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革命运动不断的心理因素
研究一下革命思想一个世纪以来的演变，我们便会发现，五十多年来，革命思想在不同阶层中的传播是如此之慢。
在半个多世纪里，绝大多数的民众和资产阶级都排斥革命思想，革命思想的传播仅局限在少数的信徒之间。在此期间，由于政府应对失策，革命思想的影响力已经强大到足够挑起数次革命。现在就先来研究一下促使革命爆发的心理因素，稍后再对这些革命进行总结。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法国一个世纪以来政治动**的历史便足以证明：人类是受自己心理因素的驱使，而非受外部强加的社会体制所支配。
法国接连不断的革命是法兰西民族中两拨心理状态迥异的人群之间争斗的产物。一部分人长期受祖辈的影响，信奉宗教和君主制；另一部分人虽然也经受了同样的影响，但他们却把这些影响当成了革命的对象。
从大革命一开始，截然相反的心理状态之间的斗争就明显地表露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尽管有残酷的镇压，但起义和谋反一直持续到督政府统治末期。这表明，过去的传统对人类灵魂的影响是多么深。在某个时期竟有六十个省同时发动反抗新政体的起义，经过大范围一再屠杀后才得以消停。
在旧政体和新思想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是波拿巴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由此，他需要找到一些对造成法兰西分裂的两种心理都适用的制度。为此，他采用了折中调和的办法，他将古老的事物冠以新的名字，最后我们看到，他成功了。
在法国的历史中，他的统治时期是一段罕见的法国精神完全统一的时期。
但这种统一并不长久。在他下台的第二天，以前的党派全都东山再起并一直活跃至今。一些党派顺应传统的影响，另一些则竭力排斥传统的影响。
长时间的冲突不可能发生在信徒和对宗教冷漠的人之间，因为冷漠者总是宽容的，冲突不会持久，事实上，只有相互对立的信徒间才会有长时间的冲突。世俗教会很快便有了一副宗教的外衣，它所宣称的理性主义已经变成了某种形式的主义，尤其在如今，直截了当地说，变成了某种形式的最狭隘的教权主义。而且我们已经注意到，不同的宗教信仰间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掌权后的教权主义者对自由思考者，不可能像后者如今对待他们那样的宽容大度。
在这些由于不同信仰导致的分歧上，又叠加了源自不同信仰的政治概念上的分歧。
许多单纯的人一直认为，真正的法国历史是从共和元年开始的。如今坚持这种肤浅想法的人几乎没有了。就连最刻板的革命者们也摒弃了这种想法[1]，他们甚至还认识到，过去并非一个迷信盛行的野蛮黑暗的时代。
在法国，政治信仰大多源于宗教，宗教使得这类政治信仰的信徒们心中充满难以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让外国人惊讶不已。
巴里特-温德尔（Barret-Wendell）先生在其有关法国的书中写道：“保王党人、革命者和波拿巴主义者不仅誓不两立，而且身为性格冲动的法国人，他们还对彼此的认知能力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厌恶。自认为掌握真理的人不由自主地断定：和他们想法不同的人都是谬误的帮凶。这是再清楚不过、再确定不过的事实。每个党派都会严肃地告诉您，对立方的捍卫者都是极其愚蠢的人或刻意的撒谎者。而当您遇到这些捍卫者们时，他们也会对您说同样的话来评价他们的对手，您不得不承认，的的确确，他们既不愚蠢也没刻意撒谎……”
各党派信徒彼此间的这种憎恨，使得法国政府和内阁的更替成了家常便饭。少数党从不会拒绝结成联盟来反对执政党。我们知道大批社会主义革命者入选现今的议会，靠的就是比大革命时代聪明不了多少的君主专制主义者们的帮助。
宗教与政治上的冲突并非法国不和的唯一原因。挑起这些冲突的人都有一种特定的心理，即之前描述过的“革命心理”。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总会有一些人，他们总想着要推翻既定的秩序，而无论这种秩序是什么，即便这种秩序符合他们的愿望。
在法国，党派间的不包容以及对权力的渴望，被自大革命时起就广泛传播的信念——依靠法律来重塑社会——放大了。一个现代国家，无论谁当首脑，在民众和领导人眼中，它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力量，它是神的意志的化身，它是以往历代君主的继承人。对政府力量的这种信心不仅感染了人民，也感染了所有的立法者[2]。
尽管疲于立法，但政治家们仍不明白的是：制度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本身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力。伟大革命幻想的继承者们没有看到，人是由过去所创造的，我们无法重置过去的根基。
原则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并造成了法国的分裂，未来仍将会长时间继续下去，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冲突会导致什么样的新动**。如果本纪元前的雅典人能预测到他们的社会冲突将导致希腊被奴役，他们一定会停止纷争，可他们又怎么会预见到这个结局呢？吉罗（Guiraud）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每代人都极少能明白其使命。每代人所为之奋斗的未来常与他们所想的背道而驰。”
二、法国革命运动百年回顾
在解释了法国一个世纪以来革命运动的心理原因之后，现在可以对接连不断的革命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在战胜了波拿巴之后，反法联盟的君主们把法国恢复到了原来的疆界，把唯一的王位人选路易十八扶上了王位。
根据一个特别的宪章，新国王接受代议制并成为立宪制君王。他认可所有的大革命成果如民事法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对变卖的国家财产不予追究，且只有支付了一定税款的纳税人才有选举的资格等。
这部自由宪法遭到极端保王党分子的攻击。前政权流亡分子想重新拥有国家财产，并恢复他们曾有的特权。
出于担心这种局面会引发新一轮的革命，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众议院，并推选温和派的议员，这样路易十八就能在不触动大革命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继续统治，因为他深知，要把法国人带回到旧政体中，这无异于逼其造反。
不幸的是，1824年路易十八逝世，前阿图瓦（Artois）伯爵查理十世登上了王位。十分狭隘的查理十世无法理解身边的新世界，并自诩自1789年以来他的理念不曾有丝毫的改变，他准备了一系列反动的法律议案：给予流亡分子十亿里弗赔款、强化亵渎法、恢复嫡长子权、教士权等。
由于大部分议员日复一日地反对他的计划，于是在1830年，他颁布了解散众议院的法令，取消了言论自由，并准备复辟旧制。
这一君主专制的举措立即引发了反应，所有党派的领导人开始了联盟。为发动巴黎人民起义，共和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自由保王党人联合到了一起。法令颁布四天后，起义者们成了首都的主人，而查理十世逃往英国。
运动的领导者如梯也尔、卡西米尔-贝利耶（Casimir-Périer）、拉法叶特（Lafayette）等人，将被冷落的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召到巴黎并任命他为法兰西国王。
面对人民的冷漠和效忠正统王朝的贵族们的敌视，这位新国王只能依靠资产阶级。在一项选举法将选举人数缩减至不足二十万人后，这一阶级在政府中独大。
不过国王的处境并不轻松。他要对付拥护亨利五世即查理十世孙子的正统主义者，对付以皇帝侄子路易-拿破仑为首的波拿巴主义者，还要对付共和主义者。
在1830～1840年期间，与大革命俱乐部类似的秘密社团挑起了无数次的骚乱，不过都很快被镇压下去。
但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并未停止他们的密谋。亨利五世的母亲德贝利女爵（De Berry）试图在旺代地区起义，结果失败。至于教士阶级，他们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气急败坏地发动了一场起义，巴黎大主教府就是在这次起义中被毁掉的。
共和主义者构成的威胁不大，因为在与他们的斗争中，众议院站在国王一边。首相基佐（Guizot）支持强权，他声称统治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理性和大炮。”这位著名的政治人物肯定对理性有所幻想。
这个“强势政府”实质上一点也不强势，共和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依旧蠢蠢欲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路易·布朗（Louis Blanc）声称政府有义务给所有的公民提供工作。拉科代尔（Lacordaire）和蒙塔朗贝（Montalebert）所领导的天主教派与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政府，这和如今比利时的情形一样。
1848年，一场拥护选举改革的运动引发了一场暴动，意外地推翻了路易-菲利普。
路易-菲利普的倒台要比查理十世的倒台更加难以解释。人们对他几乎无可加以指责。诚然，他不信任普选，但法国大革命更不信任普选。路易-菲利普并不像督政府那样独裁，因此，无法像后者那样随意废止妨碍他的选举。
在巴黎市政厅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以取代被推翻的君王。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共和国，建立普选制度，并规定由人民选出国民议会的九百名议员。
临时政府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社会主义者密谋与暴动的目标。
曾在第一次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心理学现象再度呈现出来。一些俱乐部形成了，俱乐部的领导人鼓动民众冲击议会，动机是五花八门，一般毫无常理可言，如迫使政府支持波兰起义等。
为了安抚一天比一天急迫和聒噪的社会主义者，议会组建了国有工厂，工人们在此可以从事各种劳动。有人算过，为了这十万名工人，国家每周的花费超过一百万里弗。
工人接着提出不劳而获的要求，这让议会不得不关闭了工厂。
这一举措成了一次可怖的暴动的导火索。五万名工人参与造反。议会受到了惊吓，将所有行政权交与卡芬雅克（Cavaignac）将军。在持续四天的镇压闹事分子的冲突中，三名将军和巴黎大主教丧生。根据议会法令，三千名被捕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受此打击，革命社会主义一蹶不振长达五十年。
这些事件使得国家公债价格从116里弗跌至50里弗，商业停滞。受到社会主义者威胁的农民以及税收被议会提高一半的资产阶级，转而反对共和国，当路易-拿破仑承诺重建秩序时，受到了热烈的相应。根据新宪法，共和国的总统候选人需要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路易-拿破仑获得五百五十万张选票当选。
不久，因为和议院的矛盾，路易-拿破仑决定发动政变，议会被解散，三万人被逮捕，一万人被流放，一部分议员被驱逐。
这场政变尽管草率，然而却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在提交全民表决中，这场政变获得了八百万张选票中的七百五十万张。
1852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被大多数人拥立为皇帝。法国民众对蛊惑人心的政客和社会主义者的憎恶促成了帝国的复辟。
在帝国成立初期，拿破仑三世延续了专制体制，在后期则采用了自由政体。这位皇帝在位十八年，在色当战败投降后，于1870年9月4日被革命推翻。
自此以后，革命运动便很少发生了；唯一的一次重大革命就是1871年3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巴黎部分古迹被焚毁，约两万名起义者被处死。
1870年战争之后，经历如此多劫难且不知道谁能靠得住的选举者们，把众多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选进了制宪议会。由于无法在重建君主制一事上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任命梯也尔先生为共和国总统，随后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接替他出任总统。1876年，新一轮的选举将一大批共和主义者送进了议院，且以后的选举都是如此。
自此之后，先后出现的议会都是派系林立，由此导致政府频繁更替。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分裂而形成的派系间的平衡，我们才享受到了长达四十年的相对的安宁。共和国的四位总统都不是被革命所推翻的，像南部和香槟地区那样的暴动也不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1888年，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持布朗热（Boulanger）将军的人民运动差点推翻了共和国，不过共和国打退了来自所有党派的进攻，最终还是安然无恙。
共和国能维持下去的原因很多。首先，参与角斗的派系没有谁强大到能以一己之力力克群雄。其次，国家的元首仅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拥有实权，我们不能把所遭的罪归咎于他，即便推翻了他，也不能保证能有所改变。最后，权力被分散到成千上万人的手中，责任由此也被稀释，很难界定谁该承担责任。人们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却无法推翻一群不知名的小暴君。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以来起义和革命在法国引发的巨大变化，那就是：用强大的难以摧毁的集体专制取代了脆弱的不堪一击的个人专制。在渴望平等并习惯将所有责任都推给政府的人民看来，个人专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而集体专制则较为容易接受，尽管通常它更加强硬。
国家主义专制的扩大是我们各种革命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先后出现的所有政体的共同特点。这种专制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民族理想，法国持续的动**只使得这种专制形式得到强化。国家主义是拉丁民族真正的政治体制，是唯一得到所有选票支持的体制。其他的政府形式如共和制、君主制、帝国，都是空洞的标签，是无为的影子政体。
[1] 要评价近来的思想演化，可以参考饶勒斯（Jaurès）先生在众议院发表的一篇演讲的片段：“如今的辉煌是过去努力的结果，法兰西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个时代就能够概括得了的，它是通过经年累月，朝朝夕夕，一步步形成的。”
[2] 在我发表了一篇有关立法妄想的文章后，我收到了当今杰出的政治家、参议员布德努（Boudenoot）先生的来信，信中内容摘录部分如下：“众议院和参议院二十年的经历让我明白，您所言不虚；我曾多次听到同事对我说‘政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这是政府的错’等一类的话。但在我们的血液中，君主专制意识已经流淌了长达十四个世纪。您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