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五四当时，在学生们因巴黎和会的刺激而转向民族主义之时，教育界还在因应此前新文化运动和欧战掀动的思潮。那些提倡国家主义者的主张本与五四学生的新趋向相近，可是他们却感觉到因五四运动而起的强烈阻力和压力。在一般人眼中，此前向往世界主义和如今倾向民族主义的，都是同一群人（傅斯年便表现出类似的两面性）；更可能的是，国家主义者眼中所见，不过是一个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涟漪重叠”现象。

徐志摩曾说：“拿一块石子掷入山壑内的深潭里，你听那音响又清切又谐和。余音还在山壑里回**着，使你想见那石块慢慢的、慢慢的沉入了无底的深潭……”

可以设想，若在余音仍回**时再掷入一块石子，便会出现两次回音的缭绕；水中看不见的先后两块石子还在慢慢地、慢慢地沉落，而水面可以闻知的余音却已难辨彼此。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石块激起的涟漪之上：此前投下的石块所激起之涟漪还在**漾，而后投下的石块又激起新的涟漪。石块虽有先后，两次涟漪在视觉上却是连接的，前者可能被一些人视为是新石块所造成；且触岸之鳞波还可借力反**，与袭来之新波互动重叠（overlap）。这样一种波动不息的繁复层次虽是历时性的，表现出来却像是共时性的，因而也常被认知为共时性的。

这或许有助于理解历史上那些带有“礼失求诸野”意味的现象：中心区域已形成新的“礼”，而边缘区域旧礼的余波却可能被视为新礼的影响。国家主义提倡者将其感觉到的世界主义压力视为五四运动的后果，大致就体现了一个类似的认知。这里并非皆是误解：国家主义者感觉到的压力当然是实际的而非虚幻的，他们不过未曾注意到水下正在慢慢沉落的石子是先后两块而已。

这同样牵涉到学界久已关注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联问题，不论将两者视为一个整体还是将其区分对待，都不能否认学生运动本身那分水岭的意义。傅斯年论“科学”在中国的历程时说，五四前已有不少人立志于科学，但“科学成为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正是五四使科学从“个人的嗜好”变成了“集体的自觉”。科学仅是一个面相，在其他很多方面，五四也起到了变“个人嗜好”为“集体自觉”的类似催化作用。

戴季陶曾说，在1919年这一年里，中国人从个人、地方到民族、国家，都觉悟到“孤立生活不能适应新环境”，于是产生“一个大大的群众运动”，其意义“就是表示离开孤立生活向共同生活的希望，就是打破孤立生活创造共同生活的努力”。从“孤立生活”到“共同生活”，颇类从“个人嗜好”到“集体自觉”，均体现出一种思想的群体性，正是五四带来的大变。

五四后倾向民族主义的很多是此前向往世界主义的同一群人，由于思想群体性的凸显，更容易形成一种涟漪重叠的表象，多少掩盖了民族主义对世界主义的冲击强度；同时，五四前倾向世界的“集体自觉”在时间的长久和认同范围的广度两方面恐怕都超过了倾向个人的，故民族主义对前者的冲击效果的确不如对后者那么明显快捷。

在“后五四”的几年中，“前五四”的一些要素虽可见中断和转移，但仍有不同程度的延续。五四运动确实掀起了越来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压倒了此前一度得到伸张的个人主义；虽有少数倾向自由主义的读书人不时提及“个人”，就整体而言，侧重个人的倾向从此淡出中国思想界，迄今亦然。但在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方面，由于章太炎所说的“超人超国”（超越于民族和国家）倾向本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民族主义的波涛盖过世界主义基本呈现为阶段性的，且要到稍晚才逐渐明显，至少在五四后好几年里，此前达到**的面向世界取向仍在持续。

张太雷在1924年就说，五四运动之后，以前“对旧社会思想的攻击几乎完全停顿，一切新出版物都换了战斗方面”，却忽视了有人又在提倡东方文化。他强调，“世界文化是整个的”，其中“西方的是更进步的”；东方文化要逐渐赶上西方文化，“以趋于世界文化的一致前进”。故应有针对性地提倡社会主义，使青年学生树立“世界的科学的人生观”。但他同时注意到，一些青年虽能脱离中国旧思想，却“不能扫除他们固有的个人主义的根性”，结果“又走入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且不论张太雷的观察是否具有普遍性。有意思的是，他不仅主张用超人超国的社会主义来体现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以纠正反传统努力的衰歇；同时又从超人超国的无政府主义中看到个人主义的影响仍在，看来此前那种“个人”与“世界”并重的倾向仍有所延续。

这些复杂的关联互动现象正揭示出五四运动后“世界”也出现了某种分裂：以前曾是近义词甚或同义词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现在已变成一种对立的竞争关系了。无独有偶，“民族主义”也出现类似的诡论性分裂和对立：提倡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和鼓吹国家主义的青年党虽有学理上的歧异，从西文看其思想资源来自同一个“主义”，那时却互为仇敌，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简言之，五四前中国人面向世界的倾向甚强，故其在五四后的余波仍相当有力。这一显明的现象过去多视而不见，或因我们的史学太追求简洁明快、边界清晰的叙事和定性分析，对历史的丰富性强调不足。前者可能如陈寅恪所说，“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相反，那种反映处于竞争中的不同面相、让更多当事人“说话”的多面化论著，读起来可能不那么顺畅，或许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

（原刊《南方周末》，200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