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五四后的梁启超并非特例，他所说的“人类有价值的共同事业”具体即指刚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可以说是今日联合国的前身。在巴黎和会以前，从康有为、梁启超到李大钊等具体政见相当不同的士人，都曾把国联与“世界大同”相提并论。但多数人在目睹巴黎和会的结果后已对国联所代表的理念大失所望，而廖仲恺在1920年1月1日发表《中国和世界》一文，仍在庆祝“世界大同的元旦”，他指的就是当年1月10日即将正式成立的国联。

国家主义派要角余家菊后来也回忆说，他1922年出国留学时，国人仍“醉心于世界和平”，对威尔逊在凡尔赛和会的失败，“世人终觉其为偶尔小挫，难阻进化潮”，他自己对“公理战胜”的梦想也仍在持续，要到欧洲后才观感大变：“我亲眼看见弱小民族的困苦，亲眼看见各国民性的差异，亲眼看见各国国民意识之发扬，亲眼看见各国之剑拔弩张。”于是“和平的幻想，大同的迷梦，都粉碎了”，从此走上国家主义之路。

当年很多人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国联所象征的“公理战胜”对中国而言太过虚假，然而梁启超却可以原谅威尔逊，廖仲恺仍视国联为“世界大同”的开始，余家菊的回忆表明不少人分享着类似的心态。要知道梁、廖、余那时在内政方面的见解是相当不同甚或对立的，然而他们在面向世界的倾向上则表现出异曲同工的共鸣，最能表明世界主义的余波依然不弱，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后来胡适所谓“充分世界化”的提出，才是世界主义真正衰落的表征；世界化而必须争，且须充分，表明此事已成疑问，不得不大肆鼓吹，反映出强烈的危机感）。

后来的研究者多看到五四运动后民族主义倾向增强，但当时的国家主义者则看到相反的倾向。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欧战后逐渐兴起，后来发展成为青年党。他们所说的“国家主义”，在英文就是今日一般译作“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m，无异于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或因其视角的独特，他们都观察到中国当时面向世界的非国家主义倾向，并感觉到强大的压力。

国家主义派领袖李璜注意到，清季官定的国家教育宗旨，是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五项；民国元年新颁教育宗旨，仍不忘“以军国民主义垂示国人”，这“两个教育宗旨均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1919年议定的教育新宗旨是“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已“由国家主义的教育而趋向平民主义”，但至少还有“共和精神”在；到1922年又颁布新教育标准共七项，除“注意国民经济能力”一项多少还有点国家的意思，余所关注者为个性、平民、生活、地方等；全然不再考虑“用教育确定国体”和“用教育以绵延国命”的功能了。

国家的教育宗旨应当如何是另一回事，非本文所欲讨论。教育界在五四后呈现出淡化民族主义的倾向，则大致不错。国家主义派要角陈启天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切教育的材料均起了一个大大的改变：人人以为有国家彩色的教材太狭隘，不如采用含有世界彩色的教材；记述战事的教材太惨酷，不如采用歌颂平和的教材较合人道；培养爱国思想的教材太危险，不如培养文化理想的教材可赞赏。”这些想法“固含有一部分的真理”，然未免“矫枉过正”和“理想过高”，无助于“渡过国家目前的难关”。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后“国家主义”之名显然不那么受欢迎，陈启天在论述国家主义观念时，“为免除与习惯见闻之国家主义相混淆而发生误解计”，特冠名为“新国家主义”，其实他所说的并无什么改变。陈氏并一一论证其“新国家主义”不仅不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等相违背，且根本是上述主义的“基础”，至少也“与之相辅”。这些说明皆是防卫性的，并不曾正面挑战世界主义。

稍后与国家主义派激烈冲突的国民党，也感受到世界主义的强烈冲击。孙中山到1924年仍“常听见许多新青年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合现在世界的新潮流，现在世界上最新最好的主义是世界主义”。他在驳斥这一见解时，也不从学理上反对世界主义，仅强调世界主义也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中国人“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到1928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仍在论证“世界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理想，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实行”，颇类似于前引国家主义派的态度。

可知试图拉近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努力持续了较长时间，不少读书人不仅彷徨于其间，且尽量设法微妙地保持住这一两歧性，很少彻底偏向一边。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还亲见一伙知识青年在乡村中认真学习世界语，为将来的世界一家做准备。后来中国真面向世界了，但获益的是当年学英语的知青。在这个存在“话语霸权”的“地球村”里，英语远比世界语更“世界”，实非昔年那些充满理想的青年所能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