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快结束时，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Mahan）曾预言：20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将是非西方（non-west）、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兴起，因而会出现非西方（或东方）向西方强权的挑战。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美国必须明确其西方认同，并责无旁贷地起而捍卫西方的强势地位。马汉一向认为战争和扩张是一个健康国家（a healthy nation）的标志，一个进步的国家（a progressive nation）必须扩张，而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实行扩张的基本因素；所以他的“捍卫”意味着强烈的进攻性。但战略家马汉也知道更深远的因素是文化的，他指出：最终能够维护西方强势地位的唯一选择是西方同化（to assimilate，也就是西化）非西方。

100年后，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另一位备受注视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对下世纪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极为相似的预言（亨廷顿的哈佛大学同事入江昭（Akira Iriye）教授在1998年已指出这两次世纪末预言的相似）。不过，亨廷顿不仅不主张进取性地“西化”各类非西方文明，而且认为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西化。他虽然强调了西方与非西方诸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最终仍然主张人类各文明应学习并习惯于相互共处。

大部分的中国读者不很欣赏亨廷顿的基本观念，其实亨廷顿不过是多说了几句老实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观察家的真实认知。这听起来固然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对外友协”机构的言论那么亲切入耳，但或许更接近实际。也许有些不喜欢亨廷顿的人甚至会以为他最后的关于学会共处的结论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不得不说，但只要是作为结论正式表述出来，即应视为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与马汉提出的选择相比，亨廷顿提出的取向显然揭示了美国人乃至全人类在一个世纪后的巨大进步。实际上，“学会共处”不仅是多年国际局势演变教给各国人民的重要一课，恐怕也是因改革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国内人口流动的今日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所必须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两次世纪末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中，依稀可以感觉一种通常称为民族主义的思绪的味道（虽然两位预言家所讨论的比一般称为“民族”者要宽广许多）。马汉所处的时代稍久远，暂不置论。亨廷顿则显然有意无意间受到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思绪在西方复兴这一大语境的影响。只要把亨廷顿言说中的“文明”这一术语换成“民族”，他的大部分论旨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真可说若合符节。而近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在其发源地欧洲的复兴，却是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预料之外的。

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欧政治体制崩散时（这是冷战结束的重要表征），西方一些专家即已预计今后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将是民族主义。但其具体所指，则多就民族主义对所谓第三世界中变动较多地区的影响而言。说到欧洲，一般都期望着全欧“民主化”的出现。殊不料苏欧政治体制崩溃的第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复起。南斯拉夫联邦各族间战火长期不熄，成为一大世界难题；如今虽然停火，但问题远未获得根本解决。苏联解体后各前加盟共和国之间也曾有诉诸武力者，而俄罗斯境内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更引起了世界瞩目。

特别有意思的是，民族主义不仅仅在前共产主义体制影响下的东欧风行，在早已“民主化”的英伦三岛上，爱尔兰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而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也不同程度地卷土重来，整个欧洲实已为一股民族主义大潮所扫**。在被称作民族主义故乡的欧洲，一般人早已将民族主义时代视为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段。短短几年间，欧洲人竟然不得不面临此风潮的再度席卷，殊非几年前那些欢呼自由民主战胜者始料所及。

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反取得较前更迅速的实质性进展，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年间和1989年苏欧政治体制崩解后欧洲均明显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上升的趋势，而欧洲一体化的观念正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体化运动更在90年代获得实质性的疾速进展。这提示着欧洲一体化观念恰在此民族主义思潮上升的两阶段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同和接受。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应怎样理解？民族主义在其间起到了什么样的推进或阻碍作用？进而言之，欧洲一体化是走向全世界的“天下一家”这一进程的一个步骤或是像亨廷顿所建议的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自我凝聚？这是很值得进行不同社会民族主义比较研究的学者注意的题目。

结果，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和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很快再次受到西方学人的广泛注意。不仅已有新的力作出版，而且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自1992年起已在尝试为研究生开设民族主义的专题课。近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刊更在组织讨论如何将民族主义整合到大学本科的历史课堂之中。参与的论者均同意在大学开设民族主义课为当务之急，因为不了解民族主义则不仅不能了解近现代世界，而且也无法了解所谓后现代世界。民族主义显然已再次成为西方人文和社科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

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复兴的西方语境，使得一些欧美观察家近年颇注意所谓“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向。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正所谓仁者见仁，不仁者见不仁。胸中先有民族主义的“成心”（庄子语义）在，自容易求仁得仁，眼观耳听，无不“发现”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其实西人所注意到的所谓中国“民族主义者”，比如什么“说不”及后来似乎持更学术化的类似言论者，虽然均不无民族主义情绪的成分，实际上多数都是食洋不化的趋西（pro-Western）者。观其言论，对中国文化所知实在有限，其思想武器几乎无一不是西来，甚至可以说离了西方概念和西式新名词便不能表述思想。在思想资源方面，这些人与中国的反传统“西化派”以及那些用后现代西学来“解构”中国学术的“国学家”均颇类似，都是“汉儿学作胡儿语”，不过一是“翻向城头骂汉人”，一是“翻向城外骂西人”而已。

这样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被异化的现象，有力地提示了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实际尚处在多么初浅的程度。虽然中外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思想研究者，几乎无不提到民族主义。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nationalism）是一个不断重申的主题，而且民族主义浪潮是处在“不断高涨”的进程之中。但中外以“中国民族主义”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不过是近年才出现，最能说明前此一般论著中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未必都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作为一种诠释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被用得最为广泛，但也不乏滥用之例。包含抗议与建设两个面相而以激烈反传统和向往“超人超国”为特征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到今日仍尚未得到比较深入和充分的研究；多数中国研究中关于近代民族主义的表面共识其实不过是一种充满想象的迷思（myth），这大约是出现前述中国民族主义异化现象的主要原因。

纪尔兹在1971年指出：“民族主义曾是历史上某些最有创造性的转变之驱动力量，在日后许多创造性转变中它无疑会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话原本是针对“二战”后独立的那些“新国家”而言，但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在其发源地欧洲的复兴说明，这一论断的针对性显然可以更广泛，而其时效也更为长远。很可能民族主义仍会是21世纪相当长的时段内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中一个颇为活跃的因素。

鉴古可以有助于知今，有时也可有助于预测未来。从人类各文化群体的发生发展进程看，从各国各地区的实际现状看，各文化群体（或各行政实体）要做到在“以不齐为齐”的基础上“学会共处”似乎还不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就能够实现的目标，而只能作为努力的方向。当民族主义还是国际政治中得到实际贯彻的一个基本原则时（恐怕在相当时段内仍如此），夸大或忽视其作用和影响固不可取，然正视其作用和影响却是必须的。

由此看来，亨廷顿有一个观点显然是极有启发性的：人类各群体在学习共处的长期进程中无疑会有持续的相当多的冲突（虽然不必一定是文明的冲突）。在人类朝着学会共处这一方向努力但尚未达到真正“学会”这一目标之时，冲突和苦难恐怕仍是国际社会的常态之一。换言之，人类的努力可能使新的世纪更美好，但从目前可预计的情形看来，21世纪未必就一定比20世纪更美好。

今日所谓中国“和合文化”的研究已经又成为一个“工程”，这比提倡斗争哲学真可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和”与“合”当然可以是相通的，但在古人那里也有相当距离。盖“和”与“同”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而“合”与“同”大概就要接近得多。现在已有学者主张将此运用到国际关系之中，这就要考虑作为一个努力目标的善意理想与实际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差距；或者这仍要与我们的另一个传统观念即“内外有别”相结合：对内或不妨多提倡“和合”的凝聚一面，对外也许暂时还只能实行“以不齐为齐”那“和而不同”的一面，而暂不必去构想“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

以上是我写于1997年的《从思想史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文的开头与结尾（不过开头关于亨廷顿和欧洲共同体的几段文字原置于注释中，刊发时悉被编者删去，文辞有些首尾不接，所以再写出来），在前两年对新的世纪充满美好的憧憬之时，大概显得不合时宜。自科索沃的轰炸后，我们的世风又陡然激变，因前些时候期望值太高而失望极甚的许多读书人又转而专看到不光明的“冲突”一面。我对预测世界格局的走向没有兴趣也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今后的世界究竟是冲突多还是合作多，我也并不倾向于哪一边（因为这的确是可以因人为的影响而改变的），套用一句近年使用得比较频繁的话，或许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引起我注意的是我们的“学者”这样一种有意无意中紧随“社会意志”之波而逐世风之流的倾向。说高远点，这恐怕与学术与学者的社会定位有些距离；退而言之，作研究的人与不作研究的人说话总要有点区别才合适吧。

今日我们整个思想言说中表述的随意性虽不敢说已登峰造极，的确可以说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几乎在一夜间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一大批“专家”：全国各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大量的“学者专访”，人人都在分析北约的战略、美国的意图、甚至判断激光制导导弹的使用和精确度问题；绝大多数人似乎都对情况了如指掌，在发表言论时对其所论都充满信心，表述得极为肯定而且坚决，仿佛都参与过北约或美国的决策会议，或者都曾至少修习过关于激光制导导弹方面的研修班课程（学位当然是不必的）。

这次大规模电视采访的共性是真正体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主张，中国的学者还很少被媒体这样关注过。但也同时引出一个问题，是不是有（特定）知识的“人才”都可以对任何领域的问题随意发表确定性的论断呢？这些被采访者的确多是真正学有专长的学者，只不过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专长其实与南斯拉夫和上述战略及军事技术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联。如果认真看电视就会发现，实际的状况是这些学者所论与记者在街上临时采访的路人所言相差无几，不过使用“术语”更多，而且通常都能连续不断地说上好几句且不歇气而已。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学者们（许多是大学教师或研究生导师）平日教学生恐怕都主张说话要有证据或有自己的研究心得，何以在一夜之间就对发表言论的“规范”有了不同的尺度？他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违背自己提倡的“学术规范”的勇气和可以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内随意下判断的自信？如果不是有意违背，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样随意表述？如果说大使馆的被炸或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在“理性”这个“现代”概念已受到质疑的今天，读书人偶尔冲动一下也未尝不可；但类似的雅俗一致情形不久又出现在其他大规模采访中（不少“专家”都是数次出场），似乎就不能仅以民族主义来解释了。

我们的舆论（文字的或音像的）常爱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其实后者也不容易，且通常并不见得收入多高）这一象征性表述来强调“知识”和“人才”尚未得到足够的尊重，但假如“卖茶叶蛋的”也认真看了电视并发现“专家”所论除了更具条理性外与他所思考和表述的并无太大区别，因而“思出其位”竟想做点物质上的牺牲改行去“造原子弹”，我们这些现在属于“学者”范围的人怕没有多少理由可将其拒之门外。

在五四运动80周年的今天，五四人梦寐以求的知识精英与大众的雅俗一致突然得以实现，虽然似乎有点过于“得来全不费工夫”，或者也是值得庆幸的。不过五四时代林纾和任鸿隽即曾思考过“引车卖浆者流”真要入大学做教授的隐忧，在“下岗”已成一个普遍社会现象的今天，就业方面的“思出其位”其实已是得到提倡的“观念解放”，这不知对正在实行“定编定岗”之大学和研究院所任职的学者是否有点“冲击”感？同样，当老师的表述可以这样随意时，学生再要走“上管改”之路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或者不是许多被采访的学者所欲见的吧。

史家李弘祺在1978年曾慨叹“许多历史学家早已把他们自己的社会良心捐弃，以致今天的历史学家无法负担起社会批评的责任，甚至于把它交给新闻记者或散文作家。这不是值得我们乐观的地方”。而他在1991年又说“太多中国人宁愿做知识分子，但太少人肯当学者”，可知他本人对此也是处于矛盾和紧张的心态之中。对任何一个读书人来说，学术与社会的关系的确是个至为重要又难于处理的问题（详另文）。

由于职业的关系，记者和散文家发表意见通常带有“短频快”的特点，比学者更具随意性，这或者是导致有些学者对他们略带轻视的原因之一（有意思的是记者和散文家其实也不太看得起学者，在今日一般人心目中的社会定位中，学者恐怕确不如记者，而不少学者对媒体的关注也还真有点“受宠”的感觉）。也许是有意要矫正散文家偏于“短频快”的印象，今日我们许多文学刊物忽然大量刊发带点文化色彩的时论（篇幅长短不一，论者似多自视为“思想评论”）；过去写散文随笔或报告文学的人突然都“深刻”起来（与全社会的趋于“浅显”适成鲜明对照），已不仅是李先生所说的散文作家承担起社会批评的责任，他们其实就在构建时代“思想”本身。

中国传统有所谓“道统”与“治统”之分，“道统”的社会功能之一即以批评的方式制衡“治统”。若以“思想界”而非“学术界”来指谓今日的“道统”，则“新闻记者和散文作家”肯定应包括在其中。如今“学者”表述的随意性时常已不让记者和散文作家，自应更有包容的雅量，其实不必太受“儒林”轻视“文苑”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像当年“革命党”不准阿Q革命一样把“新闻记者和散文作家”排除在“社会批评”的行列之外。我倒希望学者（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把“社会批评”的职责拱手让给新闻记者，自己还是回向书斋或实验室，多发表经过认真研究的意见，少作口吐真言似的空论和随波逐流的即兴口头“散文”。

（原刊《读书》，199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