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电视是好东西。没有电视的话，普通老百姓上哪儿见国家领导人去？就假设我国领导人非常非常联系群众，人人都可日日相见，那外国的人和事你也没法儿见。再假设外国人包括总统在内也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天天可见，那《三国演义》、《水浒传》、《聪明的一休》、《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新年晚会》……等等许多节目你也没法饱眼福。还有那些日新月异无以数计的信息广告呢，若不是电视的传播，有几人能知几何啊！买不买是一回事，世界上出了那么多新科技产品你却活了一辈子压根就不知道，那有多可惜吧。实际，现在电视几乎已成了家家都有人人离不开的家庭成员了，所以大家才拿它不怎么当回事，说斥责一顿就斥责一顿，很难听谁说它的好处。试想忽然有一天电视从我们的生活中逃走了，大概那时人们才会再想到它的好处，感到它的不可缺少的。想想当初吧，赵忠祥刚当中央电视台播音员，也就是中央电视台刚建立那会儿，他在电视屏幕出现好几个月了，中央领导见了他丝毫都不觉得面熟，说明那时中央领导也看不着几次电视的。那么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赵忠祥等堂堂的电视播音员跟用电台发报的地下工作者也差不了多少。那时电视何止是稀罕物啊，简直就是神物！记得毛主席逝世时我在北京，事先接了通知下午准时收听收看，可满哪就是找不到电视，只好听收音机了。当时老百姓眼中的这个神物怕只能是发达国家总统才送得起的国礼吧。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电视机忽然多起来，也只多到生活宽裕人家办婚事时千方百计弄张票才能买一台当嫁礼。那时任谁也不会说电视坏话的。

及至电视发展成彩色，屏幕越来越大，频道越来越多，节目也越来越丰富，怎么看也看不过来，看得谁都眼花缭乱的现在时，人们便开始说电视的坏话了。这不奇怪，什么事都如此。这说明电视事业已发展到每个人都离不开它，每个人都能对它说长道短，又都说不倒它，整个人类都没法离开它了。一个事物混到这种份上，还有什么好说的？只能说很了不起。

说了电视这么多好话，大概会有人以为我不定多么爱看电视不定有台多么好的电视机呢。说来也许有人不信，我电视买得很早，在同事中算是率先的。那还是**后刚实行稿酬制不久，我把精心积攒的稿酬都拿出来了，有四百多元，求人免票买了台上海产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那时的东西质量都不错，怎么用也不坏。直看到彩电时兴起来，岳母也想要我的凯歌时，我才换了台十八时彩色金星牌。岳母她老人家一直把那凯歌看到现在。我呢，那台上海金星直到今天也没坏因而也没换。当时年轻，说不定哪会儿与妻子发生了既动口又动手的不君子行为时，妻子最有效的威吓，必是拿起饭碗向电视机砸去，我当然必是挺身而出，让饭碗落在自己身上或停在妻子手中。气头上的妻子必定显示出爱电视胜过爱丈夫宁可饭碗落在我身上的，同时也说明，我也是爱电视胜过爱自己的。后来我曾把这台我从一而终的电视与录放像机接上，变成可以多收些台了。妻子嫌麻烦，嫌效果不好，嘟嘟囔囔总要换台新的。于是1998年元旦前夕，我跑到省广电厅大院门前那家广电器材门市部，买了台最好的调频器装上了。除了屏幕不够大外，其余效果都和新式的一样。我想，只要增加的调台器不坏，我就仍然用下去。对此我是这样看的，电视机不过是工具，不会因谁家电视机先进，就能培养出高水平的欣赏家来。鲁迅坐一台小电视机前和一个大款坐一台豪华大电视机前同时看《水浒传》，能说一定是豪华大电视前的大款看得深刻吗？

抛开电视机再说电视内容。这如吃饭一样，众口难调！同样的菜东北人说淡，南方人还说咸。没别的办法，只有多弄些花样品种，任众人挑选是了。你真的百花齐放了，谁喜欢看什么花儿就有什么花儿了，他还说咸道淡吗？但这话说说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我也写过几个电视剧本，自以为不错，拍出来一看，惨不忍睹。我也上过几次电视屏幕，也自我感觉不错，待到放时一看，更加惨不忍睹。自己若无这些经历时，骂起那些还算看得下眼的节目时真是振振有词。知道了自己的惨不忍睹后，再坐电视机前话就少多了。谁也不能拿看电视为生，不爱看时就关掉干别的是了。即使是爱看的，也免不了有与妻子发生频道之争时，那就悄悄到隔壁书房敲电脑或读书去。电视这玩艺固然省力好看，但也如麻将一样不得上瘾。何况好看的东西并不都在电视里。时间的资本也不是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还得往其他方面投一些呢！因此说，我和电视基本是君子之交，很重视和它的关系，每天都见上一面，但不贪恋。淡如水而已。

1998年2月22日草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辽宁电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