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夏尔走进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查看下午是否有行刑任务。他从庭院的左边爬上螺旋楼梯，敲了敲那位新任检察官的房门。他对再次见到安托万感到好奇。

“还得等些时候，”有人在他后面说到。夏尔转过身去。记者高萨从一个没有窗户的墙边凹角处走出来。“里面没人，但他喜欢有人等他。”

“您怎么会在这里？”夏尔问，怀疑地打量高萨。

“他让我心神不宁。可能他不喜欢我的文章。他要告诉我今后我该写些什么，以满足新闻自由的要求。我会写他继承了一笔小遗产，以此买下了一个检察官的职位，又把剩下的钱花到了美酒和女人身上。等到他重新清醒了，又把他富有的表妹搞大了肚子，一共五次，而自从他个人破产之后，他开始极端讨厌富人。”

“那您想把它写下来吗？”夏尔怀疑地问道。

“认真对待新闻自由的人，将会躺在您的绞刑架下，巴黎先生。您知道吗，很多革命者是因为自身的失败才形成了他的思想。可像安托万·富吉埃这种人，您完全可以送给他一个养鸡场，却没有一只母鸡可以生出一只鸡蛋来。您可知道，那个坚定不移的卡米耶·德穆兰是他的表弟吗？德穆兰为他谋得了检察长的职位。”

夏尔重新敲门。

“谁？”安托万·富吉埃叫道。夏尔踏进他的办公室。富吉埃马上向他伸出手掌，好让他明白得再等会儿。他正在和总检察长罗德雷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富吉埃变化很大。他的脸上写着失败的愤怒。这不是一张英俊潇洒的脸。他长得就像是一只老鹰，形容枯槁，鼻子尖尖长长又弯弯曲曲。他的嘴唇不会比一笔画出的线条更宽，仿佛从他的嘴唇上可以看出他的吝啬似的。他蓄着连鬓胡子，而这连鬓胡子修剪得太狭窄，反倒使他的脸形显得很长。安托万·富吉埃很可怕。因为当人们赋予那些饭桶权力的时候，他们大多毫无仁慈之心，冷酷无情。他当着罗德雷的面大吼道：“如果不想彻底消灭这种无赖，您究竟想要拿这种社会渣滓干什么？难道您还想浪费国家钱财供养他们在我们的监狱里吃上五十年吗？巴黎有些正人君子过得可没那么舒心，能吃上面包，喝上菜汤就很知足了。”

“我们派他们到我们的海外殖民地去。您为何要杀死一个还能在我们的矿井里干上四十年活的人呢？”罗德雷朝夏尔看去，向富吉埃暗示，有这个人在场，他不想再讨论下去了。

和罗德雷和富吉埃一样，国民议会里的绝大多数议员也是法律行家。难以相信的是，究竟有多少在外省混不出人样的律师来到了巴黎，千方百计地利用机会去巴结革命者中的领袖人物。当然，他们所有的人都想成为领袖，谁也不想做个普通公民，而且所有的人都将政治视同为权力和金钱的跳板。绝大多数人对革命理想完全无所谓。他们沾沾自喜于成为大人物的感觉，享受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革命。

“他是刽子手吗？”罗德雷轻蔑地问道。富吉埃点点头，然后冷笑着朝夏尔看去，他显然在享受这样的场景。相反，罗德雷是属于这种人：从不微笑、不会白白浪费善意，不会把任何表情带到生活中。他的脸上始终不动声色，不管他听到的消息是快乐还是悲伤。可他的目光似乎在说：你想干嘛，你这个混蛋？他可以把这种表情演绎得惟妙惟肖。他总是咬紧嘴唇，好像刚好有人侮辱过他或者有人在狠狠地反驳他。他看起来很紧张，心里很郁闷。

富吉埃转身面对夏尔。“我们没有你的工作，桑松公民。顺便说一句，下次你要给我写信的话，拜托把我的名字写对了。若是下一回再发生这种事，恐怕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辱骂。不，下一回我甚至肯定理解这是一种辱骂。”他严肃地注视着夏尔，又补充道：“将来我们要支付给你有价证券。这种有价证券我们有那么多。”他哈哈大笑起来，手指向门口，“你可以走了。我们毕竟不会把整座城市的人统统处死。”

夏尔本想说点什么，扯扯他们曾经在一起度过的旧时光，可他发现富吉埃想和罗德雷单独待在一起，而且明明他们一起上过鲁昂的同一所学校，可富吉埃并没有重视和夏尔之间的同窗情谊。出门时，他听到罗德雷说，大概过不了多久法国的刽子手都要失业了。

高萨还一直等在外面。

“您喜欢就可以写上，今天没有行刑。”夏尔说。

高萨呵呵笑了。“因为您去过那里，或许可以回答我几个问题。您是赞成还是反对死刑？”

“拥有看法没人付钱给我。”

“我的读者会对此感兴趣，”高萨装作发出很痛苦的声音，“巴黎先生是怎么想的？他们想知道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刽子手像您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地登场。您是一个机构，嗯，让我们合作吧。也许您需要我的帮助。”

“很遗憾，”夏尔说，“我按照规定行使我的职责，但在其他方面，我不会对公众感兴趣。我不喜欢成为公众兴趣的焦点。”

“那么说您拒绝接受我的美意了。”高萨拿腔拿调地说。

“不，先生，我不想当众冒犯您。”

“哦是的，哦是的，您拒绝了我的美意。”夏尔爬下旋转楼梯时，高萨从后面叫道，“也许不久之后您将会更多地成为焦点人物，您都受不了的那种。”

夏尔并没有直接骑马回家。他绕了个大弯，去了蒙马特高地森林。然后，他寻找塞纳河的河岸，坐在堤坡上。他五十二岁了，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人结了婚，可最近一段时间，她在他眼里已然陌生。他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心，可首先为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感到担心。他努力为自己鼓起勇气。假如死刑真的被取消，他肯定不会马上失业，他想到。总是需要刽子手和助手给刑事犯罪分子打上火印，或者将偷窃者绑到耻辱柱上。有人还得一大清早赶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拿判决书，然后在当天晚上对他们行刑。也就是说，他不会失业，但他会比之前挣得少，此外国家支付给他的是有价证券。日子将会过得越来越艰难。夏尔决定把他从不使用的那间小工具棚出租给年轻人。他们前段时间还问过他，是否可以把他们的印刷机安装在那儿，然后印刷传单。传单已经成为很时尚的东西。他们可以借此赚点小钱。

托比亚斯·施密特画了一张新草图，很自豪地展示给夏尔看。“我尝试过制造一台非常简便的机器，”他解释道，“连任何傻瓜都能操作的机器。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傻瓜操作它。您，巴黎先生，您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刽子手。”

“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夏尔不为所动地说，“有一些人，他们手脚笨拙，哪怕有了斩首的刑具也干不出漂亮的活儿。”

“这是重量和下落高度的问题。如果呼啸着下落的斩首刑具足够沉，那它会成功的。我们可以用尸体作下试验吗？”

第二天，夏尔将此消息告知了吉约坦博士，吉约坦立即赶过来了，请他们解释这张草图。他几乎怀着孩童般的兴奋，仔细察看这个设计。“您怎么想，桑松公民，被切下的头颅还有意识吗？一个被斩首的头颅还能感觉到痛苦吗？”

“那种痛苦在一刹那间很巨大，死囚因此会失去知觉。失血过多也会带来一点不良影响。”

“那这个机器能够运转吗？”吉约坦不想让自己出丑。

“可以。它在两百年前就已经运转，现在也可以运转。我看到有文献记载，甚至恺撒大帝时代也使用过类似的机器。”

“它真的可以运转吗？”

“我们首先用绵羊试试。”

没隔多久，吉约坦博士向国民议会介绍了这台机器。他对机器的优点大加赞赏，并且强调说，藉此可以非常接近于平等和博爱的要求了。这台机器体现了仁爱的行为。它满足了革命的需要，承认了每个人生来平等的主张。每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亡，谁也不会受折磨很久。“受刑者只觉得脖子周围被轻轻地碰了一下，他的人头就从肩膀那里掉落了，”他说，“这种机械装置看起来就像闪电一样迅疾，人头落下，血流如注，人就一命归西了。”由于他用词精妙，话音刚落，国民议会里爆发出响亮的笑声。会议宣布，外科教授兼国王御医路易大夫将撰写一份专家鉴定。一位年轻律师随后的否决发言几乎谁也没注意倾听。他名叫罗伯斯庇尔，他反对死刑，因为这是不公正的惩罚，是残暴的封建制度的残余。

加布里埃尔在弹琴，夏尔和德马雷在编制前夜被绞刑者的一份家当清单。引人注目的是，近来被判决者的头发和胡子变长了。巴雷每次在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剪下他们的头发和胡子，然后把它们放进家里的一只大箱子里，再到月末交给假发制作者。所得收益将转交贫民院、养老院以及其他贫困者。

“头发变长了，可尽管如此，到手的钱还是不如以往多。”德马雷强调说。

“假发已经落伍了。”夏尔沉思道。

“宫廷失去了影响力。从真正的革命者那里看出，宫廷已经放弃了任何排场。就像那两位美国外交官穿着俭朴的黑色西装一样。”

突然，有人敲窗户。德马雷走出门外。不久，他带着丹曼莉回来了。

“我一个人继续。”他说，重新坐回他的凳子上。

夏尔带丹曼莉到药房。“伤口现在结疤了吗？”他问。

“我不是为了这个到这里来的。”丹曼莉说。她看起来非常严肃，“我想见到你。我可以躺下来吗？”

没等他回答，她就已经躺在书架下面的**。她躺下来时动作有点烦琐，好像移动身子就会引发她疼痛似的。她示意夏尔同样躺下来，她握住他的手，闭上了眼睛。“别出声。”她低语道。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在**躺了很久。

忽然，一辆车停在他家门前。夏尔立即想到是玛丽-安娜回来了，可他觉得石子路上的响声很陌生。他站起来探出窗外。那是一辆带有国王标志的马车。巴雷敲了敲门，然后叫道：“外面有人在马车里恭候您，巴黎先生。”

“叫他进来！”夏尔对着门嚷道。

“他不想进来，”巴雷回答，“他说是过来接您。路易大夫请您过去。”

夏尔走出门去。坐在马车里的是吉约坦。他显得出奇地烦躁不安。“您上车吧，”他说，“我们接到了路易大夫的邀请，准备前往杜伊勒里宫他的办公室去。他想要鉴定我们的新设计。”

丹曼莉跟在夏尔后面走到了大街上。“我会回来的。”她低声说，疾步离开了。

这段期间，杜伊勒里宫成了被关押在那里的皇室家庭的居住场所。一名穿着蓝色制服的仆人陪同客人穿过巨大的大厅和前厅。昔日的辉煌早已失去了光泽。宫殿里看起来冷冷清清。夏尔从没有比在这些空无一人的大厅里更能强烈地感觉到君主政体即将成为明日黄花。相反，路易大夫的那间办公室却是装饰得很奢华，布置着贵重木材的家具，这里的家具和地毯还在清洗和保养。路易和吉约坦彼此彬彬有礼地招呼致意。

“那我希望现在看到那张设计图。”路易说。

吉约坦将图纸放到桌子上。

路易向前弯下身子。“谁加的注释？”

“桑松公民，巴黎刑事判决执行人。”

路易朝夏尔匆匆瞥了一眼，重新专心致志地研究那张图。他需要时间，需要很多时间。突然，夏尔听到一阵细微的声响传来。他转过身来，看到墙上有一道不易察觉的门打开了。一名男子走向那道裱糊门时，路易立即站起身。他的形象威风凛凛。他缓慢而自信地走到桌子跟前，拿起那张图。他将头稍稍搁到一边，撅起嘴唇，可无论对夏尔还是对吉约坦都不屑一顾。

“嗯，路易大夫，你对这张设计图持何意见？”他问。

“它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

“我很怀疑，”那名男子说，“一个圆形的断头铡是否适合于每一种脖颈。每个人的脖子都有不同的尺寸。”

夏尔本能地瞧了瞧那名男子肥胖的脖子，心想圆形的断头铡真的不合适。

“他就是这个人吗？”他问，头指着夏尔的方向，却并没有朝他那里看。

“是的。”路易答道，然后毕恭毕敬地低下头。

“你问问他，他如何把最好的断头铡设想得最好？”

路易转身对着夏尔说：“您听到了问题。请您回答。”

“他说得对，”夏尔说，“半月形的形状有时候会制造意想不到的困难。”

尽管他的淡蓝色马甲上并没有戴上任何勋章或者其他奖章，但这名男子无疑就是路易十六国王。他满意地微笑着，在这张图纸上添加上有力的线条。他修改了半月形刀刃，直至断头铡显示一把斜口坠下的刀，它在掉落时将会实施一次切割运动。“我可能会搞错，”国王微微一笑道，“你可以试试。”他彬彬有礼地和夏尔握手，随后无声无息地穿过裱糊门消失了，正如他来时无声无息一样。

国王提出的修改倡议，让夏尔豁然开朗。他想，现在哪怕放进去一只牛脖子也够了。

路易大夫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催逼，要求加速制造机器，有一部分人希望尽快采用人道主义的处决方式，其他人则要求提供更多的机器，以便可以处决更多的死囚犯。

1791年9月，几个年轻人搬进了桑松家那间空****的工具棚。夏尔对租金感到很满意，尽管这笔租金也还很微薄。他们带来了一台印刷机、印刷油墨盒子以及许多印刷纸。夏尔看着他们搬进来，问其中一个人：“你们想要印刷什么？有价证券吗？”

那名年轻人哈哈大笑，打开一张传单。“那是革命歌曲歌词。我们拿到皇宫去卖。它们很好销。”

“那好吧，”夏尔说，“还是一样的老规矩：租金要准时在每月的第一天支付。”

加布里埃尔被这台印刷机迷住了，只要刚好不在看书、弹琴或者在药房里帮夏尔的忙，他就会穿过院子到年轻人那里去。他们喜欢他，自从有一次他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之后，他们也会帮助他。几十年下来那个木地板已经变形很厉害了。因此，年轻人中只要有哪位看到他走过院子，都会迎上前去，扶住他的手。

夏尔非常看重这一点，他把它记入日记。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不在人世以后，儿子能够和朋友们建立一种牢固的关系网。他在日记中还记下了，路易十六现在叫卡佩公民，他已经对新宪法作出宣誓。他失去了权力。虽然他现在还可扮演国王和代表国王，可已经没有任何发言权了。现在是议员说了算，他们想趁权力真空的时候扎下根来。他们试图展示独具风格的一面，有一部分人提出的发言要求荒唐可笑，竭力为自己推荐更高的职位。他们做出谁也无法遵守的毫无意义的承诺。一切只是为了获得重新当选的目的。新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陆续颁布，但马路上的那些人可不希望和他人分享权力。千千万万人依然醉心于谋财害命。法制已经崩溃。只有极少数人才敢反抗这些愤怒的群众。国民议会里高雅的议员们采用各种巴结手段，只是为了自己不被怀疑为保皇派成员，然后更多地投奔到极端的阵营，投奔到控制马路的无套裤汉阵营中。无套裤汉是激进的工人和伙计，和贵族们不同的是，他们不穿灯笼裤，而是穿着很实用的长裤。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给自己取了个“无套裤汉”的名字。

谁也不会更持久地保护人们通过浴血奋战而取得的自由权。和君主制度期间一样，人们重新听命于同样的专制统治。街道的无政府状态取代了古老的秩序。谁也不会再喜欢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学说。突然之间，任何一个不在大街上扯开嗓子表达思想的人都会遭致怀疑。举报告密业欣欣向荣，有些告状可以清偿早就该支付给邻居的一份账款。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快接近法国边境了。国王企图逃跑，穿过封锁奔向正在蜂拥而入的军队。可是国王铩羽而归。他重新遭到拘押，作为惩罚，他几个代表性的职务被临时解除。

“你把什么写进这本书里了？”丹曼莉一边问，一边心不在焉地在一个研钵里将干树皮捣碎。

“我无法向任何人透露的事。”

“你在里面也写到我，写到我们了吗？”

“没有，”夏尔说，“这我不会在这本书里透露。”

“我可以在这里睡上一个小时吗？”

夏尔点点头。“你在耶稣会修道院里没法睡觉吗？”

丹曼莉无精打采地微笑着，坐到了**。夏尔又一次注意到，她避免移动某些部位。

“你哪儿有痛？”他问。

丹曼莉看起来很惊讶。她摇摇头躺了下来。夏尔在他的日记本上继续写着。那么多东西必须记录下来。“巴黎在挨饿，”夏尔说，“我现在要把它写下来。”

“修道院里没人挨饿，”丹曼莉说，“神甫们的储藏室里有的是充足的粮食，可他们不会和穷人分享一粒粮食。他们布道时喝水，之后再喝酒。现在我总算弄明白这句格言了[1]。神甫们晚上喝很多酒，常常酩酊大醉。有时他们甚至争吵不休，而且声音很大。他们害怕未来，他们害怕革命，害怕马路上那些饥饿的人们，害怕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外国军队，害怕货币失效，他们害怕一切，除了上帝。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了。我有时对着他们的上帝祷告。佛不会有妒忌心。”她微笑着，“躺在我身边，然后闭上眼睛，我马上得走了。”夏尔于是躺在她旁边，紧握她的手。伏案写作太久，把他累坏了。

他重新醒来时，丹曼莉已经走了。他很认真地想了想，是否这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加布里埃尔站在药房里。“妈妈回来了，”他不安地说，“她在外面的院子里。”

“丹曼莉在哪儿？”

“她听到院子里的马叫声，迅速离开了家。”

夏尔走到外面的院子里，洗了洗头。玛丽-安娜正在给她的马刷洗。她并没有和夏尔打招呼，只是朝他匆匆望了一眼。“睡得好吗？”她带着责备的语调问道。因为她本人只需要很少的睡眠时间，她讨厌所有需要更多睡眠的人。夏尔未予回答。他知道这种小把戏。

玛丽-安娜怀疑地打量他。“刚才是你的那个暹罗女人吗？”

夏尔点点头，走进厨房。玛丽-安娜跟在他后面。助手们在场不会打搅到他们。

“她多大了？”此刻她的脸上写着痛苦。

夏尔坐到桌旁。格罗已把所有人的汤分好了。

“我没有问过她。”夏尔说。他拿起一把勺子，可马上又放下了。汤太烫了。

“她年轻吗？”

“你不是看到她了吗？”夏尔喃喃道，此刻舀了一口汤放进嘴里，“刨根问底干什么？”汤的味道棒极了。他本想夸奖格罗两句，可还是没说。“她叫丹曼莉。”

“丹曼莉？怎么会叫这样的名字？”

“我们的名字在暹罗听起来或许也不是非常亲切。”

玛丽-安娜坐到桌旁，气氛马上变得如弓上弦。助手们对他们夫妇之间的讨论渐渐感到尴尬起来。他们彼此交换着眼色。

“我们很久没有夫妻生活了，”夏尔说，“你从来不关心这个。我有了人，你为何现在变得有所谓了？你不是有你的狗吗？”

“你跟我在一起不快乐，是吗？”她窝火地问道。

“我不认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感到快乐的男人。一句善意的话有时要比一碗热菜汤更重要。”

玛丽-安娜忽地从凳子上跳起，怒气十足地离开了餐厅。巴雷不禁咧嘴笑了，看了眼正埋头喝汤的菲尔曼，想把自己的笑声压下去。德马雷把自己的盘子推到一边，把那份《凡尔赛邮报》拿起来看。他的脸色显得很忧悒。

“有新闻吗？”夏尔问。

“您认识那个高萨记者吗？”

夏尔点点头。

玛丽-安娜重新走进餐厅。

“哦，你又回来了。”夏尔说。

玛丽-安娜从木炉上拿走一只圆面包。“如果我不关心，你们就让它烧成炭了。”

那只面包香气扑鼻，散发出舒适温馨的感觉。可气氛依然寒光逼人。

“你给她多少钱？”玛丽-安娜问。看到夏尔不言语，她又继续问道：“难道你根本不付钱给她？”

“你骑马赶远路过来，就是要问我这些问题吗？”

“不，我给你送这份报纸过来。否则你是巴黎唯一蒙在鼓里的人。”

德马雷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将那份报纸推到夏尔身边。“您看一下那篇社论，”他语气坚决，意在让夏尔听他说下去，“高萨文章里写到，保皇派准备策划一次旨在取消革命的颠覆活动。”

“所有的人全都这么写，”夏尔说，“好让我们忙个不停。”

“可是他写到，恰恰是法国的刽子手们准备策划那场颠覆活动。那么谁是这个国家的刽子手首领呢？”

夏尔抬头望着妻子。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看，仿佛他犯下了某种过错似的。

“他写到，反革命传单是在您的工具棚里被印刷出来的。”德马雷说。

夏尔这才拿起报纸看起来。果然如此，高萨在怀疑他，并宣布将告发这个巴黎刽子手。玛丽-安娜无言地给他们倒上咖啡。看起来她好像马上就要喘不过气来了。

亨利和加布里埃尔走进餐厅。站在身强力壮的兄弟旁边，加布里埃尔显得娇小柔弱，他还没坐到夏尔旁边就停下脚步。亨利箭一般飞快地站到他身后，因为他知道，有时候只要加布里埃尔太过激动，就会出现抽搐的症状，很有可能会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腿，导致摔倒在地。

“假如我有个三长两短，”夏尔说，“亨利将负责绞刑架的工作。你们，”他看着助手们，又补充道，“要像平时一样做你们的活儿。你们就像听我的话那样听他的话。”他握住亨利的手。“当心别让任何人拿走被处死者的衣服，否则我们会丢掉饭碗。”

德马雷严肃地点点头。“我们会像以往一样将清单登记在册，然后把所有的一切交给当局。您可以相信我们。”

“你干吗这么说？”玛丽-安娜满怀怨恨地问，“难道你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了吗？”她责备地注视他。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有人有力地敲响大门。巴雷站起来开门。

国民军的卫兵们冲进餐厅，将夏尔团团围住。“你被逮捕了，”为首分子说，“根据检察官富吉埃的命令。有人指控你从事保皇派的阴谋活动。”

“我至少还能把咖啡喝完吧？”

“不行，”那名官员回答，“那台印刷机在哪儿？”

“德马雷会带您过去。”夏尔暗示他的这位助手，示威性地将他的咖啡喝完，为此烫伤了自己的嘴巴。德马雷带几个士兵到院子里，而其他人则把夏尔带走了。

他们把夏尔投入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他远远地看到了黑乎乎的巨大围墙和装有栅栏的窗户，它们就像史前时代的怪物耸立在塞纳河北岸。他从未想到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危险。可现在，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这种危险就是显而易见的了。人一旦有了恐惧，一切都很危险。他们顺着铁门走到院子，士兵们一把揪住他的胳膊。

“这个没必要，”夏尔说，“我没有理由逃跑。”

他们就像对待一个重罪犯那样将他带到安托万·富吉埃的办公室里。这位共和国的首席公诉人只是匆匆抬了一下头，然后做了个轻蔑的动作，示意这些士兵可以走了。安托万向后靠在椅子上，毫无感情地打量夏尔。他并没有给他凳子坐下。

“作为犯罪嫌疑分子的刽子手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谁会想到竟有这种事。”富吉埃喃喃道。

“我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安托万？”夏尔问。

“安托万？你又忘记正确的称呼了吗？”富吉埃很失望，夏尔居然没有表现出恐惧。富吉埃眼神呆滞。他的脸比之前更瘦削了，尽管众所周知的是，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他也从来不会对美酒和美食不感兴趣。“桑松公民，在你家的工具棚里我们确证有一台印刷机，那些反革命的诽谤性小册子就是用这台机器印刷出来的。”

“我不用这间工具棚，我把它出租出去了。”

“桑松公民，国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外国军队驻扎在我们的边境上，担心我们的革命会波及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的革命将征服全世界。一旦思想的时代来临，那么这种思想是阻止不了的。那么内心呢？贵族们在策划阴谋诡计，他们想要回归君主政体。可是这个君主政体，它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那为什么，桑松公民，你要帮助那些想要毁灭革命成果的人呢？高萨在报纸上指称的，法国所有的刽子手已经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这是真的吗？”

“不，法国的刽子手不会有同样的目标。”

富吉埃哈哈大笑。“千真万确，每一个刽子手都有自己的目标。”

“我不知道那些年轻人在我的工具棚里印刷什么。他们说是革命歌曲，想拿到皇宫里出售。我也不对这事感兴趣。我是巴黎先生，不是某一个当局的密探。”

“你搞错了。警觉是永恒的信条。而且谁不为我们服务，谁就是在反对我们。不过请告诉我，桑松公民，你的工资难道还不够，你非得出租你的工具棚吗？”

“他们支付给我的是有价证券。等我回到家里，这种纸币已经毫无价值了。我的工资反正算得很紧。因为上绞刑架的死囚犯越来越多，我的支出增加了，但我的收入并没有增加。我目前有十六个人需要供养，我的家人，四个助手，仆人，车夫，马掌匠每匹马也得花上五十镑。其他的额外津贴和膳宿都要从我的工资中支出。另外，多年来我一直受到众多穷人的纠缠，救济穷人是我们家族的传统，而且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急迫地依赖我们的救助。因此对每一次额外增加的收入来源，我都会感到高兴。”

“我怎么听着你是在旁敲侧击地批评判决的数量越来越多呢？桑松公民，革命一发威，那将是万人人头落地。我们必须清洗巴黎，消灭贵族阶级。一场革命就像婴儿在鲜血中诞生一样，而它的孩子必将接受血的洗礼，直至革命结束。”

“我希望还能剩下一个人来执行那些刑事判决。”夏尔说。

富吉埃不动声色。“万不得已时我来做这事。别把嘴巴张得那么大，桑松公民。你的职位保护不了你。”

“我要起诉高萨和《凡尔赛邮报》。”

富吉埃耸耸肩。“随你的便。但别忘记你的机器，我们需要它。我们远没有走到路的尽头。这段时间你将在圣拉扎尔监狱里度过几个夜晚。或许你还会想到一些想对我坦白的事。地下土牢里老鼠很多，你在夜里是没法睡着的。你好好想想吧。”

“想什么？”夏尔问道，不让他察觉自己的怒火。

“我们对所有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感兴趣。你认识保皇派吗？肯定认识。你把他们的名字报给我！”

“你不是知道得很清楚……”

“你？按照我的职位你应该称我为‘您’，难道是因为我们曾经是同班同学吗？”

“您知道刽子手没有朋友。他把他那简单的饭菜和狗和马一起分享。待在刽子手的那个社会里是不值得人们去追求的。”

“有可能，”富吉埃回应道，“但你不是一般的刽子手，你是巴黎先生，而许多人对你的医术评价很高。顺便说一句，我的左胸有时有痛感，就像被针短促地刺了一下，是心脏吗？”富吉埃原本冷漠的语调消失了，真的在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起来。

“神经过敏，绝对没有危险。”

“那好吧，”富吉埃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我相信，你到了圣拉扎尔之后会想起那些名字。”说完他抓起放在他书桌上的一捆有价证券。“法国革命的纸币。”说完他用那捆纸币当扇子。“只是很遗憾，全是假币。那么这些假币是在哪儿被印刷出来的呢？”他咧嘴笑着。此刻，夏尔的脸色真的煞白起来。“很有可能是你的租客印刷了那些革命歌曲。但不仅仅如此。这是烟幕弹。”富吉埃哈哈大笑。“你瞧，夏尔，我一直在警告你。你是鲁昂的模范学生，可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还会见面，而你将在百般痛苦之中明白，一个来自阴沟洞里的人闻到的永远是粪便味，而一个血脉里流着贵族血统的人永远占有优势。能把你亲自扔进地牢，我感到万分荣幸。”

“我惹你什么了，安托万？”

“安托万？又来了？我是富吉埃，共和国的最高公诉人。我起诉，而你是执行判决。你是屠夫。”

圣拉扎尔监狱：在这家昔日的麻风病医院里，有人被拘捕、遭拷打以及在没有法庭判决的情况下被处死。这里没有单独的牢房。好几百号犯人穿着他们遭逮捕时穿的衣服，硬挤在监狱那些漫无尽头、暗无天日的地下过道里。尽管情况恶劣、前景暗淡，但仍有为数众多的犯人，在玩牌中消磨时光。一些人在唱歌，另一些人试图引诱异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绝望地盼望有一个能使她怀孕的男子。一旦怀孕，她就可以安然逃脱死亡之路。

过了些时日，夏尔听到有人传唤他的名字。他走到栅栏口，在栏杆之间寻找熟悉的面孔。玛丽-安娜突然站在他面前。她给他带来了一根香肠、一只圆面包以及一罐子啤酒。

“他们什么时候放你出去？”她问。

“不知道。”夏尔回答，接住她从栏杆之间塞过去的食物。

“我按照我母亲的做法做了这个香肠。”

“我一直厌恶她做的香肠。”夏尔低声道。

“这你从没和我说过。”

“你是不会听的，不过你给我带来吃的东西我很感谢你。我没有想过你会过来。”

“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我有好多年没有责怪你了，玛丽-安娜。我们真的难以见到面。”

“他们指控你什么？”

“什么也没有。”

“那他们为什么要拘捕你？”

“不知道。”

“有没有起诉书？”

“没有，这恐怕就是革命的成果，我们不再需要起诉书了。这地牢里有一些人竟然受到孩子的诽谤而被关押起来了。”

“德马雷应该给你找一位律师。”

“我无权请律师，玛丽-安娜。目前被关押在这地牢里艰难度日的甚至还有革命之父们，人权宣言的起草者们。整个形势已经失去控制。每个人走在马路上都会感到压力巨大，以至于为了生存下去，任何中庸人士不得不投奔到极端人士那里。为了不让自己惹上中庸的恶名，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日复一日地跟在他们后面鹦鹉学舌。每个人都担心遭到逮捕。”

两人相顾无言。稍后，玛丽-安娜说：“假如我们没有什么话要说了，那我就该走了。”

夏尔点点头。“我们曾经有过二十多年时间可以说说话，玛丽-安娜。可我们没有这么做。对了，我还有一些话要跟你说。”

玛丽-安娜疑惑地看着他。

“如果我能重新从这里出去，丹曼莉会住到我家里。而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真的只有一个共同的屋檐了。这个可以继续下去。”

“一个女人知道她何时失去她的男人。我祝你在这地牢里腐烂下去，然后我会想方设法让你那个暹罗**离开我们国家。”她转过身，消失在访客之间那阴暗的过道里。

一周后，夏尔重新被带至安托万·富吉埃面前。

“你有名字了吗？”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正着手做呢。”夏尔说。他想以此赢得时间。

“你是否知道他们在你家工具棚里印刷的那些传单内容？”

“不知道，”夏尔说，“我不是跟您说过吗，他们声称在印刷革命歌曲。老实说，我什么都没有想到过。相反，我本来以为这是为年轻人好，他们可以有份工作，不至于夜里在小巷里四处游**。”

“你为何不去查看一下呢？”

“我为什么应该去查看？我是出租人而已。一个出租人不能去打探他的租户在干什么。难道我应该每天晚上去看他们的印刷成果吗？人家可以由此指责我犯下了失职行为吗？我如何可以预料到他们是在伪造有价证券，印刷讽刺革命的诗行呢？”

富吉埃笑得前仰后合，没有继续听下去，插话道：“那些人没有买面包的钱，却应该买革命歌曲吗？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夏尔耸耸肩。“我只是跟您说我的租户向我许诺要做什么事。”

“后来你也没有生疑过？”

“如果他们脑子里有荒唐可笑的想法，那么他们脑子里就是有荒唐可笑的想法。我要知道他们真是在印刷什么东西，我当然不会把工具棚出租给他们，而且马上会到您那里告发他们，先生。”

富吉埃会心一笑。他很满意现在夏尔称呼他为先生了。他带着某种愉悦的感觉打量站在他对面并且需要仰仗于他的恩惠的巨人，当人人都在害怕他时，他现在却在这里，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

“那好吧，”富吉埃说，“我们冲进那间工具棚时，那些年轻的家伙几乎全都溜之大吉了。我们发现了大量的有价证券。我们尚不清楚这些伪钞究竟是来自英国还是从你的工具棚里被印刷出来的。年轻人拥有那么多的纸币，我们也认为不大可能。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结果当然也要稍稍取决于，你是否还想起这个人或者那个人的名字。嗯，千万别掉以轻心，否则你儿子亨利突然有这个讨厌的义务要处死他的父亲。那你记着这事，多打听消息，然后给我报上名字。”

夏尔点点头。

“你可以走了。你自由了——是暂时。赶紧忙你的新机器去。我们这里的判决一天天多起来了。”

夏尔又一次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去。当他正要去打开门时，富吉埃问道：“你认识亨茨吗？”

“阿尔萨斯刽子手吗？”

“是的，他在上周被处死了。即便是刽子手的职业也无法保护任何人。”

从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下得楼来，到了下面的大院里，夏尔询问看守马匹的仆役，他的马在哪儿。他不了解亨茨的故事。富吉埃并没有说出全部的事实真相。据说亨茨强奸了斩首女人的尸体。

一名仆役递给他缰绳。夏尔正要骑上马，一辆马车挡住了他的道。一名仆人打开门，路易大夫从车上下来。“哦，巴黎先生，”他说，“我们可以建造机器，但木匠吉东对每台机器几乎索价六千镑。这对检察院来说太贵了。吉东说是谁也不愿意建造这样的机器，所以价格才要得那么高。”

“托比亚斯·施密特建造这台机器只需三百镑，”夏尔说，“为这个亚麻布袋子，他再另加整整二十镑。”

“他今天就应该动手干了。”路易大夫说，然后拾阶而上，来到富吉埃的办公室。他不想被人看到和刽子手在一起待得太久。

夏尔又一头扎进自己的工作中。夜里睡不着觉时，他就把发生的大事写进日记。可他心里感到不安。他在考虑是否应该把日记一烧了之。记载的内容足可以用于刑事诉讼了。但他需要那些日记：正当巴黎的公民吓傻了，纷纷躲避起来的时候，夏尔却更加孜孜不倦地拿起手中的笔，偷偷地写下谁都不敢写下来的东西。他给他的笔记加上了标题《法国大革命回忆》。

有一天，丹曼莉在药房里等他。她有点茫然若失地闲站着，看着那里面装着被捣碎的花和根的碟子。一看到夏尔出现，她急忙张开双臂冲到他跟前，拥他入怀，亲吻他。过了片刻，她说：“我身上痛。”夏尔请她躺下来。伤口已经愈合。可他突然看到她腰上的紫色伤痕。他脱下她的裙子。她全身血肿，仿佛被人用打谷棒痛打了似的。

“这是谁干的好事？”夏尔问道，气得浑身颤抖。

“我摔了一跤。”丹曼莉撒谎道。

“我能看明白伤口，别对我撒谎。”

“热比云神甫。可这是我的错。我痛哭流涕，因为他告诉我，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现在我必须一直待在他那里，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到菜市场去。夜里我必须睡到他的**去。可这不是我的暹罗国王的意愿。神甫强迫我做那些不纯洁的事情。”

“难道其他神甫谁都不愿意帮你吗？”

她摇摇头。“不，他们整天酗酒作乐，仿佛再也没有明天。他们在等待最后审判的日子。他们害怕热比云神甫，他的影响力太大，他在古尔丹太太府邸和有权有势的人经常来往。”

“热比云神甫。”夏尔像是在喃喃自语。

丹曼莉点点头。“你有什么打算？”

夏尔当天就去了坐落在双门街的那家妓院。

“有什么特别需要吗，先生？”一名西班牙女子用结结巴巴的法语问道。

“热比云神甫？”夏尔轻声说。

“热比云太太吗？”她问，然后带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大厅。这里的人都不穿黑色的浴衣，而是穿着参加社交晚会的雅致衣服。那名西班牙女子悄悄地指着一名女子，她正在和一名**的金发女郎聊天。

“这是一个女人。”夏尔说。

“他喜欢女服，”高萨说，冷不防站在夏尔旁边，“谁也不知道那位御用数学家在暹罗出了什么事。可以肯定的是，他在那儿不是靠观察星空和勾画新的航海图度过他的时间。他享受着保护，因为他为我们的革命者先生们提供暹罗姑娘。”夏尔想回避，可高萨跟在他后面。“先生，但愿您可不会对我那篇关于保皇派印刷厂的小文见怪。读者喜欢这样的故事。”高萨暗示那个西班牙女子可以离开了。“把您的客人让给我吧。”他对着烟斗吸了一口。“您瞧，那边，罗伯斯庇尔。他不能忍受和圣茹斯特喜欢同一个女人。如果这种竞争不马上停止，革命就要失败了。为了一个婊子。”

夏尔怀疑地打量高萨。他变了。他的脸上表现出讥讽和轻蔑。

“世上有一些东西，巴黎先生，它们对一个男人来说要比一个年轻貌美的野鸡更为重要。比如他的陶制烟斗。”说完他从嘴里拿出烟斗，然后开始咳嗽，“一个婊子可以分享，一只陶制烟斗可不行。”

夏尔不再过于关注这位记者。他在观察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笨拙的**表演。

“您认识圣茹斯特吗？”

夏尔摇摇头。

“我在国民议会听过他一些煽动性演说。他来自偏僻的外省，有远大的抱负，可他的才华却很可怜，和他崇拜的罗伯斯庇尔一样是个饭桶。他不会白白送给别人任何东西。您仔细瞧瞧他。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吗？一个孩子，却长着一张老人的脸。您过来。”高萨把夏尔带到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那里。

“您那些涂鸦怎么样了？”高萨问道，公然看着圣茹斯特的脸冷笑。“您倒是可以用诗歌的形式通过一个法令，可以迫使巴黎的出版社出版您的诗歌。”

圣茹斯特朝高萨轻蔑地瞥了一眼。“你要小心了，高萨公民。即便不是保皇派，你想享受随便开玩笑的自由还早着呢。”

“哦，我们的革命者现在已经和我们以前的国王一样，变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了吗？”高萨伸进口袋，掏出一份文件放到圣茹斯特面前的桌子上。“是奥兰普·德古热写的。她以人权为依据，撰写了一份传单，标题叫《女权和女公民权宣言》，现在已经散发到巴黎的大街小巷了。”

圣茹斯特看了几行，喃喃道；“‘女子生来平等，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想必她有点误会了。”

罗伯斯庇尔一把夺走他手里的传单撕成粉碎。

高萨哈哈大笑。“恐怕这还不够。”

“您别想着去印刷，否则我把您送到……”

“那么新闻自由在哪儿，罗伯斯庇尔公民？”

“为了煽动民众，人们也有可能滥用新闻自由，高萨公民。”罗伯斯庇尔目光严厉地盯着他。

“那么法国殖民地的那些黑人拥有哪些权利呢？人权也适用于他们吗？”

“谈话结束了，高萨。总有一天您会吓得张口结舌的。”

“那我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高萨咧嘴笑道。

“高萨，问题是：所有的人突然之间都想掌权，可谁也不想再做公民了。”圣茹斯特叹息道。

一条帷幕被推到一边，一位具有帝皇范儿的人物走进大厅。此人便是丹东。他，个子高，嗓门大，麻子脸很宽，嘴唇很厚。他朝女伴的屁股上拍了一下，向圣茹斯特走去。“一个胜利的革命者的薪水必须能过上一种奢侈的生活，你不觉得吗？”

圣茹斯特表示拒绝。罗伯斯庇尔飞快地抓住一个留着刘海的黑发姑娘，然后站起身。他拉住她的手，带她到了一个有雅座的地方。

“美女决定为权力献身，”高萨对圣茹斯特说，“不是为青春，也不是为金钱。”

圣茹斯特同样站起来，跟在罗伯斯庇尔后面。丹东扭转头，径自上酒吧去了。

“这个圣茹斯特。他是个自恋狂，本能地要向君主政体报仇雪恨，因为虽然自身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他依然被拒之于凡尔赛宫门外。这是我的想法，巴黎先生。”

“您了解那位御用数学家吗？”夏尔悄悄地问道。

“他们在暹罗把他变成了人妖。他对那里的人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显然很喜欢。然后他带着十二名交流生回到了巴黎，而其中一个暹罗小女孩他似乎特别中意，马上将她攫为己有。这跟我们的革命者所做的同出一辙。他们做出的决定只能适用于其他人。您能想象这一点吗？”

“如果您执行刑事判决的话，您可以想象到一切。我当年处决过达米安……”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记性就是我的资本，”高萨说，“什么都逃不过我的记性，必须小心这种人妖，他将是下一个在绞刑架上结束生命的人。”说完就到酒吧去了。

夏尔看到热比云神甫在和一名豆蔻少女调情。他感到满腔的怒火嗖的冒上来，于是别转头去。而更让他感到愤慨的是那种新的专制，它在巴黎四处蔓延。革命者们已经登上了国王的宝座。国外有人认为他们都是罗伯斯庇尔的军队。

“夏尔！”有人叫道。他转过身来。原来是热比云神甫和那名姑娘一起过来了。“太让人意外了，我本来以为您会更喜欢暹罗的公主们。您耐心等等。一船的货已经在路上了。”热比云哈哈大笑。他没有一丁点儿的拘束。他肯定在享受着革命者的保护，而一名刽子手太微不足道，完全不必在他面前束手束脚。

“您是想要说什么？”夏尔不安地问。

“我不是跟您解释过了吗？革命让教会变得穷困潦倒。我们应该靠什么负担修道院生活的费用呢？”

“依靠体面的工作！”夏尔尖刻地回答。

“何为体面的工作？您的工作算有体面吗？”

“您是故意把丹曼莉派到这里来的吗？”

热比云神甫突然大笑一声。“您相信我会做出这等事来吗？”他开心得格格笑起来，“我警告您。爱情不能持久，猎艳的**将会觉醒，你将会渴望新的爱情的幻想。上帝就是如此创造了我们。顺便说一句：是按照他的原型。您可以想象一下，这家伙是如何到处拈花惹草了吧？”

夏尔不动声色。“我问过您一次，丹曼莉是否可以到我家里干活并且住在我家里。”

神甫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丹曼莉为我一个人服务。她是我的人。我喜欢她的厨艺。”

“我可以给您钱。”

神甫装作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一回事。“终于有了一个明智的建议。教会需要很多钱才能喂肥那里的男人。我会好好考虑的。如果您答应我一件……”

“请讲？”夏尔真想痛打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您别从坏处想我。革命把上帝扫地出门了。我们现在可以尽情享受醉生梦死的生活，因为老天上面已经没有上帝给我们记账了。”他将手臂搭在夏尔的肩上，低声道，“没有了上帝，也就没有了诅咒。夏尔，您是自由的。革命使您获得了自由。”他又一次纵声大笑，然后带着姑娘离开了。

[1] 格言“布道时公开喝水，之后悄悄地喝酒”，出自德国作家海涅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