[5] 陈毅夫等修、刘君锡等纂：（民国）《长寿县志》，卷4“风土”，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本，第1页。

[6] 廖平：《经话》，李燿仙编：《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458页。

[7] 现代学者也继承了这一看法，如Yu Li，“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ichuan's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June 1998，pp.26-55.

[8] 陈韶湘：《义学记略》，收在罗廷权等修、马凡若纂：（同治）《仁寿县志》，卷5“礼教志·义学”，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第32页。

[9] 白汝衡等修、熊世璁纂：（道光）《岳池县志》，卷18“风俗”，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第1页。

[10] 刘子敬修、贺维翰纂：（民国）《万源县志》，卷5“教育门·礼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第42页。

[11] 自嘉庆十三年开始到光绪七年国史馆编成儒林、文苑、循吏列传14卷，收入197人，四川无一入选（参看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2～243页）。表明这一时期四川人物在全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12] 黄崇麟：《寿栎庐丛书序》，收在吴之英：《吴之英诗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566页。

[13] 吴虞：《王祚堂传》，收在《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37页。

[14]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收在《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39页。

[15] 廖平：《陆香初目录学叙》，《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卷第2期，1932年9月27日，第12页。

[16] 姜亮夫：《思师录》，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4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7] 陶亮生：《先师向先乔言行忆录》，收在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45页。

[18] 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19] 赵灿鹏：《蒙文通先生〈书目答问补正〉案语拾遗》，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393～413页。

[20]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收在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622页。

[21] 萧印唐：《目录学丛考序》，收在《印唐存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92页。

[22] 但萧文又说：“余于学无所窥，然慕其人，高其文，求其遗书，而十年不获其全”，也可知王氏其时的影响已有些“流风余韵”的味道。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24] 李燿仙说，廖平平分今、古文，是知今知古，梁启超说“仅限于今文一隅，不免偏低了”（《〈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廖平选集》上册，第19页）。是也。

[25] 章太炎：《清儒（一）》，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26] 邓实：《国学今论》，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341页。

[27] 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52页。

[28] 庞俊：《记龚向农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成都，自印本，1995年，第212页。

[29]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收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62页。

[30] 本段引文均在廖平：《古学考》，收在《廖平选集》上册，第115、122页。

[31]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718页。廖平致康有为书亦转引自此。

[32] 在一些自居正统的经学家看来，不但四川经学算不得突出，被认为蜀学源头的湘学也不怎么样。章太炎193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就说：“清代经学，自分布之地域观之，最先为苏州（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为扬州，浙江在后。其在山东，则有孔广森及桂馥。在广东，则有侯康，讲《穀梁》；又有陈澧，亦是汉宋杂糅者。余如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清代学术之系统》，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36页。）“亦有”者，显然不甚认可，然此处对康有为一系根本未置一词，则四川经学在其心中尚可一提，不算太惨。

[33] 按钱基博在《四版增订识语》中感谢“致书通殷勤，匡我不逮”者的名单中有王利器，增补廖、吴及一系列蜀地学人名单或即王氏提醒乎？然未见原函，此亦猜测而已。

[34]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页。

[35] 蒙文通：《治学杂语》，收在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8、29页。

[36]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2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269页。

[37] 参考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收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

[38] 高学濂纂修：（道光）《江安县志》，卷10“风俗”，清道光九年（1829）刻本，第31页。

[39] 李新：《流逝的岁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40]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41、143页。

[41] 张之洞：《致潘伯寅》，收在《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05页。

[42] 王懿荣书，收在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师友书札》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35页。原函无日期，此据书信内容大致推断。

[43] 谢无量：《存古学堂募捐启》，《蜀报》第4期，宣统二年九月朔日（1910年10月17日），第2页。

[44] 赵熙：《曾祖赵湾墓识》，收在《赵熙集》，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1253页。

[45] 张循：《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收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编：《国学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21页。

[46]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第269页。

[47] 另一位常被提到的是唐甄。但唐氏几乎终身流寓东南，其人虽为蜀人，学不必“蜀学”也。

[48] 钱穆：《〈清儒学案〉序》，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8页。

[49] 关于刘沅的学术观念，参考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31～44页。文中所引出自刘沅：《槐轩约言》，亦转引自该书。

[50] 此和科场一样，仍有一参照系问题。其实彼时川人的学问未必差很多，惟因地势偏僻，不甚“讲求”外间风气，故给人以未曾“预流”之感。

[51] 李榕：《问汉学宋学异同得失》，收在《十三峰书屋全集》，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27页。李氏曾参曾国藩幕，而曾氏固讲究汉宋调和者也。不过，曾氏更倾向于宋学，而李榕在汉儒与宋儒中偏向于前者。看其下文论汉儒曰：虽“当时诸儒之说经，竞奇立异”，然其“纷纭”者仅在“细故”，于“古先圣旨大经大法、三纲五常之所系，九族万邦之所托，……汉儒固未有以异同之也。”论宋儒则批评甚多，一则曰其“自命与推许之过当”，无怪“纳侮”；再则曰，治宋学者，“一经之不习，六书之不通，固无阻于其登进之途也”（前文，第28、29页）。可知其意向。不过，李氏所许汉儒者在“大经大法”，又非考据。事实上，其时汉学主流所研究者，正是李文中所谓“细故”也。

[52] 李榕：《复乔茂萱比部》，收在《十三峰书屋全集》，第323页。

[53] 张之洞：《輶轩语·序》，收在《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056页。

[54]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光绪五年二月廿九日（1879年3月21日），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755页。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屡次抱怨蜀士“失教”，见第834、846、887、1022、1039、1337页。

[55] 吴庆坻致汪康年，收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77、379页。标点略有改动。

[56] 梁启超：《呜呼四川教育界》，收在《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57]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增订本）上卷，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第218页。

[58] 《郭嵩焘日记》第4卷，第302页。

[59] 吴樵致汪康年，收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505～506页。

[60] 蒙文通：《议蜀学》，收在廖幼平：《廖季平年谱》，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77～178页。

[61] 庞俊：《记龚向农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第212～213页。

[62] 姜亮夫：《龚向农先生传》，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6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86页。

[63] 吴虞：《三君咏并自述》，收在《吴虞集》，第329页。

[64] 郭沫若：《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收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9、11页。关于黄氏的学说及郭氏自承在小学时候就养成的今文学兴趣，参看该书第120页。

[65] 张秀熟：《对廖平先生学术思想的浅见》，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66] 姜亮夫：《忆成都高师》，第274页。

[67] 吴之英：《寄廖平》，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71页。

[68] 庞俊：《记龚向农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第212～213页。

[69] 姜亮夫：《龚向农先生传》，第286～287页。

[70] 龚道耕晚年著《礼记义疏》，言：“破汉宋门户之成见，合义理考据为一家，庶于经义或有所当。”不过，整体来看，龚氏治学更近汉学一路，其许可宋学之言：“疑古文《尚书》之伪，实始于朱子，其门人黄榦、杨复皆精研礼学，著述卓然可传。宋季王应麟、黄震皆深于经术，及其他宋元明说经之书，亦复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是在学者博观而慎取之也。”实是宋学中近汉学的一路。龚语转引自姜亮夫：《学兼汉宋的教育家龚向农》，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119～120页。

[71] 《蜀学报》第13册，转引自粟品孝：《“蜀学”再释》，第55页。

[72] 张循：《义理与考据之间：蒙文通先生的经学历程》，第391页。

[73] 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收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88页。

[7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2、77页。

[75] 吴虞：《王祚堂传》，第36～37页。

[76] 茅海建教授就发现，戊戌期间倡议设立蜀学堂的川籍京官都“属热心变法的人”（见《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收《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9页）。

[77] 吴之英于事变后有《哭杨锐》一诗（《吴之英诗文集》，第58～63页），可见出他的政治取向；关于宋育仁的政治观点，见王尔敏：《宋育仁之旅英探索新知及其富强建策》，收在《近代经世小儒》，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9～265页；关于骆成骧，见周叔平：《毕生从事文化事业的状元骆成骧》，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关于赵熙，见王文才：《蜀中诗豪赵熙》，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78] 沈振辉：《李调元与〈蜀碑记补〉》，收在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8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79] 谭言蔼：《重校全蜀艺文志跋》；俞廷举：《全蜀艺文志序》，均见杨慎编：《全蜀艺文志》，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5、14页。

[80] 汪士侃纂修：（嘉庆）《双流县志》，卷1“风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第1页。

[81] 吴之英：《桂湖》，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55页。

[82] 谢无量：《存古学堂募捐启》，《蜀报文汇》第4期，第1页。

[83]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页。

[84] 按“马生角”一语渊源甚古。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引“世言”燕太子丹之命，即有“天雨粟，马生角”之辞。此说流行甚久，虽曾经应劭辨正，而仍被张华引入《博物志》（详见胡宝国：《文史之学》，收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56～57页）。此类迹象提示我们，地方性的民间口头文化传统与属于“精英”的早期书本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那些看起来荒诞不经的传说，却可能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85] 这大约是非常接近民间传说本意的，但也未必是“清朝官员”所言；至于强调此与“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有关，便只能是聂荣臻这样一个革命家的诠释了。

[86] 李朝正：《明清巴蜀文化论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1页。

[87] 吴玉章则提供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乙未科殿试的时候，清帝光绪要大家不拘陈例，直言无讳。骆成骧就根据这个精神投机取巧，他写的殿试对策不仅摭拾了一些变法维新的词句，而且还打破了以往对策文章的规格。光绪帝—看，认定是康有为写的，便把他点为状元。等到打开密封，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并不是广东的康有为而是四川的骆成骧。”按照吴氏的看法，此事的意义在于“助长了‘新学’在四川的流行”（《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40页）。吴玉章是革命家，宜乎所见与一般川人不同。不过，从地方意识的角度看，这个传说也透露出一部分川人在潜意识里仍未能完全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力（骆成骧中状元乃是歪打正着），这正是长期处在边缘者的心态；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一传说则再次把蜀学与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连在一起，恐怕也非偶然。

[88] 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序》，收在《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53页。

[89] 金沙：《过去之四川》，《四川》第1号，1907年12月5日，第3、4～5页。

[90] 本段和前段，见山河子弟：《说鹃声》，原刊《鹃声》第1期，1905年9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563、564页。

[91]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第2卷，第896、881页。

[92] 叶治钧：《发刊词》，原刊《蜀报》第1期，1910年8月，收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716页。

[93] 钟云舫：《送岑大帅移督两广》，转引自钟家源：《清末诗人钟云舫诗谳始末》，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5页。

[94] 应该指出的是，其时各省人士均有本省关系全国一类言论，故此心态实非川人所独有。

[95] 梁启超：《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第37页。

[96]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收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80页。这里需要稍做辨析的是，唐甄确是一生流寓在外，不能算入蜀学之列；费密则系有家学渊源者，与唐甄不同。

[97] 蒙文通：《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收在《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第105页。

[98] 吴虞：《爱智庐随笔》，收在《吴虞集》，第91、93～94页。蒙文通也谈到，廖讲经学与王不同，“湘绮不高兴。廖先生说：‘先生画水，弟子画火，但是画是从老师那里学的，问题不在画水画火。’”见蒙文通：《治学杂语》，第51页。蒙先生这里所记廖平言的侧重点不同，但要在王氏之外求学术独立的意思是很清楚的。

[99] 吴虞：《爱智庐随笔》，第91页。按廖平被参劾事，见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收在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6页。

[100] 分见章太炎：《清儒（二）》、《清故龙安府学教授廖君墓志铭》，均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7、101页。

[101] 吴之英：《叙感》，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6、8～9页。

[102] 廖平：《知圣篇》，收在《廖平选集》上册，第205页。

[103] 吴之英：《闻陈崇哲病》，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31页。

[104] 杨赞襄：《书刘申叔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后》，《四川国学杂志》第3号，1912年11月20日，第1～2页。

[105] 汪国垣：《论近代诗派与地域：西蜀派》，收在《赵熙集》，第1356～1357页。

[106] 胡先骕：《评赵尧生香宋词》，收在《胡先骕文存》上卷，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99页。

[10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80、81页。

[108] 赵正和挽联，收在《吴之英诗文集》，第122页。

[109] 赵熙：《〈唐歌行〉叙》，收在《赵熙集》，第1222页。按此书为赵熙主讲荣县文学舍时教材。

[110] 罗念生：《芙蓉城》，《罗念生全集》第9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111] 骆成骧：《尔雅台》，传度等编：《乌尤山诗》，乐山：乌尤寺雕版印行，1937年，第6页。此书由韦兵兄提供。

[112] 赖皋翔：《我所知的张森楷先生》，收在《赖皋翔文史杂论》下册，张学渊编辑校注，自印本，出版时间不详，第442页。

[113] 粟品孝：《“蜀学”再释》，第54、55页。本段引用蜀学会的文献，俱转自此文。

[114] 伍肇龄：《序》，见方守道等辑：《蜀学编》，光绪辛丑（1901年）成都锦江书局重刊本，第1页。

[115] 廖平：《今古学考》，收在《廖平选集》上册，第89页。自注已删。

[116] 郑可经：《郑本四变记》，《国学荟编》1915年第7期，转引自张凯：《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117] 岳森：《南学报廖季平第二书》，《癸甲襄校录》，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都尊经书局本。转引自李晓宇：《尊经·疑古·趋新：四川省城尊经书院及其学术嬗变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47页。

[118] 此文写作年代不详，查彭华《谢无量年谱》：1907年，谢与周紫庭等在上海谋复蜀学会（收在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3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此文殆即作于此时乎？

[119] 本段和以下数段，均见谢无量：《蜀学会叙》，民国时期油印本（具体年月和出版地不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按谢氏另有《蜀学原始论》，系《蜀学会叙》的一部分，收中央文史馆编：《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本书所用系姜莉据国家图书馆藏本过录者，姜莉并对这两个本子做了校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不少便利。

[120] 本段和以下数段，均见刘咸炘：《推十文集·蜀学论》，《推十书》第三册，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2100～2102页。刘氏自注已经删去。

[121] 蒙文通：《议蜀学》，第178、179页。标点略有改动。

[122] 吴虞：《爱智庐随笔》，第92页。

[123] 惠伯：《吾人庆祝成大五周年纪念之重要》，《国立成都大学第五周年纪念会特刊》，成都：国立成都大学，1930年，第7页。

[124] “余居益部，隘于闻见，久乃有薄游南北之思。”见萧印唐：《目录学丛考序》，第92页。

[125] 庞俊：《上香宋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第285页。

[126] 赵熙：《答贺儒楷》，收在《赵熙集》，第286～287页。

[127] 庞俊：《跋〈国学论丛〉王静安先生纪念号》，收在《养晴室遗集》，第269页。

[128] 程千帆：《桑榆忆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129] 刘咸炘：《史学述林·重修宋史述意》，《推十书》第二册，第1536～1537页。“南北之势将变为东西”一语，可与前引杨赞襄文对看，可知在清季民初成长起来的蜀地年轻学人中，此一观点是非常流行的。

[130] 蒙文通亦提出“蜀学重史”和蜀学为浙东史学源头之一的看法，详见其《中国史学史》、《评〈学史散篇〉》，均收在《经史抉原》，第317～322、411页。

[131] 庞俊：《记龚向农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第215页。

[132] 王利器：《李庄忆旧》，收在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799页；《往日心痕——王利器自述》，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133] 同时，不少蜀人心中已经成立的“蜀学”在有些外地学者看来，也未必有那么高明。张舜徽言，吴之英文“出语险怪而不平易，艰涩而不条达，正其才短，非其格高。怪诞至此，竟老死而莫之悟。身处僻左，闻见褊隘，侈然负一方之望，号称大师。此斯道所以难言，亦令通人齿冷矣”（见《清人文集别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0～581页）。按张氏实未必真懂吴的学问，但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身处僻左，闻见褊隘”一语，正提示了蜀学在张氏心中的地位。

[134]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7册，1933年10月17日，沈阳：辽沈书社，1993年，第5275、5278页。

[135] 王恩洋：《对整理四川文献之意见》，收在《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10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9页。文中省略号是原文所有。

[136]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4册，1930年5月25日，第2447页。

[137] 与此类似的，又如湘人杨树达1936年12月7日日记：“孟劬（张尔田——引者注）极称余训诂之学，且云：‘湘中学者自为风气。魏默深不免芜杂，王益吾未能尽除乡气，两君（杨树达、余嘉锡——引者注）造诣之美，不类湘学’云。”杨谓：“孟劬浙人，意盖谓余二人为江浙人之学也。”然杨氏并不买账，云：“余不足论也，季豫（余嘉锡字——引者注）目录学之精博，江浙士何尝有之乎？”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8页。

[138] 王恩洋：《对整理四川文献之意见》，第219页。

[139] 与道教、《易》有关而学者不常提到的是医，四川医学也自有其传统。廖平晚年以《黄帝内经》遍说群书，留下了大量著作，离开医学，实无从理解其后“三变”。吴之英亦有大量医学著述，都值得重视。

[140]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1948年2月1日，第6528页。

[141] 吴天墀先生已经指出：“蜀地对外交通不便，横的联系稀少，但山川之秀美，物产之富饶，人民资质聪颖，在学术文化创造方面也颇著成绩。近代以前，川蜀自然环境无大变化，长时间以来形成富有特点的学风。”见《龙昌期——被埋没了的“异端”学者》，收在《吴天墀文史存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7页。

[14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78页。按钱氏未明此条论据的出处，估计是“口述史料”，我查阅了《吴之英诗文集》，也没有找到线索。不过，吴氏著有《八总督箴》一文，不管命题还是形式都借鉴了蜀人扬雄的《十二州箴》，或可为此条做一旁证。

[143] 另一个例子是前文提到的廖平“以庄周为儒术”。按提出此说较早者为苏轼。其《庄子祠堂记》云：“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转引自周启成：《前言》，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卷前第5页。虽然并无直接证据证明廖平此说袭自苏氏，但遥相呼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4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0页。

[145] 这里边值得参考的一篇论文是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收在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7～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