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3月18日,一个披着黑纱的老妪走进巴黎的圣洛朗教堂,站在教堂中殿的中央位置。黯淡的光线透过哥特式窗户射进来,女人看到某个人跪在最前面的长凳上。想必就是他了。有人告诉过她,她一定可以在这里找到他。她的脚步在石板地面上发出回响。她走到最前面的长凳,在那名男子旁边跪下,双手合十,开始祷告。
“您是亨利-克莱芒·桑松,伟大的夏尔-亨利·桑松的孙子吗?”她低语道。
那名男子一动不动。他一副不修边幅的模样,整张脸因为嗜酒而浮肿着。他约莫五十岁光景。“您别靠我太近,”他喃喃道,“我不会给人带来好运。一重诅咒压在我的家族身上。您走吧,今天上帝没有时间关照您。”
“上帝永远有时间,”那个女人满怀信念地说,“或者,我们说,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可能吧,”亨利-克莱芒说,“可是今天我独自一个人需要他。”他凝视着圣坛上的马赛克图画。图画上显示的是耶稣复活。
“您相信复活吗?”她问。
“不,太太,我害怕复活。所有我的先人都害怕复活。因为他们害怕死者,害怕死者回来。起先你只是感觉到一丝细微的穿堂风,可突然之间,他们全都到齐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濒死之人最后的目光犹如烙印,很容易让人记住。我们给许多人的肩上打上了烙印。即便到了今天,我的鼻子里还能闻到炖过的人肉味。我每次都给伤口擦上猪油和火药。我不只是杀人,我也减轻他人的疼痛,我治病救人,和我的所有先人一样。”他低下头,试图祷告。稍后,他呵斥那名老妪道,“您就找不到其他地方祷告了吗?”
她沉默不语。
他试图看清她的脸,可是没成。他若有所思地抚摸自己的黑短髭,低声道:“我祖父从来不想做刽子手。我也不想。我一直讨厌这个职业。”
“从来没有一个刽子手是违反自己意愿的,因为他们的薪酬太好了。”她轻蔑地回答道,“从来就没有什么诅咒。我到巴黎来,先生,是为了购买您祖父的日记。他不是在大革命时期写过日记吗?”
“是的,”他说,“我祖父是夏尔-亨利·桑松,法国大革命时期伟大的刽子手。他把一切都跟我说过。我父亲几乎对此不感兴趣。历史将他遗忘。可我的祖父,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日记在哪儿,先生?我想瞧一瞧。我想看看伟大的桑松究竟是怎么写我的。”
“写您?该怎样就怎样:我怀疑他的日记能否给您带来快乐。可是,如果您坚持要的话,太太,那么出点儿费用吧。我需要钱。您知道欧勒布乐兹吗?一名记者。他为他的印刷厂寻找回忆录。他寻找充满丑闻的日记。巴尔扎克想必帮他做过编辑加工。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太多了。杀了三千,一个人独自无法经受得起这个……”
“可难道不是他一个人干的吗?”她打断他。
“是他干的,可是安宁,那种安宁他是再也找不到了。”亨利-克莱芒轻轻地一笑,审慎地瞥了女人一眼。“您了解桑松家族什么?”
“好多呢,”她含义模糊地喃喃道,“可现在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欧勒布乐兹看过那些日记了吗?”
他以怀疑的目光朝她看过去。他打了一个寒战。他突然有了一种预感。他祖父不是提到过有个疯女人玛丽吗?她曾经夜里在玛德莱娜公墓悄悄地等候他。要是这个女人在大革命中幸免于难,那么她现在……他在心算。五十多年悄然逝去。半个多世纪了。她该有八十多岁高龄了。
“我想要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女人不可动摇地说,然后摘下面纱。此刻他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脸了。瘦骨嶙峋的鼻子犹如岩石一样突出在那张衰败的脸上。皮肤白得像石灰,当年在玛德莱娜公墓就是这种石灰被倾倒在被斩首者血流如注的躯干上。她的眼神像木乃伊般呆滞,仿佛她刚刚从墓穴里爬出来。她的眼睛显得迟钝,好像她在喃喃自语着什么。而现在,她脸露愠色,看起来几乎是粉红色的,仿佛是一只蜡制的旧玩具娃娃,仿佛是来自恐怖陈列馆的一具蜡像。
“哦我的上帝,”亨利-克莱芒害怕地说道,双手抚摸着自己的头发,“难道您就是出现在玛德莱娜公墓的那个疯女人玛丽吗?您就是杜莎夫人!”他是个蹩脚的演员。多年的纵酒损害了他的健康。“我把一切都变卖掉了,夫人,”还没等到她回答,他继续道,“路易十六的鬈发,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鞋子,丹东油腻的衣服领子。只有罗伯斯庇尔的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保留下来。除了一条浸透了鲜血的手绢。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手绢。在执行处决之后,总是有那么多的人奔到断头台,将他们的手绢浸入血泊中,说是可以给人带来好运。我现在只剩下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
杜莎夫人将没有牙齿的下颌骨推到前面,将薄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我想要那台机器和那些日记,”她重复道,“我要全部。”
“哦我的上帝。”他叹息道,绞尽脑汁地搜寻合适的词语。他甩动双手,想要站起来,可他只能跪着。他没有力气了。顺便提一下,他想祷告。他必须祷告。和他所有的先人一样,他们都作了很多祷告,为所有的心灵,正是那台机器将他们的心灵从身体中分离出来。“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祷告。”他绝望地嚷道。他的话在空****的教堂里回响。他重新凝视着圣坛上的马赛克图画,仿佛想要证实,上帝已经听到他说的话了,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祷告,而且他还一直在诵念第一遍玫瑰经文,这可不是他的责任。这又不是他的责任。
“先生,”杜莎夫人无动于衷地说,“您尽可以呼喊,尽可以怒吼。您的行为举止有失体面。您到这里来是为了祷告,而我特意从伦敦赶过来,就是为了购买那台机器。我用现金支付。一万法郎。”
“那台机器值两万法郎。”亨利-克莱芒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她没做出反应,只是目不转睛地凝望那座圣坛。
“那好吧,夫人,”他做出让步,“一万六千,这台该死的机器就归您了。”
“您拿到一半就该心满意足了。”她喃喃道。
他满怀轻蔑地打量她。老太太已经习惯做生意了,能否做好的生意,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像他这样的人需要钱。她可以给他难堪,可以压低价钱,他不会有任何反抗。他知道如何干干净净地把人头从躯干上分离出来,可对生意却是一窍不通。“好吧,同意,”他固执地回应道,“不过您只能拿到那台机器。没有日记。”
“您先给我说说桑松家族的历史,然后我再决定是否购买日记。我不会为愚蠢的废话付出一个子儿。”
“我是桑松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桑松王朝结束在我身上。我是最后一个可以向您介绍桑松家族历史的人。可我需要钱,我欠了一屁股的债。再说我老婆今天离我远去。这本不该发生在桑松家族的人身上。我不是真正的桑松,我是一个窝囊废。桑松家族的人都很强大,身材魁梧,独具魅力,气宇轩昂,虎虎生威,信心百倍。他们独自对抗支离破碎的世界,任何风暴都无法强迫他们屈膝跪下,任何东西都无法压倒他们,可我是个软蛋,我是个胆小鬼,我没有任何雄心壮志,我整天狂喝滥饮,逛遍了巴黎最堕落的风月场所。凡是穿着裙子的任何东西,我都会亲吻。而且……不只是穿着裙子的任何东西。不,夫人,我无法拥有桑松家族的人拥有的东西,无法拥有使一个桑松成为一个桑松的东西。我仅仅是桑松家族的最后一个人,是给桑松王朝丢脸的人。我在断头台的阴影里沉沦,而我祖父,伟大的桑松已经载入史册。”
“让我走吧,先生,”杜莎夫人冷淡地说,“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给您一洒慰藉的热泪。”
“您难道就没有怜悯之心吗,夫人?”
“怜悯之心?如果您有怜悯之心,您就领养一条狗吧。巴黎到处都有流浪狗。您的机器在哪儿?”
“这不是我的机器,”他拒绝道,“它从来就不是桑松家族的机器。我们仅仅是判决的执行者。这种该死的断头台,我们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那是路易和吉约坦两位医生的杰作。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医用仪器。可是真见鬼,您要派它做什么用场?”他一跃而起。
“我要把它带到伦敦去。”她平静地说,同样站起来,小心翼翼地。可以听到她的关节发出喀嚓声。
“我要扶着您吗?”亨利-克莱芒忧心忡忡地问。
“您别碰我,我只想要您的机器。”
“那么您要拿它到伦敦去干什么?”
“我要把机器陈列在罗伯斯庇尔们、丹东们、马拉们以及他们所有人中间,因为我从您祖父那些血淋淋的柳条筐里找出了他们所有人的头颅,把他们每个人制作成了蜡像。”她坐在祷告用的长凳上。“正如你们桑松家族将刽子手的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样,我也想完成自己毕生的事业,然后把它传给我的两个儿子。但首先我想要这台机器,这是我唯一还缺少的东西。还有这段历史。您祖父早就去世,先生,但唯有我的蜡像还能在一百年之后让人活生生地回想起法国大革命。我孤身一人塑造了这种回忆,我孤身一人确定了当人们谈起它的创造者杜莎夫人时他们会谈起什么。正因为如此,我想要听到这段历史,也许也要买下那些日记。杜莎夫人成了一家企业。我无法容忍我一生的事业遭到毁灭。您可以说下去,先生,您也要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而我向您发誓,年轻人,如果您胆敢对我撒上哪怕一次谎,我就会在您家的工具棚里找到火钳,在您的肩上打上烙印。而且我不会给您涂抹上任何猪油。”
“那好,那好,”亨利-克莱芒回答,在她身旁坐下,“我要跟您说说这重诅咒,说说那些决定命运的大事件。”
“您别再说了,我早就说过,从来就没有什么诅咒,从来就没有违背意愿的刽子手。您就开始吧,我的轮船今晚回英国。”
“这台机器值一万六千法郎吗?我可以相信您吗?”
她点点头。
“可是我也要警告您,夫人,那重诅咒将会追随您,让您的博物馆化为灰烬。您的那些像可都是蜡制的,是不是?”
“您就开始说吧!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还能让我感到害怕的了。我安然度过了法国大革命。而且有了两任丈夫。”
“夫人,我会让您痛哭流涕。”
“还没有人因为痛哭流涕而死去,开始吧!”
“我需要酒,夫人。否则无法进行下去。”
“我知道,有人警告过我。”她从大衣里掏出一瓶红酒,摆放在自己身边的长凳上。
亨利-克莱芒立马拿起酒,拔出瓶塞,一口气喝下去半瓶。然后他开始说道:“我祖父夏尔-亨利·桑松于1806年去世,享年六十七岁。我奶奶在他去世后又活了十一年……”他又喝了一口。
“先生,”杜莎夫人不耐烦地说,“您真是一个可怜的酒鬼。您给我日记,我买下了。这种感伤的扯淡我无法再听下去了。”
“没有日记,”他回答,“但有记录,谁、何时以及为什么被处死。此外还有被斩首者的衣物清单。我对文字进行了补充,添加了当时的报纸报道、目击者的报道以及流亡法国人的札记……”
“我知道有原稿。您祖父记下了恐怖的一本账。”
“但为了使它变得更为清楚明了,我必须对它进行加工润色。我为此拿到了三万法郎。那名记者欧勒布乐兹给我帮了点忙,拿到了一万七千。印刷厂还请来了巴尔扎克,日记马上增加了五大册。应该用斧子杀死这个人,他才会停止写作。”他在衣服口袋里翻来找去,掏出一个护身符,“父亲送给我一个吉祥物:一只开裂的钟。可是它也没有给我带来好运。如果您再给我一瓶酒,我就把它送给您。”
“我对您的护身符和您的回忆录不感兴趣,先生。反正这一切完全是鬼话。您现在可以给我看断头台机器了。”
“它不在我这里。”他喃喃道,低下头。
“它在哪儿?”杜莎夫人不知所措了。
“我把它借人了。”
“借人了?”
“在当铺老板手里,就在拐角那边,我需要钱。这有那么难理解吗?您可以拥有断头台,但首先必须把它从当铺赎回。这个非常简单,我经常干这事。有时候出于不得已,巴黎看守所所长康莱也会从当铺赎回机器。他威胁过我,一旦再发生这种事,他要立刻解雇我。现在这事又一次发生了。我们要在他获悉此事之前赶紧了断才是。您去伦敦的船是几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