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枪声”

我想先声明一下，各种艺术形式之间，只有表现形式的规律性差别，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这就同各民族人民之间只有风俗习惯之别，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样。同时，各种艺术形式之间也都会有某种联系，只不过联系大小有所不同而已。联系大的则可以相互结合，互为改编，联系小的就结合不成改编不了。小说和影视、戏剧就是联系较大有相互结合和改编可能性的艺术形式，也只是说有可能性，而不是一定就能。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和影视剧，在人物、事件、故事及对话等手法方面都必不可少，所以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便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本。我八十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就是因为具备人物形象比较鲜明、故事情节比较突出、题材具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感，与当时较多的人产生了共鸣，才被电影厂看中而改编成电影的。单从小说艺术规律而言，它还存在叙述手法不够丰富，缺少现代小说最新描写手段运用等不足。但小说发表后《小说选刊》等多家重要选刊予以转载，同时获多家重要报刊好评，并收到众多读者来信，产生的影响是我没想象到的。先是被中央电视台联播，接着被改编成电视剧，继而又被改编成话剧、广播剧、连环画，等等。那时还没有什么出版法，哪里改编了你的作品根本就不征求你的同意。最初看了同名电视剧后我不仅非常失望而且很生气，改得令你啼笑皆非你还得向人家表示感谢，无名作者的一纸小说忽然被广电媒体看上了眼儿，不就只有连声感谢的理儿嘛，哪像现在，厂家找你买版权时还得看你脸色行事。小说《枪声》影响最大时，我正在中国作家协会的鲁迅文学院（开初还叫文讲所）就读，几家电影厂的人便接二连三找到学校要我改编电影。

说实话，除小说、散文外，直到现在我更看重的艺术形式也是电影，而不是电视剧、话剧什么的。电影几乎没有拖泥带水藏污纳垢的余地，艺术表现的天地又无限广阔，电视连续剧可就不是了，磨叽得厉害。话剧没条件磨叽，但表现空间局限得厉害。时间就是生命，浪费了谁的时间都无异于图财害命，我就是因此而看重电影喜爱电影的。电影厂直接找到我改编自己的作品，我当时高兴的心情肯定是难以形容的。最高兴的实际就是可以通过电影更充分地向社会扩大我小说的影响了。那时我是部队作者，便当然同意了八一厂的改编要求，而谢绝了我自己当编剧。这倒不是看不起编剧。我已说了，除小说散文外，其他艺术样式我更看重电影。我所以选择了小说散文创作，是因为我只有一点这方面捉襟见肘的能力。编剧的能力不见得就学不来，但那得丢下本来就没学怎么样的小说本领全心去悟，这就有点像熊瞎子掰苞米了，掰下这穗丢了那穗。我是个能力很小的人，总认为一心一意做好一件事都很难，再三心二意做多件既不是最喜爱也力不从心的事，那就只有一事无成的命了。为了能一事有成，十八般武器我只能光拣刀剑练了。再有，小说是可以独立用武的擂台，你没法滥竽充别人的数，别人也没法和你乱掺和。于是厂里退而提出找个编剧与我合作，我也谢绝了。我认为合作当编剧就是半个编剧，半个编剧的能力你也得放下手里的苞米去练，这就更不值得了。我还认为，合作是很没出息的事。好汉子应该是有多大能力如实地展示，没有才华别盗名。你有没有才华，合作品是看不清楚的，其中有太多推过揽功的空子，弄不好容易很狼狈，弄好了容易狼狈为奸。像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共产党宣言》那样圆满而伟大的事极罕见，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百年不遇的伟人，很难有谁能达到他们那样高的人生境界。即便如此，马克思若不是与恩格斯还有经济方面的深厚友谊，也许就不会有这次合作了。许多合作的署名，多数有一个坐车者。

之所以能推掉半个编剧也不当，还因为我已是文讲所的学员和中国作协会员了，受一群著名同学影响，有了维护自己尊严的强烈愿望和基本条件，我看透了自己只能干成写几篇不成熟小说的事儿。电影再风光，那是导演和演员们用武的天地，一个半生不熟的小说作者万万不该钻到那里边去逞能，到头来落得个尴尬无趣。话又得说回来，小说同行里也尽是令我自愧不如的高手，也没有我显摆的地方。但世上又有几个不爱自己亲生儿女的呢？趁还有生育能力，再生几个小说儿子养着得了。我的亲儿子《枪声》就是不顾高手如林而硬争生出来的。当时军旅小说里已有了如雷贯耳的《射天狼》《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不少名篇了，尤其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的小说更为得宠。而我并没有参战经历，也不是军人世家出身，却又离开学校门就进了军营大门。天长日久的军营生活使我感到，官兵关系是军人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文学使命所必须关照的人的相互关系之一种。小说主要是靠语言描写人的相互关系的艺术，那么，重视官兵关系的主题是符合军旅小说艺术规律的。所谓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之分已被证明是不科学的，还是军旅小说的说法较为合理。可是，当时，甚至延续到现在，一些军内外的评论家们仍以军事题材说法去评论军人生活的小说，战争题材之说就是军事题材之说的变种。用这种说法去写军旅文学史，势必就把一大片不涉及战事的作品抛弃了。这是不公平的。而现代的官兵关系大多纠葛于日常生活当中，非战争的日常生活永远是一个现代军人的绝大部分生活内容。军队建设的难唱曲儿也大多在天长日久的和平等待日子里艰难地唱着。战争与和平的时间比例，战争永远是短暂的。所以反映和平期间官兵关系的作品永远不该忽视。基于此，我才在对越战争小说红极一时之后，安下心来写我关注的熟悉的日常官兵关系来。官兵关系，或者更广泛的军人关系，也是和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都与全社会的发展节奏大致同步地微妙演变着。我把多年的思考与积累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文学大坐标上去定位思索，写成了这篇小说，所以才不仅与广大官兵而且与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共鸣。对于我，这点成果来之不易。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都与《解放军文艺》社有着直接关系，我的思考与积累与《解放军文艺》同步进行，我的这篇小说也是在《解放军文艺》社办的北京南口笔会上诞生的。

出于珍惜自己的心血维护自己的形象也出于私心，我才决心不当编剧而同意由电影厂随便找人去改编的。小说好坏在那儿摆着，就那个样，电影弄得怎么样就没我的责任了。八一厂找到我所在的沈阳军区文化部领导，决定由和我一个创作室的李英杰改编，因为他是电影《黑三角》的编剧。他是个老实人，好人，所以我不厌其烦地和他一起研究，他写完了也帮他看、改。这期间虽然有别人拿出我感觉不比他差的改本来，我还是同意了拍李英杰的改本。定稿时老李仍提出算合作，共同署名，我还是坚持只要原作权，甚至说也可以不标明根据我的小说改编。当然后半句话不是诚心的，还含有一点其他意思。那时一个电影剧本的稿酬只有四千元人民币，原作费（相当现在的买版权费，只有剧本稿酬的百分之二十）约七八百块钱，记不准确了。

电影是在我老部队驻扎的索伦大山里拍的，拍时导演和老部队首长都邀我回去一同吃点辛苦，我真的愿意去，但不是想参与怎么把电影拍好，而是想看看电影是怎么个拍法，长长见识。最终还是没舍得我鲁迅文学院的课程，没去成。可我听说了摄制组同志们和老部队领导和战友们付出的辛苦。师长是我当年所在团的团长，他亲自担任摄制保障组的组长，并总以我的老领导身份自豪地提些建设性意见，参与工作的其他官兵心情如何也可想而知了。

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认为他的作品被改编得理想，这倒不是作家狂妄，确实由于小说和电影的艺术手段不同而造成的。小说作者和改编者和导演的艺术眼光不可能完全一致，谁都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看法的差别必然造成各自感觉上的不理想。《枪声》拍得怎么样呢？比我猜想的要好些，当时的综合条件，拍到那种程序已经很不易了。我比较喜欢那两个演配角的演员，一是“连长”，二是“刘明天”，前者好像是获了当年金鸡奖（或者是优秀故事片奖）的最佳配角奖。导演是八一厂的景慕奎，主演是张国民。该片获了国家优秀故事影片奖和全军文艺大奖，还有一个中国人民大学民间设立的电影“飞马”奖（也记不准了）。几乎同时，小说也获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和全军文艺大奖等。小说产生的影响已让我吃惊不已了，而一经搬上银幕，那影响就更超出了我自己的想像力。北京街头的巨大广告牌上有枪声的字样，不少熟人也从各地打来电话说电影院里正演这部电影，效果不错。我也暗自到电影院看过观众反映，在当时确实就算不错了。不管小说还是电影，一经发表，就属于社会财产而由不得作者自己了。后来十来年，电视台和电影院还不时播演过这部片子。我的老部队守备三师，上上下下不仅把我连同小说电影都看成是他们的，而且这个部队于百万大裁军中消逝之后，天南海北的战友们还以此为纽带相互联系着。有回见到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一个老部队副指导员，他告诉我，他在西安政治学院上学时，一听说要演《枪声》这部电影，他高兴得各屋去宣传，说这片子拍得好，动员大家都去看。结果演到一半下雨了，越下越大，别人坚持不住逐渐跑回宿舍，而我们守备三师的几位学员一个也没跑，直看到最后，并且他们看过几遍了。这事让我永远忘不了。

现在，荧屏早已成了传播媒体的霸权，文学杂志这等传播小说作品的弱势媒体越来越不被重视，我还是保持着和小说传播媒体的旧情，不去沾电影的边儿。改成电影的不一定是优秀小说，最优秀的小说也很难改成电影，这没什么好说的。

说来说去自己还是个奴才，证据之一就是我总摆不脱感谢哲学的奴役。我总是告诫自己，要学会感谢，甚至到了感谢一切的地步。有人向我挑战了，我感谢他帮我提高了应战能力；有人给我制造了障碍，我感谢他帮我锻炼了超越障碍的本领；有谁看不起我了，我感谢他激发了我奋发有为的雄心；谁让我失恋了，我感谢他促我更加自爱……

这么一篇产生过影响但很幼稚的小说，被改编成一部产生过更大影响但也并不十分成熟的电影，没更多好说的了。啰嗦了这么多，不知与命题者的初衷是否吻合。吻不吻合，我还是要感谢《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这么多年了，还没忘这篇小说，没忘这部电影，和作者。

2001年10月31日晚匆匆草毕于沈阳

原载《解放军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