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分裂和停办，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鲁迅后来说，“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1920—1922年间的北京，“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随后崭露头角的是《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但“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102]新文化运动本发源于文学革命，使“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103]，曾是《新青年》多数同人的愿望。“文艺创作”的淡出，与《新青年》的分裂有着直接的关联。

不过，《新青年》的当事人虽然实际分裂，其“精神团结”确实仍在维持，即使在已经成为中共刊物之后亦然。老朋友间的感情也并未改变，这次新出的信中还有好几封此后陈独秀给胡适的信，充分体现了两人思想虽渐不一致，友情仍继续维持。同时，这些信件表明，胡适、沈雁冰和汪原放等人的回忆文字，已大致梳理出事情的脉络，却未被看重，研究者也不怎么引以为据，很可以引起我们的反思。

胡适曾强调，影响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如民初的文学革命思想，就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历史事实的形成，“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其解释自不能太单一。“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不必总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的历史事实”。[104]同理，《新青年》的转向和同人的分裂，也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

我们久已习惯于把一种有代表性的倾向视为“整体”，其实不然。尤其很多时候并存着不止一个代表性倾向，各倾向间可能还存在着紧张和冲突。这些倾向彼此相互关联，都是整体的组成部分，却不必就是整体本身。任何代表性倾向自然与当时当地的人心所向密切关联，体现出当事人关怀的重心和变化，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但在充分关注代表性倾向的同时，读史者也不能让倾向之外的各种内容溜过去。

在这次新出的信件中，还有一封钱玄同1921年2月1日致胡适的信，是在胡适要求同人“表决”关于《新青年》是否移京编辑之后所写，他在表态之余特别声明：

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这是钱玄同的老实话，类似的意思他在别处也曾表述过。陈独秀此前给周作人的信就说：“玄同兄总是无信来，他何以如此无兴致？无兴致是我们不应该取的态度，我无论如何挫折，总觉得很有兴致。”[105]这倒很能体现两人性格的差异，陈独秀不仅以“终身的反对派”著称，他之所以能屡折屡起，恐怕正依靠这“总觉得很有兴致”的精神。

钱玄同这段话可以提醒我们的是，当《新青年》面临转向和分裂之时，对个人而言，不写文章并不一定意味着就站在某一边（若是群体的不写，自然代表着某种倾向性）。过去的研究常喜欢划线分派，实际上，李大钊在这一事件的多数时候并未偏向陈独秀一边，颇能说明意识形态未必是一个选择的关键。而鲁迅虽然更喜欢陈独秀的为人，也反对“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却支持胡适让“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的主张，还说他所知道的几个读者也“极希望《新青年》如此”。[106]另外，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尽管目前尚未见到明显的依据。

在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时代，发生在当时的任何事情，多少都带有时代的烙印。特定的“主义”或思想倾向，可能影响具体人物的历史选择，却不一定足以解释其言动。“五四”的人和事，也只能“见之于行事”，通过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的历史活动来理解和认识。

不论对当事人还是对后之研究者而言，“五四”恐怕都是一个涵盖极为复杂的符号和象征，很难一言以蔽之。正因个人传记材料是认识历史和解释历史的一个要项，这次新出现的相关信件，不仅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知道了《新青年》究竟是怎样转向，也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五四”的丰富性，有着特殊的意义。

原刊《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3期

[1] 一般视为“五四”基本理念的“民主”与“科学”，更多适用于广义的“五四”；而当年游行的学生口里所喊的，却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一类口号；两者间实有一段不短的距离。

[2] 按“作雾自迷”语出熊十力：《读经示要》（1944），见《熊十力全集》，第3卷，840、854、87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这些书信由嘉德拍卖会拍卖，并先在北大展览。我曾得朋友帮助，从拍卖会关于古籍善本的介绍中阅读了这些书信中的大部分，于是写出了本文初稿（刊发在2009年7月12日的《南方都市报》上）。现在这些书信已入藏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并由黄兴涛、张丁整理，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文整理注释》刊发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1期。另有同时期李大钊致胡适一信，周作人致李大钊两信，由欧阳哲生整理，披露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4期的《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一文中。以下引这批信件，均注明是新出书信；凡在文中言明者，则不再一一出注。个别文字，已据原信照片更易。

[4] 鲁迅：《致许寿裳》（1918年1月4日、5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45、350页。

[5]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0页。

[6] 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5期；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7] 虽然这图案似乎来自美国社会党（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42～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但不排除办刊者自己确实理解为中苏握手。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8] 参见庄森：《〈新青年〉第八卷还是社团“公同”刊物——中国现代新闻传播史重要史实辨正》，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

[9] 沈雁冰：《客座杂忆——〈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1941年），见《茅盾全集》，第12卷，95～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0] 1919年1月，钱玄同就注意到，“《新青年》为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内部有了赞成和反对两派的意见。现在《每周评论》上也发生了这个争端了”。见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27日，第4册，175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11] 《钱玄同日记》，1919年10月5日，第4册，1815页；周作人：《周作人日记》，1919年10月5日，中册，52～53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12] 其中材料最丰富的是胡少诚的《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1898-1937）——以大学权力演化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9。以下关于北大学科调整方面的论述，颇多参考此文。另外，前引王枫文也钩稽了相当一些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报刊材料。

[13] 按汤尔和时任北京医专校长，沈、马则皆北大教授。胡适后来说，“尔和先生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胡适抄汤尔和日记跋语，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与本报记者之谈话》，载《大公报》，1917年2月5日，1张2版。

[15] 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1918年4月），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149～1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6] 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1918年1月），见《蔡元培全集》（3），130～133页。

[17] 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见《蔡元培全集》（3），192页。

[18] 顾兆熊（孟余）：《文理两科合并之理由》，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9日，3版。按蔡元培在北大的主要支持者有两个群体，一是一批浙江籍教员（中文系居多，即后来所谓“某籍某系”），二是一批有同盟会国民党背景者，顾孟余就是后者。

[19] 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见《蔡元培全集》（3），211页。

[20] 《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0日，3版。

[21] 新旧之争在校内似也存在，但并不明显。被视为守旧一方大本营的《国故》月刊社1919年1月下旬才成立，且要到那年较晚才开始回应《新潮》一方的“进攻”（参见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载《近代史研究》，2000年6期）。故早期的新旧之争，基本表现在校外。

[22]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7日，第4册，1716～1717页。

[23] 《校长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2月21日，2版。

[24] 《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2月26日，2版。

[25] 静观：《北京大学新旧之暗潮》，载《申报》1919年3月6日，6版。

[26] 《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3月3日，2版。

[27] 《学海要闻》（半谷通信），载《神州日报》，1919年3月9日，2版。

[28] 《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4日，3版。

[29] 《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及附件，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4版；1919年3月11日，3版。

[30] 蔡元培：《致〈神州日报〉记者函》，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4～5版。

[31] “前晚本社张季鸾先生即为记者言之，谓章行严先生处得到此项消息云。”世杰：《谁的耻辱？》，载《中华新报》（上海），1919年3月6日，1张2版。

[32] 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1919年3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1919年4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59、74页。

[33] 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载《新潮》，2卷1号（1919年10月），上海，上海书店，1986，影印本，201页。

[34] 傅增湘：《致蔡元培》（1919年3月26日），见《蔡元培全集》（3），285～286页。

[35] 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

[36] 蔡元培：《复傅增湘》（1919年4月2日），见《蔡元培全集》（3），284～285页。

[37]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1940年），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33～3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8] 《胡适日记全编》，1922年7月3日，第3册，714～716页。

[39] 《大学本科教务处成立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0日，3～4版；《本校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5日，2版。

[40] 按原来的计划发展，若一切顺利，在文理二科合为“本科”后，法科只能独立出去。否则，以一不受校长看重的法科，要与二科合并的“本科”对应相处，地位将非常尴尬，甚难安身。

[41] 《评议会开会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23日，3版。

[42] 《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30日，3版。

[43] 《教育调查会第一次会议报告》，载《新教育》，1卷3期（1919年4月），344页（卷页）。

[44] 北大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里附有《大学本科学科课程编制法草案》，说到本科一年级分选修科为五组，史学、政治、经济为第五组（《本校拟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续）》，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1日，5版）。然那只是拟议的提案，到1919年秋季的《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中，上述提案才作为“新制”开始实施，其中第五组改为“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不过后面又有附注说：“此项新制，本拟全体实行。今年八月中经评议会及教授主任会决议，法科之政治、经济、法律三系，本年暂时仍用现行之单位制。”（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078～108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可知至此法科问题仍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45] 评议会议事录第一册，北京大学档案馆，档号BD1919002，转引自胡少诚：《早期北大的治理模式与实践（1898-1937）——以大学权力演化为视角的考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论文，2009。

[46] 《本校布告》，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31日，1版。

[47] 世杰：《谁的耻辱？》，载《中华新报》，1919年3月6日，1张2版；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载《川报》（成都），录在《每周评论》第19号（1919年4月27日），4版。

[48] 汪孟邹：《致胡适》（1918年10月5日），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27册，278～280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49] 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285页。

[50] 汪孟邹：《致胡适》（1919年4月23日），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289～290页。

[51] 群益书社：《〈新青年〉一至五卷再版预约》，载《新青年》，6卷5号（1919年5月），扉页。

[52] 《〈新青年〉第一、二、三、四、五卷合装本全五册再版》，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扉页。

[53]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页。

[54] 此合同书手迹见北京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下册，161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原注为“北京历史博物馆藏片”，并说明是“鲁迅的手笔之一”。然究为何人所撰写，现有争议，参见周楠本：《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2期；叶淑穗：《对〈一篇新发现的鲁迅手稿〉一文的质疑》，载《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

[55] 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新出书信。

[56] 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

[57] 汤尔和：《致胡适》（1935年12月2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1～292页。

[58]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7～212、235页。

[59]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95页。

[60] 即1915年的《敬告青年》中所说的：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8～163页。

[61] 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载《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4页。

[62] 陈独秀：《本志宣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4页。

[63]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6、14页。

[64] 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65]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95页。

[67] 陈独秀致高一涵、胡适，1920年12月21日，新出书信。

[68] 直到1923年7月，作为中共领导的陈独秀还以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1923年7月1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102页。

[69] 陈独秀：《随感录·反抗舆论的勇气》（1921年6月），载《新青年》，9卷2号（1921年6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381页。

[70] 《胡适日记全编》，1921年7月7日、7月8日，第3册，362、364～365页。

[71] 参见王汎森：《“烦闷”的本质是什么——“主义”与近代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载《思想史》（台北），待刊。

[72]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54页。

[73] 《周作人日记》，1920年5月11日，中册，123页；《胡适日记全编》，1920年5月11日，第3册，170页。

[74] 陈独秀：《致胡适》（约1917年1月），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6页。

[75] 陈独秀：《致程演生》（1920年6月15日、6月17日），见沈寂辑注：《陈独秀遗简（二）》，载《安徽史学》，1985年3期，71～72页；陈独秀：《致程演生》（1920年8月2日）、陈独秀：《致王星拱、程演生》（1920年8月7日），见沈寂辑注：《陈独秀遗简（三）》，载《安徽史学》，1985年6期，均71页。

[76] 陈独秀：《致胡适（残）》（1920年8月2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7页。

[77] 宣言全文见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文集》，第5册，337～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8] 陈独秀：《谈政治》，载《新青年》，8卷1号（1920年9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249～250页。

[79] 陈独秀致胡适等，1921年1月9日，新出书信。

[80] 陈独秀：《随感录·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载《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376页。

[81] 《胡适日记全编》，1921年6月18日、8月5日，第3册，325、414～417页。

[82] 傅斯年：《陈独秀案》（1932年），载《独立评论》，第24号，3、5页。

[83] 8卷5号是在上海的陈望道开始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他在1921年1月15日致信（明信片）胡适说：“来函敬悉。大作已载在《新青年》八卷五号了。《新青年》内容问题，我不愿意多说话，因为八卷四号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读者；五卷[号]以后，我也只依照多数意思进行。”陈望道：《致胡适》（1921年1月15日），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419页。

[84] 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1920年12月初），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6页。

[85] 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1920年12月16日），见《陈独秀书信集》，292～29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86] 如钱玄同于12月16日致信周作人：“我现在对于陈望道编辑《新青年》，要看他编辑的出了一期，再定撰文与否。如他不将他人底稿改用彼等——‘哪’‘佢’……字样，那就不说什么；否则简直非提出抗议不可了。”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4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7] 陶孟和：《致胡适》（1920年12月14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6页。

[88] 胡适：《答陈独秀》（约1920年年底），见《陈独秀书信集》，293～294页。按胡适覆信时尚未收到周树人、周作人的回应，随后鲁迅代表二人说，周作人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自己则以为三个都可以。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仍以“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却不必“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鲁迅：《致胡适》（1921年1月3日），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71页。则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赞同胡适的提议。

[89] 胡适：《致陈独秀（稿）》（1921年年初），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19～120页。

[90] 沈雁冰：《客座杂忆——〈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见《茅盾全集》，第12卷，96页。

[91] 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载《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2张1版；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载《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社会主义批评》，载《新青年》，9卷3号（1921年7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303～310、338～350页。

[92] 钱玄同致胡适，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新出书信。

[93] 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14～16页。实际上，胡适不久即卷入“好人政府”的活动，尽管仍与研究系竞争（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06～214页）。钱玄同的政治眼光，显然不如陈独秀。

[94] 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1月18日），见《李大钊文集》，第5册，299页。

[95] 李大钊致胡适，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新出书信。

[96] 李大钊：《致钱玄同》（1921年1月上旬）、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14～16页。

[97] 《钱玄同日记》，1921年1月18日、1月19日，第4册，1930、1931页。

[98] 胡适：《致李大钊等》（1921年1月22日），见《胡适全集》（23），290～292页。

[99] 各收信人对胡适原信的“表决”意见，1921年1月22～26日，见《胡适全集》（23），292～293页。

[100] 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陈独秀书信集》，308～309页。

[101] 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2月15日），见《陈独秀书信集》，309页。

[10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鲁迅全集》，第六卷，245页。

[103] 鲁迅：《致胡适》（1921年1月3日），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71页。

[104]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年9月），见《胡适全集》（12），274～276页。

[105] 陈独秀致周作人，1920年8月13日，见周作人：《实庵的尺牍》，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6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6] 鲁迅：《致胡适》（1921年1月3日），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