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险事三则

1　遭遇大蛇

童年里，我听到关于蛇的故事都是很恐怖的，诸如谁家的小鸡雏被山上窜来的绿鸡冠蛇吃了，谁家笼子里养的鸟被地下钻出的黑花蛇咬死了，甚至谁家的母羊被黄花蛇缠了腿，那蛇就探着长长的身子吮母羊的**，雪白的羊就被吮死了。更有甚者，有人夏天上山打柴被蛇咬了手指或脚趾，就中了蛇毒，手脚截了去，人才没被毒死。还听说蛇钻进裤腿咬了腿根儿最致命那地方，人就丧了命的。当然这都是听说，亲眼只见过一条尺把长的土黄色小蛇，没敢细看，远远地就绕开走了。所以少年时独自在山上遭遇了一条大蛇便成了我人生所遇的险事之一。

记得是上初中时一个秋天的星期日。那天我独自一人到离家十来里远的山上去背柴草。那柴草是上个星期天当教师的父亲带我一起割下晒在山坡的，这个星期天父亲到县城去开会了，我就得自己去背，不然时间长了干透的柴可能被别人背去。父亲性情有些怪，想事做事都和别人不一样。他领我打柴的山坡既远又僻静，很少有人去。和父亲一起打柴时都有些害怕，我自己就更怕了，捆柴时头皮发麻。至于怕什么我并不很明确。似乎可怕的东西不少。再往前不远就是另一个县了，两个县交界的地方有山有河，还有坟和什么野兽的怪叫声。那地方树多草深，我站在那片割倒了草的空地间，总觉得周围会有鬼呀兽啊坏人什么的出现，所以就一边用镰刀搂干草一边不住地前后看着。三铺干草搂到一堆儿便捆成一捆儿，快捆够一背了，也没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我就不怕了，捆最后两捆草时我还欢快地哼起了歌儿。当我用镰刀搂起最后一捆草的头一铺草，我的哼唱忽然便成一声怪叫，握镰刀的手停在半空僵住了，整个人像座特殊造型的雕塑不会动了。刚搂起的那铺草下面竟盘卧着胳膊粗细的一条大蛇。那蛇黑中带绿，圆圆地盘了一大盘，大概以为我要杀害它吧，忽地立起半米高一截身子，白、黑、绿三色花纹的蛇头上一对儿小眼珠恶毒地直视着我，口中吐出红光一样吓人的红信子。我的也不大的双眼被吓直了，惊恐至极地和丑恶的蛇眼对峙起来。由于神经极度集中，我的两眼变成了放大镜，把蛇满身工笔画般细致的花纹扩得纤毫毕显，这就更加让我恐怖。瞬间我便想到听说的被蛇吃了的鸡，被咬的鸟，被毒死的羊，和钻进裤腿咬伤腿根儿处致死的人。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的双眼一定像自动速拍特写镜头的相机，几分钟就在脑海留下许多一生都无法磨灭的恐怖底片。少年时的我，智商和胆量都不可能不使我过高估计那蛇的能量，我没有把它当成自然界普通的动物看待，多少觉得它跟恶魔和丑鬼属于一伙的。如果是现在，我会一镰刀挥过去就把蛇头砍掉的，那一动不动直立的一截蛇身托着的一个小小蛇头，凭我的力气和手中的镰刀，哪有不挥之即去的道理？但那时我是一个孤身少年，我把蛇看成凶神恶煞了。我就那么心惊胆战和蛇对峙着，如果它向我进攻，我会挥刀自卫的，但它没有。也许它和我一样想的，我若侵害它，它就反击我。我们对峙了十多分钟，活像一大一小两尊雕塑。后来我就面对着它向后退，退出七八米时我弯腰拾起一块石头，防备它一旦追上来好砸过去。我退到路边时那蛇也没动，我就把石头丢在路上，光提着镰刀往家跑。我知道蛇在草地比人跑得快，而在土路上是跑不起来的，只能蠕动。

我回家找了两个比我大的同学，我们从老年人的烟袋锅子里捅了些烟油子抹在手上脚上（蛇怕烟油），再扎紧了裤腿，又跑回山上。那蛇已不见了，但我怕它躲在哪铺柴草下面或钻到哪捆柴里，就又在两位大同学帮助下，搜地雷样搜了一遍，才将柴背回家中。路上，甚至到了家里还觉着蛇有可能藏在柴捆里，所以烧火时也提心吊胆着，夜里又梦见那蛇两眼直瞪着我。常言说，一次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说得太深刻了！我仅仅让蛇惊吓了一次，从此，可怕的蛇便常常闯入我的梦中作恶。多年来，我做过无数次与蛇周旋的噩梦了，因此我常想到前苏联一位诗人的诗：谁说战争不可怕，他根本不懂战争是怎么回事——经过一次，梦见千回！

少年时经历的一次惊险刺激，竟影响着我的一生。我不仅时常做被蛇追撵的梦，连电视里一出现蛇的镜头，我都要赶紧低了头或闭上眼，直到别人说蛇已没了，我才敢把眼睁开。直到三十多年后，有回我到湖南岳阳一个作家朋友彭见明家里，我的恐蛇情结才有所缓释。那次彭见明招待我们每人一碗白嫩鲜美的汤肉，吃过几口后他说是蛇肉，他刚买回一条活蛇杀了。我万没想到剥了皮的蛇肉竟然美如白玉，并且味鲜卓有。所以后来再见到真的或电视中的蛇时，我便锻炼自己不闭眼睛，而将目光穿过可怖的蛇皮，直入洁玉一般的肉体里。

2　白阿线上历险

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的索伦镇从军。索伦，是白阿线上的一个大站。白阿线，是吉林省白城市通往中蒙边境阿尔山镇的一条铁路线。当年，日本侵略军曾部重兵长期占领过那一线，不仅有军营、火车站，还有巨大的军需仓库和多处飞机场。苏联红军很大一个军团就是沿着这条线路开进中国与日军作战的，所以白阿线一带，既残存着日寇的侵略遗迹，又保留着苏军的烈士墓。我们部队之所以从辽南调驻白阿线上，就因为“苏修”是我们当时的头号敌人。那还是“**”时期，我们到那里后的一切工作都得从打仗出发，天天要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人人便得日夜处于战备状态。这就使本来平平常常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什么事一紧张，自然就多了惊险。我在白阿线上那些历险，如果把紧张的时代背景抹掉，肯定一件也不会发生了。

那时我是炮兵团政治处的新闻干事，全部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件，并且争取及时发表。新闻稿件是最讲究时间性的，我每天都得抢时间，几乎达到了分秒必争的程度。我常常是不通过收发室正常邮寄稿件，而利用当天的火车快速发出。有时是找乘火车的军人捎。从我们团驻扎的索伦往上还驻扎着好几个团的部队，所以每趟车上都有不少军人。有时来不及上车找人，就求列车员帮忙。特别重要的稿件我就亲自赶火车送往长春或沈阳了。有一次稿件比较重要，为了找个认识人捎走，我在火车开动时还没下车。当我挤到车门时，车速已经很快了。我不顾乘务员制止，纵身跳下车。虽然没造成什么事故，但胳膊肘和膝盖都摔破了。还有一次，听到火车快进站的汽笛声我还没粘好信封。我和另一位报道员跑进站台时火车已经开动，我俩就在车尾拼命追。那是冬天，我们都穿着棉衣和大头鞋，车越跑越快，我们就越加挣命地追。最后只我自己勉强抓住尾门的扶手，让车长和几个乘客给拖上去了，上车后只觉得心要从嗓子眼儿跳出来了。另一位报道员是南方人，穿北方的棉衣时间不长，任怎么拼命跑还是被甩下了（这位战友后来被解放军报调去当记者，不幸牺牲在采访途中）。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现在看，似乎丝毫意义没有，可当时心情真就是那么着急。毛主席说的，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还有一次，我连夜赶往沈阳给部队的报纸送稿。正是中国北方最寒冷的冬季，我穿着羊皮大衣、羊皮帽子和羊皮大头鞋，手上戴的是用布带挂在脖子上的羊皮手闷子，南方人是想象不出白阿线冬天有多冷的。车窗上的冰霜有手指头厚，车窗缝儿都被很厚的冰霜冻死了，用手使多大劲儿也别指望能开启它。车厢内的厕所也冻结着坚如磐石的便物，想想深夜奔驰着的车厢外会是怎样的冷吧。

车里人十分拥挤，不少人没座儿站在过道上，谁想通过一节车厢必得费好大力气。我很饿了，想过到餐车去吃夜饭，而餐车和我所在的车厢还隔着四五节车厢。我便想了个简便方法，当火车在一个小站一停，就跳下去，通过站台往餐车跑。跑到餐车下一看，立时傻了。餐车的外门不开！不仅不开，而且也像每个车窗一样，被冰霜封得严严实实。那个小站只有两分钟停车时间，我要往回跑时，车轮已经转动了。站台很黑，没人发现我是怎么回事，而我的东西包括要送的稿子都在车上的包里，我不能改乘别的车了，我只好纵身跳上餐车门的踏板。上帝啊，我连手套也没带呀！幸亏我的手很干燥，不然零下三十多度的铁扶手会把我抓上去的双手沾下两张皮的。白阿线大草原的夜风冷酷如刀，很快我的双手就僵硬了，继续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我把双臂抱插进门扶手里，这样双手就可以抄进棉袄袖里。可是风肆意穿透棉衣和棉鞋，时间一长，不仅露在外面的脸，全身都将冻僵，甚至手脚失灵掉下车去，冻死在铁路边。餐车门玻璃的霜也一指多厚，但里面的灯光可以照出站在过道里排队买饭人的身影。我不敢松开手敲门，只能用脚踢门。那踢声被隆隆的轮声吃去了许多，好半天没引起车里注意。我又倒出一只手来，摘了帽子，用头撞门玻璃。脚踢、头撞加声嘶力竭地喊，靠近门玻璃排队买饭的人终于发觉了门外有人。于是屋里的人开始营救我。可是门缝冻的冰太厚了，简直胶沾铁焊的一般，我都听见里边人们猛砸猛踹声了，那门就是不开。原来，门是用一条很结实的宽木板条别住后，连木板一块被冰霜冻死的。里面的人心很齐，呼喊着把门撞开了裂缝，又呼喊着撞断了别门的木板，但那门死赖着就是不开。我脸和脚都已冻木了，后来听里面有人建议紧急停车，也听见车长说再努力一下，还弄不开再请示刹车。我受着感动，有了信心，喊着说能坚持住，万不得已别刹车。后来车门还是被打开了，我被拽进车厢时手脚和脸已冻得僵硬，但毕竟是脱了险。

我深切体验到了危难时候渴望救助的心切，也体验到了得救后的感激之情，因而这次历险也对我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遇有难需助的人和事时，那次历险的情景便跳出来向我发出号召，赶快伸出手去吧！我就尽量把自己虽然并不太有力的手伸过去……

3　头被战争砸个包

差不多有二十多个年头，我是呼吸着备战的紧张空气生活的，所以关于战争的场面，诸如壮烈啊残酷啊生死无常啊，等等，脑中留有许许多多从文学作品和部队流传下来的印象，而属于亲身经历的，却只有一次。那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在鲁迅文学院上学的时候，放寒假，有朋友相约到老山前线去见识见识，我们就赶在春节前飞过去了，为的是能赶上一次较大的作战。

我们住在作为师作战指挥部的一个大山洞里。山很陡，像桂林一带的山，洞也像桂林那样的巨大溶洞。仗是夜间开打的，我在作战室听到指挥员下达炮兵齐射的命令后，很快就听见洞外的群山一起怒吼起来。那才叫地动山摇啊，我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被振奋得相互冲撞着，不由自主跑到洞口去看从头顶飞过的炮火。山谷的上空被火网罩住了，连绵不断的炮火带着尖锐的嘶叫飞向远方，很快又反馈回密集得分不清次数的爆炸声。起初我还把这炮声当最美的音乐欣赏，用小采访机录了几盘带子，但不几天便发觉这些家伙们的恐怖了。有天晚饭后我们几个采访的伙伴到洞外散步，晚霞很红，群山很绿，整个山谷幽幽静静，诗情画意得简直没法形容。可是忽然一声巨响，一发炮弹落在我们前方不远处。我们跑回山洞被训了一顿才明白，指挥部之所以选在既高且陡的大山脚下，是因为炮弹发射有个弧度，没法落到较陡的山根洞口，所以指挥部规定，任何人不准超出洞口以外五十米闲走。尤其晚饭后，敌人好打打冷炮，各部队都有因此而伤亡的。我们虽然避了很多危险，但仍然亲见许多早上出去还好好的一个人，晚上回来就少了胳膊缺了腿，或血肉模糊认不出是谁了，躺在担架上正说着话就永远闭上了眼睛。

春节时我们钻到前沿阵地的猫耳洞里，和战士一同抱枪坐了两宿。战士们没水洗脸洗澡，头发长长的，潮湿的衣服和被子生了许多虱子，甚至身体有些地方都溃烂了。有个战士就在那样的环境下让我看了他未婚妻写给他的绝交信，我很替他难过，那战士却说，有那些死了的战友比着，我这没死也没受重伤的就算有福啦。他的话，我当时还没理解透，待到有一天我们到战场附近的村子去采访，从一个大院向另一个大院走的时候，忽然又一排冷炮射来，当场炸倒了一头牛，炸死一个人，我自己头顶也被炸起的土块砸了个包，我才真的懂了，战场上生死的界限只是瞬间的事，谁在战场呆一回而没死，真就算有福之人啦。那天我随着周围炮弹的爆炸接连卧倒了四五次，除了头被砸个包，还沾了一身带硝烟味儿的土。如果落我头上的是块石头，或我离哪颗炸弹再近点，大概就没有今天了。

头砸了包那天晚上，我们每人领到一顶钢盔，再不管去哪儿都自觉戴着。后来，我特意申请把钢盔带回了沈阳，直到如今还挂在我的听雪书屋里。离开战场前，我带着钢盔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伫立了良久。那会儿，看着满山满谷的烈士墓碑，我亲身感受到的战争残酷定格了，直定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如今，脑上的包虽早已消去，可一瞧见书房的钢盔，那包仿佛又隐隐鼓动起来……

2002年4月12日写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福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