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法国大革命的原因

第一章 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

一、大革命史学家

人们对大革命的看法有着天壤之别，尽管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人们依旧很难心平气和地去评判它。对于德·梅斯特尔（de Maistre）而言，大革命是“魔鬼的杰作”，“黑暗的魂灵从未如此地明目张胆过”。而对当代雅各宾党人而言，正因为大革命，人类方得以重生。

在法国旅居的外国人认为在交谈中应避免提及大革命。

巴雷特·温德尔（Barrett Wendell）写道：“这类随处可见的回忆或传统，是如此的鲜活，没有人能够对其无动于衷。它们既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也可引起人们的仇恨。人们一直带着一种热烈的以及保守的派系意识来看待它们。你越是了解法国，便会越发地明白，时至今日，在法国人眼里，没有任何一项关于大革命的研究是不偏不倚的。”

这个结论非常正确。为了能够公正地阐述过去的事件，那么这类事件既不应当再产生后果，也不涉及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为我已经指出了这些信仰都有与生俱来的狭隘性。

人们不必惊异于历史学家表述的有关大革命的观点如此迥异。长期以来，总有一些人把大革命看成是历史上最为丑恶的事件之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大家都认为自己说得在理，而证明自己漏洞频出的观点的依据却又是那么的空洞。相关的文献多如牛毛且其中的观点迥异，大家都有意或无意从中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作为自己先后抛出的论述的佐证。

研究大革命的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们如梯也尔、基内（Quinet）、米什莱（Michelet），尽管他们才华横溢，如今也被人所淡忘。他们的学说并不深奥。历史宿命论是其中的基调。梯也尔认为大革命是数个世纪以来绝对君主制的产物，大恐怖则是外族入侵的必然后果。基内将1793年的残暴之举归结为长期专制的结果，并认为国民公会的暴政是毫无意义的，且妨碍了大革命事业。米什莱只把大革命当作他盲目推崇的人民的事业，并率先对其加以颂扬，其他的历史学家则加以效仿。

泰纳（Taine）打破了笼罩在这些历史上的光环，尽管他对其非常着迷。他在其著述中对革命时期的深入剖析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将无人能及。

但一部如此重要的著述也有其瑕疵。泰纳对事实、人物的呈现令人赞叹，但他却声称以理性逻辑来对事件进行判断，但理性是无法陈述、阐释这类事件的。他在把心理学用于描述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在将其用于解释方面却是苍白无力的。罗伯斯庇尔有恃无恐地残害国民公会长达数月，泰纳认为他如此藐视国民公会，是因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因此，有人说泰纳眼明但心不亮，这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有着这些不足，但其作品依然十分优秀，且尚无人能够企及。该作品巨大的影响力，从其在雅各宾教条的忠实信徒中激起的愤怒可见一斑，巴黎大学的教授如今是主教的M.奥拉尔，就是这些信徒中的一位。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檄文声讨泰纳，字里行间饱含**。两年的时间花在对具体事例的细枝末节的辩解上，换来的只是越描越黑。

再来说说奥拉尔的作品，柯钦指出，奥拉尔在其引述中的对错几乎各占一半，而泰纳则鲜有错误。这位历史学家告诫人们尤其要当心奥拉尔的材料。

“这些材料，如会议记录、报纸、宣传册、革命党人，都是一些爱国主义的真材实料，由爱国分子们编撰，其中大部分面向公众。奥拉尔应是从这些材料中搜罗到自己那篇著名的辩护词；他手上拿着现成的大革命的历史，用一套现成的解释，用为共和体制辩护的套路，逐一向人展示‘人民’的行动，从九月大屠杀，直至牧月法令。”

无论对大革命的看法如何，泰纳学派和奥拉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将一直存在下去，且难以弥合。奥拉尔派推崇人民，将其看作至高无上的，而泰纳派则认为，一旦挣脱了社会的束缚，听任本能的驱使，人民就会堕落，变得原始和野蛮。奥拉尔的观点和大众心理学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但在现代雅各宾分子们看来，他的观点依然神圣如同宗教教义。雅各宾分子们以信徒的身份，以推理为笔来著述大革命，并把神学家的观点当成是真知灼见。

二、大革命宿命论

大革命的鼓吹者和诋毁者承认革命事件有其必然性。埃米尔·奥利维尔（Emile Oltivier）所著的《大革命史》中的一个章节对此有过深刻描述。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大革命。既不能怪罪死去的人，也不能谴责幸存的人。单凭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事件的起因和预见事件的发生的，因为事件是环境和事物发展的产物。

泰纳本人对此深表赞同，他说：“在三级会议召开时，各种思想和事件的演化已是势不可当，甚至苗头已现。每一代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提前担负起未来和历史的责任；在一代人还未崭露头角之前，其命运都已经注定了。”

当代其他的一些作者和泰纳一样，也是这种宿命论的拥护者，主张要宽容对待革命暴力。

M.索雷尔（M.Sorel）对博絮埃（Bossuet）有关古代革命的结论“单从特殊的起因来看，一切都让人惊讶，其实一切原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深以为然，因此便片面地认为：“法国大革命，在一些人看来是对老欧洲的颠覆，在另一些人看来则是老欧洲的重生，但这却是欧洲历史其自然和必然的归宿，此外，大革命并没有带来什么让人极为诧异的结果，它仅是这段历史的产物，并可以从旧体制的先例中得到解释。”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基佐（Guizot）。不久前他还在竭力辩称，法国大革命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它是极为自然的产物。当然，他将之与英国的革命相提并论是不对的。

他说：“英国的革命和我们的革命根本没有中断欧洲其自然的进程，这些革命没有诉求、没有主张、没有做任何革命爆发前人们所说的、所希望的、所做的或所数次尝试过的事情。……即便从两场革命的基本主张及其落实情况来看，都没发现有什么针对政府、个人或财产、自由或公民权的新举措，没看到其中有什么至少和平常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有这些断言均触及这样一个基本规律：所产生的某个现象，均是先前诸多现象的结果。但此类的笼统说辞没太大的意义。

没必要什么事都要用历史宿命论来解释，尽管很多历史学家都接受历史宿命论。我曾就这类宿命论的意义做过探讨并指出，文明的力量在于消除这类宿命论。历史充满了必然性，但其中更是充满了本不该发生却发生的偶然性事件。在圣赫勒拿岛，拿破仑本人列举了可能影响其后来霸业的六种情形。他特别指出，1786年在奥克松（Auxonne）洗浴时，由于恰巧遇到一个沙滩，才得以幸免于难。如果说那时波拿巴死了，人们也许认为会有另外一个将军取而代之，成为独裁者。但没了带领我们战无不胜的军队横扫整个欧洲的天才，法兰西帝国及其结局又会是什么样？

应当承认，大革命部分是出于一种必然，但上述坚持宿命论的作家们并没有阐释过这点：大革命是理论家们的永恒的斗争。这些理论家们满怀全新的理想，罔顾他们不得其解地支配着人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规律。由于对这些规律的无知，使得他们在追根溯源无果并因自己的失败而恼羞成怒之后，最终诉诸暴力。他们颁布法令，强行推广纸币以代替黄金，纵然手段使尽，也不能阻止该纸币的虚拟币值狂贬，直至如同废纸。他们颁布最高限价法令以抑制形势的恶化，然而形势却愈发恶化。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所有的无套裤汉[1]都应当为原本应由富人们供养的公共财政开支埋单”，尽管有搜查令和断头台，但是国库依旧空空如也。

在打碎了一切桎梏之后，大革命者们最终发现，一个社会没有制约就无法存续，但当他们想创造出一些新的制约时，他们才明白，最强有力的制约，即便有断头台的辅助，也无法取代由过去的岁月缓慢建立起来的深入人心的秩序。但他们从不想去理解一个社会的演化，去判断人们的心思，去预见施政的后果。

革命事件并不是无可避免的必然结果。大革命中的诸多事件是雅各宾主义戕害的产物，而非环境使然，且本不该如此。若路易十六从善如流，或者制宪议会在群众骚乱中不那么胆怯，大革命还会是这个样子吗？只有在为造反有理辩解时，革命宿命论才能派上用处。

无论是科学还是历史，都应当极为警惕在宿命论掩盖下的无知。从前，人类任由自然的支配，而科学让人类摆脱了这个命运。我之前讲过，睿智的人类的特性便是在于消解这些支配。

三、近来的史学家对大革命的质疑

在本章中要阐述其思想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态度或是同情或是鞭挞，无不言之凿凿。囿于自身的信仰，他们做不到就事论事。保王党的作家极端仇视大革命，而自由主义作家则为大革命而痴狂。

如今兴起一股把大革命当成是一种科学现象来研究的热潮，我们知道，掺杂在科学现象中的作者的意见和信仰是极少的，读者是难以觉察的。

当然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首先出现的是怀疑阶段。一些之前还曾言之凿凿的自由作家开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近来，人们对这种新的精神状态做了一些判断，现撷取部分。

阿诺托（Hanotaux）先生在讴歌了大革命的益处之后，开始反思大革命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他接着说道“历史对此一直犹豫再三，难以决断”。

马德林（Madelin）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有关大革命的书中也表现出这种犹豫。

给法国大革命这样复杂的事件下一个全面的结论，从内心而言，一直觉得忐忑不安，没有底气。如今要下一个极为笼统的判断都难上加难。在我看来，原因、事件、结果都充满了争议。

有关大革命的一些老的观念发生了切实的转变，这点在大革命其真正的捍卫者的最新的著述中处处可见。然而不久前，他们还曾声称所有的暴力都是合理的，所有的暴力都仅仅是自卫之举。而如今他们仅仅为那些情有可原的罪行辩护。我在最近出版的由奥拉尔（Aulard）和德比多尔（Debidour）所著的教科书《法国历史》中发现了证实这个新的精神状态的一个惊人的证据，其中有关于大恐怖的片段如下：

血流遍地，到处都是于国于民都毫无意义的可憎的犯罪和不公。在这场风暴中，人们丧失理智，到处危险重重，爱国者们在暴怒中横冲直撞。

在本书的另一个部分中，我们看到刚刚提及的两位作者中的奥拉尔，尽管他是强硬的雅各宾主义者，但对被冠以“国民公会巨擘”的那些人依然表现得极为严厉。

外国人对我们的大革命的评价一般而言相当严厉。一想到我们动**的20年对欧洲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们便不会对此感到惊讶。

其中，德国人表现得最为严厉。法居特（Faguet）用如下的话对此作了总结：

本着爱国和勇敢的精神，我们来谈谈法国大革命；因为爱国主义首先要求对自己的祖国说出真相，从过去发生的事情看，德国人认为法国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嘴边挂着自由、博爱等伟大的字眼，但却在15年中饱受欺压、**、谋杀、抢劫和敲诈；而如今，这个民族依旧打着同样的旗号，组建起了专制的、压迫人的、让人厌烦的、危机四伏的民主政体，任何人都不想效仿的政体。德国人就这样看待法国。依据德国人的报纸、书籍，我们可以确信这就是德国人的看法。

再者，不管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的价值为何，可以确信的是，未来的作家们会将大革命当作一件充满**的、富有意义的事件来看待。

一个把80岁的老人、少女以及幼儿送上断头台或溺毙的嗜血的政府，让法国成为废墟，但在军事上却成功地击退了欧洲；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法国的王后死于断头台。几年后，她的亲戚，另一位奥地利大公公主，嫁给了成了皇帝的陆军中尉，取代她成为王后，这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心理学家要选择一段鲜有人研究的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最终他们也许会发现，只有放弃虚构的理论，只有放弃实证经验，来研究我们周边的人和事，心理学才能得到发展[2]。

四、不偏不倚的历史

公正性历来被当成是一名历史学家最基本的品质。自塔西佗开始，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不偏不倚的。

实际上，作家看待历史事件犹如画家看风景，也就是说他带着自己的秉性、个性和民族灵魂来看待事物。有些艺术家，置身于同样的风景前，但是其阐释的方法却必不相同。有一些人会侧重于被其他人忽略的细节。每一份临摹都是个性化的作品，也即都以一特定的感受形式来对其加以阐释。

作家也是如此。我们不能说历史学家要比画家更加客观公正。

历史学家可能局限于复述文献，这是现实的倾向。但是仅关于不久以前的文献，例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它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一个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一一浏览。因此，必须要有所取舍。

作者通常是在无意识中选择那些与自己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观点最为吻合的素材，只是偶尔才有意识而为之。

除非满足于简单罗列某个日期的一系列的事件，否则无法写出一本真正客观的历史书。任何作者都无法做到这点，当然对此也不必感到遗憾。在要求客观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著述变得越发平庸、沉闷以及特别地乏味，想据此了解一个时代也成了奢望。

历史学家是否可以公正为借口，来回避对人的评价，即回避用敬仰的或严厉的措辞来谈论他们？

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每个答案从各自所处的立场而言都是极为正确的，这个立场或是心理学家的立场，或是伦理学家的立场。

伦理学家应当专注于社会利益，并以此来评判人。社会要生存发展的现实，必要有一定数目的规则，要有一套善恶的严格标准，要有明确的善恶评价作为保障。由此，社会要构建一些普通人的模型，一个时代的人大体上不超出这些模型的左右，游离模型过远便会有害于社会。

伦理学家便是依据社会所必需的这样的模型以及衍生出来的规则来判断过去的人。伦理学家通过毁誉来建立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为楷模的道德模型。像高乃依一类的诗人们所塑造的英雄，超越了常人，难以效仿，但却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此，一个民族还需要英雄作为榜样以提振灵魂。

这便是伦理学家的立场。心理学家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一个社会无权宽容，因为它的第一责任便是生存，心理学家应当客观冷静，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不考虑功利，其唯一的任务便是解释事物。

他的处境和观察家在观察任意一个现象时的处境一样。看到卡里耶下令将受害者埋至脖子处，使其眼睛爆裂，使其承受可怕的折磨，他明显很难做到冷静。但为了理解这类行为，必须得淡定，一如博物学家坦然观察在慢慢享用苍蝇的蜘蛛。理性一旦被煽动起来，理性便不再是理性，它什么也就解释不了了。

大家知道，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使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可以要求二者以阐释事物的智慧，去竭力探究事物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无形的力量。

[1] 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当时法国贵族男子盛行穿紧身短套裤，膝盖以下穿长筒袜；平民则穿长裤，无套裤，故有无套裤汉之称。——译注

[2] 这个建议绝非套话。如今的心理学家极少研究自己身边的世界，甚至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感到不解。我在《哲学评论》刊出的一则针对我出版的书的批评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证据，表明了这种散漫的心态。其中，作者批评我“研究社会和报纸胜过研究书本”。

我非常乐意接受这种批评。报纸的社会栏目和现实世界的视角要比充斥在哲学和形而上学类期刊中的形而上学的不尽合理的论调要有意义得多。

哲学家们开始觉得这类无聊之语很幼稚。当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写所有这些论述只不过是要表达“粗略观察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几个争论”时，他肯定想到的是要刊出数卷这类的陈词滥调。作为最知名的心理学方面的大家，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承认“一门学科中的每一句陈述的不足，都会招致形而上学的批评”。二十年来，我一直试图将心理学纳入对现实的研究中，但学院派形而上学的思潮仍难以转向，尽管其影响尽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