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在1924年就注意到，那时青年人做文章很喜欢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这八个字“久已成了青年人作文章时滥俗的格调”。他特别指出，这表明了一般青年崇拜“五四”的心理。[6]几年后，高一涵在论及“越是老年人，越是乐观；越是青年人，越是悲观”这一当时的反常现象时，提醒年轻人说，“只受得住恭维，不能算是好青年；要受得住磨折，才能算是好青年”。历来的“伟大”多是“咒骂起来的”，而非“崇拜起来的”。[7]

两人都共同使用了“崇拜”一词，很能代表当时青年的心态。但青年为什么会崇拜“五四”以及他们何以成了崇拜的对象，与“五四”给他们带来了什么直接相关。从这个方面，也可看到当时人承继了什么样的“五四”遗产。又几年后的一篇文章说，不少“学生从内地一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缝西装。以后就是体育、恋爱和文学。换言之，就是享受‘五四’时代争斗得来的赐予”。[8]这里所说的“学生”，当然只能是相对富裕者。而且这也只是“五四”遗产的一个面相，与高一涵所说的青年之“悲观”，恐怕是一个钱币的两面。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与今天大不一样的时代，旧的权威和信仰都受到强烈冲击，正濒临瓦解；年轻人的地位和机会，是今日难以想象的。这也不完全归因于“五四”，从晚清以来，尊西、趋新、重少已成为流行的社会和政治风气。当时很年轻就能成名，北大教授之中，二三十岁者并非少数。那真是一个对年轻人太好的年代。但推崇往往与责任并存，彼时青年的烦恼，似又远过于其他年龄层次的人（详另文）。我想，要真正认识“五四”，理解“五四”，一定要先回到那个太不一样的年代之中。

在“五四”的同时代人眼中，“五四”究竟改变了什么？敏锐的观察者，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就感觉到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一般人说到“五四”的老师辈，通常都联想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其实蒋梦麟也是那一辈的当事人之一。由于因缘际会，他半偶然地在“五四”后代理了一段时间的北大校长。蒋氏敏锐地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从当年9月底到11月初，有意进行了相对广泛的即时“调研”。[9]

蒋梦麟自述道：“我于近五十天中，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五个大城市中各住了几天，所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重要文化中心，都亲身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其余太原、长沙、成都、广州等地方虽没有到，也曾读过他们的新出版物——现在这种新出版物，全国约有二百五十余种，我看过的约有五十余种。”[10]在对其与五城市朋友的谈论和各地出版物的言论进行归纳之后，蒋梦麟很快写出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办学的人发言》，一篇《是对青年说的话》。[11]

蒋梦麟认识到，“这回‘五四’运动，如狂风怒潮的扫**了全国，我们大家觉得几年里边，终有一个大事业生出来”。[12]他以为，“大凡惊天动地的事业，都是如潮的滚来”，当“这种潮澎湃起来”，就会“使一般社会觉悟”。他把“五四”看作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中国近二十年中，环境的变迁速度极大，却“没有新学术去供给他的要求”，致使社会的病一天天加重。故“这回‘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要“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形成“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13]

就在“五四”前夕，蒋氏还认为“吾国青年最大之恶德有二：一萎靡不振，一依赖成性”，故强调青年必须“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14]此时他则明显感到，“‘五四’以后青年的态度，和从前大变了。这个态度的变迁，和中国将来的事业很有关系”。他特别提到清末青年学生的心理从尊师尊君变到“反对学校主持人和反对清朝”，终酿成了辛亥革命。近来青年心理的态度，可以叫作“心的革命”。与外在的政治革命不同，“心的革命是到了人自己的身上来了。人到了革自己的心的命，你看这关系何等重大”，由此也“可以预测将来发生的事业”。[15]

当时青年的一个主要变化，就是有个疑问符“飞扬于全国青年脑中，好像柳树的花絮，春风一动，满天皆是”。东望西瞧，“事事要问为什么？做什么？这个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在一个老国度里，无论思想或行为，“必有许多遗传下来的习惯”。在没有产生疑问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大家都会照样做过去”。若像这样问下去，“就会闹出许多‘乱子’来”。因此，这疑问符“就是思想革命的旗帜，到一个地方就招到许多的革命军。如非将个个人的脑袋打破，是没有法来‘平乱’的”。[16]

蒋氏以为，“这回思想革命和辛亥政治改革一个不同的要点，就是这个‘疑’字”。它“不但把我国固有的思想信仰摇动了，而且把‘舶来品’的思想信仰也摇动起来。若非真金，无论中国铜、外国铜，都被这个‘疑火’烧镕”。这些思想革命的人当然要输入西洋的思想，但他们知道，“盲从‘物竞天择’和盲从‘三纲五常’的，是犯同一个毛病”。不仅如此，他们“对于自己的思想行动”，同样抱怀疑的态度，想要知道这回思想革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因而产生出“觉悟”、“彻底觉悟”等名词。从前的人“是人家——古人或外国人——替他们想”和替他们说，而“现在的趋势，望那‘自己想、自己说’一方面走”。

我们都知道胡适曾给“新思潮”下了一个定义，即“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他也曾明确表示，那需要“重新估定”的“一切价值”，基本是源自中国文化的。[17]很多人即因这一反传统色彩而把“五四”视为西方意义的“启蒙”；可是我们不要忘了，胡适这一表述的思想资源是尼采那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话，而尼采恰以“反启蒙”著称，这似乎是众皆认可的。

我无意据此支持或否定“五四”是否类同西方意义的“启蒙”，因为“五四”本不宜一言以蔽之。如果新思潮的意义确如胡适所说“只是一种新态度”，而学生辈的“态度”真如蒋梦麟所观察是“对古今中外都置疑”，则与老师辈主要“重新估定”中国传统价值的态度，是有相当差别的（这个问题牵涉太宽，当另文探讨）。但蒋氏也可能把自己之所欲见投射到学生的身上，他在学生游行前几个月先已提倡“以教育方法解决中国之问题，当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即“事事当以‘何以如此’为前提”。[18]则其眼中青年学生这样的广泛怀疑态度，多少也有些“我欲仁而斯仁至”的意味。

在蒋梦麟看来，学生那种逢事便问为什么的怀疑态度，必然导致一种“新人生观”。因为“问来问去，问到自己的身上”，就会归到一个问题：“人生究竟做什么？我们向来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什么的生活？我们要求的是什么生活？我们理想中应该有什么生活？我们对于向来的生活知足么？我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么？”结论当然是反面的：“我们向来的生活，是中古的生活，不知不觉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干涸的生活、麻木的生活。”简言之，“他们看了现在个人的生活都不满足，社会的习惯都可怀疑”。实际上，“现在流行的种种问题，如妇女问题、劳工问题、丧礼问题、婚姻问题，都从这里生出来的。将来问题愈弄愈多，范围愈推愈广，社会必如破屋遇狂风，纷纷倒塌。新生活必如春园遇时雨，到处萌芽”。这大致就是他所说的几年里边终会“生出来的大事”。[19]

而蒋氏所见“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最大的不同，在于辛亥革命后当事人都非常乐观地向前看，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而许多“五四”青年在经历运动之后，却“觉得自己脑里空虚，此后他们要静养静养，从那学术方面走”。不少以前很肯干事的青年，“现在都愿回到图书馆、试验室里去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无源之水，移时而涸’，所以都要求水的源”。这个观察基本不差，[20]只是有此感觉的学生或并未到“许多”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蒋氏此时还特别提醒学生：“这文化运动，不要渐渐儿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在图书馆试验室里边，不要忘却活泼泼的社会问题，不要忘却社会服务，不要忘却救这班苦百姓。”[21]

这最后的观察和提醒，非常有象征意义。作为“我们讲教育的”老师之一，蒋梦麟对学生能感觉到自身学养的不足并意识到需要继续向学术方面发展，显然是非常欣慰的。但是，如果确如他所说，“五四”学潮的中心问题是向社会提供“新学术”，以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而这一将要发生的“大事业”正肩负在这些学生身上，又怎么能让他们完全回归图书馆和试验室呢！蒋氏或许希望能两者兼顾，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青年学生的地位被高看之后，责任便随之而至。就个体的精力而言，服务社会和拯救穷苦百姓，可能是个无底洞。要想学习服务两不误，是一个基本无法实现的幻想。

学生辈的黄日葵当时即对“指导者、运动者，一起要我们青年包办”的现象深感担忧。那时“稍为有点才干的学生，他的书室，便成公事房；他的生涯，便是书记。久而久之，成为习惯，竟以此种生活为‘正’、读书为‘副’”。他们“一边要上六七小时的功课，一边要替几个杂志报馆写些东西，一边要当义务学校的教员，一边要出发去讲演”，已经“差不多吃饭洗澡也分不出时间来”，哪里还有“潜心学问、切实研究的余地”？与其说是“修学”，不如说是“猎学”。[22]这是当年学生实际状况的形象写照，而且是一种相对“日常”的状态，游行罢课等活动还不在其中。北大的“五四”青年中，《新潮》社的一批学生后来多出国留学，或继续向学术方面走；其余很多学生，大约即在这样的困惑中继续为国家民族而挣扎着努力。[23]

维持这样一种社会服务为主而“读书为副”的状态，也还需要相对平安的环境。一旦国家有事，被寄予厚望的学生更不能不站出来表态。他们可选择的“运动”方式并不多，结果只能一次次地罢课，那也是他们相对熟悉的。如朱希祖所说：“我们中国的学生，现在为了一个校长要罢课，为了一个省长或督军要罢课，为了外交的不利要罢课；不问轻重，总以罢课为利器。”然而这样多次重复的结果，罢课的武器也不那么利了。[24]这是朱氏在“五四”周年时所说的话，当时的一些学生，就正处于罢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