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东北的沈阳，有位属牛且和新中国同岁但却早早白了头的男人。说他早早白了头是想说明他的记忆力并不出色。但他记忆力并不出色的脑中至今保留着那栋大上海温馨的小楼。将近十年的如溶了催化剂似的时光之水漂白了人的黑发，漂没漂白小楼的朱颜呢？

那白了头的男人是我。1988年春天（也许是夏天，南方的春夏很暧昧，容易混淆）我和邓刚一人背了一把从湖北襄樊的卧龙岗带出来的诸葛亮用的那种大羽毛扇子，千里迢迢到了上海。我的背囊上还比邓刚多插了一把从武当山买的剑。我们两个东北人背着一路上人人见了都说真大真大啊的羽毛扇，随着人流涌出黄浦江码头。我们只是路过上海，离开武汉前只冒懵给上海文艺出版社拍了电报，不知能否有人接一接。一出站口，我们眼前和心中同时豁然一亮：王肇岐已高举双手迎在那里，手中是一张用当年编辑改稿那种红墨水写着邓刚和我的名字的白纸。一下子，上海在我们面前光辉灿烂起来，迎面看到的每个上海人都有了亲切之感。不然，纵使大上海红男绿女人潮滚滚我们也会如到了沙漠一般的清冷吧。

邓刚我们俩都背个大包，王肇岐只一个人，况且他比我俩年纪都大，我俩便谁也没用他拿包，而是一齐把羽毛扇啊武当剑啊等等虽不重但怕挤怕碰的东西交给了他。那时全国都没兴起出租车业，上海的公共汽车也如北京沈阳一样挤得要命。王肇岐在车上双手高举着我俩的大扇和长剑，方觉出拿这轻东西比背重东西沉重多了。邓刚那说话从来不知严肃作何解释的家伙，嘻嘻哈哈幽嘴默舌地开人家玩笑的时候，我已深深感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有一个很好的作风了。而且经验告诉我，好作风不可能是一个人弄出来的，肯定有一群好人。

我和邓刚被一股温暖引进了那栋不大但在作家口里有碑的小楼，我们一下子就有了到家之感。被叫作出版社创作室的小楼在一条小街里，独门独院，十分安静，温馨。连楼道的样式、房间的结构和不大的餐厅，以及厨房的大师傅和客房的服务员，都带有家庭的亲情味道。王肇岐给我们安排好餐券，还领我们看了餐厅的位置。每顿饭大师傅都提前问你在不在这儿吃，想吃什么，米饭、花卷还是面条，炒菜还是炖菜。虽然上海菜的风味与东北大不相同，但每餐吃得极温暖。

记得第一天在餐厅遇见了刚调文艺报工作的潘凯雄。他曾给我写过一封约稿信，因那信是用复写纸复写的，我以为一定复写了好多份，因此既没回信也没寄稿。我跟他说了这想法之后他冤枉地连说只复写了三份哪！等于在全国只向三位作家约了稿。他非常后悔地说以后再也不复写约稿信了。若不是出版社那栋温馨的有凝聚力的小楼，我怎么会及时解除误会马上给潘凯雄写了稿呢？

那天在小楼里还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但她和潘凯雄他们当天就走了。和我们一同就餐的只剩两个辽宁小老乡。不知她们是通过谁的介绍住进那栋小楼的，反正她们不是去改稿而是去上海学美容的。那两天小楼似乎成了辽宁同胞的公馆，餐厅的师傅也不用征求意见了，只管做东北口味的饭菜就是了。两位学美容的辽宁小老乡一听邓刚是《迷人的海》的作者，立刻被迷住了，主动为邓老师作美容按摩。当然我也顺便沾了光。不知美容和文学有什么缘分还是那栋小楼有什么文学魔力，短短几天时间邓刚就在小楼把两位学美容的小老乡辅导成文学爱好者了。那栋小楼真是有魅力的，它把别行当的人都引为同道了。

尽管小楼的师傅为我们辽宁同胞做的饭菜很可口，王肇岐还是撺掇他们主编出面请邓刚和我到外面去吃了上海风味的酒宴。说是酒宴，却不像我们东北那样名副其实喝酒。主人既不劝酒也不带头喝酒，只是饮那甜丝丝的饮料，这是南方文明也是小楼主人的作风。所以主人再怎么热情我们也不会受酩酊大醉之苦，光是喝了饮料兴兴奋奋乐乐呵呵听邓刚说笑话。中间，我以为修晓林给邓刚和我递餐巾纸呢，接过来却硬硬的，一看是出版合同。他让我们同他们出版社各签一份长篇小说出版合同，并且说愿意的话就留在他们那栋小楼开始写。

合同我们是签了，却都是回辽宁写的。邓刚的《曲里拐弯》如约交给他们出版了，我的《绿色青春期》却违约交给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不是我有意毁约，实在因那时我是部队作家，写的也是部队生活，并且还因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那句话：“你又不是住在那栋小楼写的。”所以他们把我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招待所的小楼里写完的最后一部分。但不管怎么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动笔是因为在上海那栋小楼里接了以为是餐巾纸的那份合同书的督促。

如今，《绿色青春期》已出版八年再版三次了，我也由不惑而渐近知天命之年，白发了，忽然得知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是由不惑而渐近知天命的年龄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啊，我不禁想起，那栋待我如家促我上马写长篇的温馨小楼，您朱颜改否？魏心宏、王肇歧、修晓林举着诸葛亮那种羽毛大扇送我和邓刚上船的情景可是历历在目呢！

1997年2月25日晚草于沈阳

（原载上海文艺出版社《小楼纪事》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