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在立说者这一面，正如胡适后来总结的，就是要把“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5]用余师英时的话说，就是要“把通俗文化提升到和上层文化同等的地位上来”。[6]而在接收者一面，小说的地位升高，看小说的“大众”（大众中的多数人，那时恐怕不看小说）的地位当然也跟着升高。文学革命无疑给看新小说的边缘读书人提供了方向和出路。当他们从茫然走向自觉时，也必定要想发挥更大更主动的作用。而立说接受双方的共同点，是表达或适应了近代以来边缘向中心挑战的大趋势。

余英时师已注意到，文学革命以至新文化运动的迅速成功，与胡适和陈独秀这两个安徽老白话作家的配合是分不开的。盖“胡适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所见较陈独秀为亲切”；而陈则“观察力敏锐，很快地便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两人在态度的激进与稳重上，也颇能互补。胡适原本预想白话文运动“总得有二十五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能成功，所以态度平和，在发表其主张时，不说文学革命而说是什么“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概。胡适自己也说：若没有陈氏这种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7]两人的协作，真是文学革命的天作之合。

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去考察立说者与接收者的关系，胡陈合作的意义尚不止此，更意味着留美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discourse）的衔接。民初的中国，不仅存在知识菁英与一般平民疏离的现象，还有自晚清以来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由此生出种种弊端，“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从这一点看，过去的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8]

胡适其实早就认识到梁所指出的弊病。他知道，要“输入新知识，为祖国造一新文明，非多著书多译书多出报不可”。但留美学生中许多人“国学无根底，不能著译书”。在胡适看来，这就是中国“晚近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其主动力多出于东洋留学生”的根本原因。东洋留学生的学问并不见得高于西洋留学生，就西学言肯定还要差许多，但东洋留学生都能“著书立说”，所以有影响；而不能“著书立说”的西洋留学生，在中国这些思想政治运动中，就只能“寂然无闻”了。[9]

梁启超所说，当然更多是晚清的现象。入民国后，西洋留学生对推广西学的参与，显然比前增多。问题在于，像胡适这样有意想要参与的西洋留学生，也常觉参与无由。他曾深有感慨地指出：“美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10]其实杂志不是完全没有，但印数少而流传不广。胡适与朋友们的讨论，即使发表在《留美学生月报》（Chinese Students’ Monthly）上，也只有留学生自己看。

这样，就算有参与的愿望和行动，也多是自说自话，不仅不能像黄远庸所说的“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11]，就是与国内的知识菁英，也没有多少沟通。从这个角度言，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无意中起到了使胡适和其他学生“能出所学以饷国人”的作用，从而改变了留美学生自说自话的状态，从此留美学生就成了中国思想言说中的一支生力军。新文化运动时胡陈合作的一个重要社会意义，正在于此。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后颇得“轰动效应”，于是一举成名。对国内的人来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应是陈独秀提出的，但陈既然将胡适许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许多人也认同这一观念。在胡适归国前，南社的柳亚子在给杨杏佛的信中，已说胡适“创文学革命”。[12]这个认知出自不太喜欢胡适的人，可知他在国内已是声名远播了。但胡适同时一稿两投，也将文章刊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却几乎无人理睬。这最能说明接收一面对文学革命兴衰的重要。

当然，西洋留学生与国内思想言说的疏离并未完全弥合。到1926年，留美学者汤茂如仍在说：“中国的学者有一种共同的遗憾，就是没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所有。不识字的人，自然没有资格听他们的言论；即一般所谓智识阶级，亦不能完全明白领会。”其原因，就在“民众的知识程度太低”。结果，“学者自为学者，很难与社会交换意见”。[13]

这里区别于“一般智识阶级”的“中国学者”，实即留学生，那种疏离感仍清晰可见。而更重要的，仍是西化知识菁英与“没有资格”作听众的老百姓之间的疏离。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14]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诡论性的结局。其原因，恰蕴含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