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在“五四”一周年时推出了“一年来学潮之回顾与希望”的专辑，第一篇文章是蔡元培所写，大概有些定调的意思在。他在文章中先充分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各种成绩，接着笔锋一转，说：

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人人都知道罢工、罢市损失很大，但是罢课的损失还要大。全国五十万中学以上的学生，罢了一日课，减少了将来学术上的效能，当有几何？要是从一日到十日、到一月，他的损失，还好计算么？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所以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25]

不仅如此，蔡元培进而指出，“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倚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他的结论是：从上述“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因为“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现在“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而“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必要时自会因应，“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故学生当时“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样解决”？他希望学生以“五四”周年纪念日为契机，把以前的成效和损失视为过去，现在则“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决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余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

先是蔡元培在“五四”当年结束辞职回校以前，曾先发表告北大学生及全国学生文，指出学生“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他虽赞同学生继续从事平民讲演和夜班教授等指导平民的社会服务工作，但也只能到此为止。学生首当“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蔡元培并温婉表示，既然学生在给他的电报中表示要“力学报国”，他与学生可以说已就此达成共识。[26]这个认知显然有些过于乐观。此后近一年的事实表明，至少相当一部分学生并未接受这样的共识。故蔡元培在“五四”周年的文章中，口气已比此前直白和严厉得多。

与此相类，朱希祖在这一专辑的文章中，同样先对“五四运动”予以肯定，他给学生的定位，也不仅是求学，故其对全国学生的“劝告”是：“运动是仍旧要继续的，一致牺牲的精神是仍旧要坚持到底的。”不过，“运动的方法要复杂，要经济，要多方面”。后者才是他真正想要表述的，即“现在学生的运动太单纯，太不经济，方面太少”；具体表现在“学生运动以罢课为利器，其余只有运动工商、游行演说、打电报为辅助品”。[27]

上述行动“是只可偶为不可常行的。常行是不灵”的。因为“罢课等事，只能耸动社会的耳目，使人因此兴奋、自动”。但兴奋剂不能有“滋补的远效”，故“五四”当年的第一次罢课，还能“有罢市罢工等响应”；到“一而再，再而三，连罢市罢工的举动都兴奋不起了”。而且，“农夫不到大难临头，断不肯把田圃停耕种；学生不到大难临头，也断不可把学校停功课”。虽然“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吾国民众一线的希望，全仗这种精神”；却也要认识到，“学生的学课，就是国家的滋补品，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后一语最能体现当时老师辈说话的不得已，连上课也必须说成是“运动”，而且是比真正的运动更“大”的运动，才能增强其正当性和说服力。

朱希祖的实际建议是，即将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做普及教育的事业、地方自治的联络，发展有益的实业，传布文化的文章，研究精深的科学[28]，组织有力的团体，监督政府，指导社会”。而其余在校生则不妨“一面恢复学业，永不罢课，为积极的运动，储根本的实力；一面多出报纸，传布思想，制造舆论，批评群治，转移人心。政府朝禁一报，则学生夕出十报。又与各处学生及毕业生连络一致，劝告讲演多方并进，成就必较现在宏大”。他希望学生利用“五四运动”的周年，就此“清算账目，重整门面，明后天就可以开课”。把运动“换一种方法进行”，以获取“最后的胜利”。

在一般认知中，朱希祖远比蔡元培更限于“书斋”；而他对学生的“社会服务”范围，却要开放和宽广得多。蔡元培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只开放到夜校一类的“指导平民”的程度，且是在求学有“余暇”时进行。朱希祖则除了游行罢课一类直接抗议活动外，几乎赞同并鼓励其他所有的非求学活动。所谓“政府朝禁一报，则学生夕出十报”，更是想象力十足的鼓动。照这样做去，黄日葵所描述的“猎学”而非“修学”状况就会无限延续，哪里谈得上“储根本的实力”。恐怕正因其接触学生不多，朱希祖才能如此驰骋其想象。这种基于“无知”的想象性表述，却也揭示出当年的士风与世风。

曾经留学也资助他人留学的穆湘玥从实业家的立场说，救国之目的同，而其“道不一”，可以“有政治、教育、实业及种种方法，并行不悖”。各界当尽各自的责任，“青年当求学时代，故青年最大之爱国表示，尚在来日。而来日最大表示之豫备，在乎专心向学，作他日献身社会之整备”。学生研究学术之余，也可发挥其爱国热诚。“如前此之爱国运动，偶一为之，本无不可。”但他对青年的“忠告”，仍是“爱国热诚，宜深蓄而不宜轻泄，俾日后蔚成大材，为国效用”。[29]

与他们相比较，陶履恭此时仍以为“学生运动太重视学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会”。他说，学生中真正“有觉悟有理想而从事运动者”只是少数，其整体上“仍然不与社会相联络”。学生多“出身中等阶级上等阶级，他与农人、工人、商人、军人，是完全没有社交的关系，没有相联的思想”。他们“自居为主人翁，却忘了那在中国坐镇几千年的乡下老、小工人、小商人”。其实，“中国的实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肤浅的新思潮的学生”，而在那“不扬名不出风头终日勤苦耐劳的农工商的劳动者”。若是“乡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他希望学生“千万不要忘了中国的中坚国民，要把新思潮灌输在他们的脑里”。说了这么多鼓励学生走向社会的话以后，或许为配合蔡元培提出的基调，他才扭捏地说了一句“螳臂当车是一个最笨最无用的方法，荒废学业也是不经济的方法”。[30]

然而，对学生逐渐形成社会服务为主和读书为副的行为模式，曾经非常鼓励学生的蒋梦麟此时已有不祥之感。在“五四”周年之际，他和胡适联名发表文章，说得比上面的人都更直白干脆。两人明言，一年来“时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这一年以来，教育界的风潮几乎没有一个月平静的，整整的一年光阴就在风潮扰攘里过去了”。他们承认，“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产生出不少好效果，“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不能不认为是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但其强调：“这种运动是非常的事，是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是他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所以只能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却不可长期存在”。[31]

两人以为，综观古今中外的学生运动，没有一次“用罢课作武器”，故这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因为“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造成的大损失，即养成了“依赖群众”、“逃学”和“无意识行为”的恶心理和恶习惯。由于“多数学生把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导致“社会也把学生罢课看作很平常的事”，结果已没有“什么功效灵验”，却仍在无意识地重复。“学生运动如果要想保存五四和六三的荣誉，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改变活动的方向，把五四和六三的精神用到学校内外有益有用的学生活动上去。”他们希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意课堂里、自修室里、操场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活动。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对比半年前蒋梦麟还希望学生在图书馆试验室里边不要忘了外在的社会，这些老师辈的态度真是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正基于他们“对于现在学生运动的观察”。此文是胡适起草，那年3月，已回国的梅光迪曾致函胡适，认为“今之执政与今之学生，皆为极端之黑暗”。而“学生之黑暗，足下辈之‘新圣人’不能辞其责”。盖“今日倡新潮者尤喜言近效，言投多数之好，趋于极端之功利主义；非但于真正学术有妨，亦于学术家之人格有妨”。对当时很多读书人而言，政府本已无望，“若学生长此不改，亦终无望耳”。[32]梅光迪的文化立场与胡适有些对立，但老友的指责，恐怕对他仍有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蔡、蒋、胡三人共同提到了学生对他人的“依赖”。“五四”前蒋梦麟还认为“依赖成性”是中国青年最大恶德之一，其特点正是“事事随人脚后跟说话”，非常不利于“新事业之创造”。所以他那时特别强调青年必须“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33]“五四”后蒋氏一度以为青年在这方面已有较大改变，现在他似乎又收回了这一看法。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察，罢课等集体行为既有所谓“群体觉悟”的一面，也可视为对个人独立精神的一种放弃；这究竟体现出传统的惯性，还是一种因“运动”而新生的动向，或是两者无意中结合的结果，对时人和后之研究者，恐怕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没有参加这次《新教育》专辑写作的鲁迅，在“五四”周年那天写信给一位过去的学生，就分享着共同的担忧。他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但在他看来，学生们“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鲁迅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故“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34]

那时即使政治倾向偏于激进的老师辈，也未必赞成学生罢课。在上海正与共产主义者密切接触的陈独秀就致函胡适，主张既要反抗“政府的强权”，也要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他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对那些“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35]胡适自己那时也甚感学生已经静不下来了，稍后他对蒋梦麟说：“现在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蒋氏借此劝导学生，“此后总要立志定向，切实读书”。[36]

爱国的基础在于自己有“学问”，承担着救国重任的学生本身要有“文化”，这些都只能从未必轻松的“求学”中得来，大致是那时多数老师辈的共识。然而那时的学生辈，却未必分享着这一共识。而老师辈自身对于青年在救国和读书之间怎样两全，看法也不那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