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西方美学中，悲剧理论从来是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都是如此。同样，马克思的悲剧观，也是他美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悲剧观主要体现在他1859年4月就历史题材悲剧《济金根》的评价问题给拉萨尔的信中。[54]恩格斯就同一问题1859年5月18日给拉萨尔的信，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并恰好成为马克思历史悲剧观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55]因此，这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合在一起介绍。

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及其悲剧观念所作的深刻分析和批评，从以下四个方面体现了他们的历史悲剧观念：

第一，以描写历史人物和事件为题材的历史悲剧，应当而且可以有现代意义，应当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通过对历史斗争的真实、深刻的描绘，来总结历史的教训，揭示现代社会变革的内涵。马克思对《济金根》一剧以16世纪济金根、胡登的骑士暴动及其失败为题材是赞成的，因为这一题材同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及失败后的形势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通过正确描写骑士暴动的失败，可以从历史教训中总结现实斗争失败的原因，所以马克思说：以济金根暴动失败为题材，"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这就是说，现代的历史题材悲剧应选择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矛盾，对现代社会革命有意义的历史题材和冲突加以描绘。这是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对现代悲剧提出的题材要求。

第二，现代悲剧应把历史题材蕴含的矛盾斗争同现实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而不应把现实矛盾歪曲、转化为抽象的精神冲突。拉萨尔提出该剧的悲剧冲突是所谓"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的观点，荒谬地把济金根的失败归结为他内心存在着正确、无限的"革命目的"与错误、有限的"革命手段"两种精神之间的冲突，而且他把这种精神冲突普遍化，宣称"不是任何一定的革命所特有的冲突，而是过去和未来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革命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冲突，……无论在1848年和1849年，或者在1792年都存在过的冲突"[56]。换言之，他把这一系列历史和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冲突全部归结为某个领导人内心目的与手段的精神冲突。这一观点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驳，马克思责问拉萨尔："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马克思的意思是，拉萨尔设想济金根只要改变策略、"手段"，起义就会胜利，革命"目的"就会达到，这纯属"幻想"。这就有力地否定了拉萨尔脱离现实斗争，把悲剧冲突归结为个人内心的精神冲突的错误主张。

马克思进而指出，济金根的失败，绝非手段、策略的失误或个人的狡智，而是因为他代表已经过时、趋于没落的骑士阶层，为恢复其在封建社会初期的贵族民主制的昔日荣耀而反对现存社会即更高阶段的封建等级制，"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他反对皇帝，也不是因为要推翻封建统治，而"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不再代表骑士的利益而已。所以，他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那样只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就是说，济金根暴动从目的到手段都是"有限"、错误，违背历史趋势的。这样，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拉萨尔所谓内心精神冲突的悲剧观念。

第三，历史题材的现代悲剧的冲突，应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一命题虽是恩格斯提出的，但与马克思所论述的主旨完全吻合。前引马克思讲到通过济金根悲剧可揭示现代"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冲突"，就明确强调了悲剧冲突应揭示历史的必然性。

此外，从马克思将拉萨尔的《济金根》与歌德所写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认为，两者虽同样写了骑士反对皇帝、诸侯的叛逆者形象，但歌德按骑士叛乱的本来面貌写出了他由于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遭毁灭的历史必然性，因而是正确的。《济金根》则用个人的内心精神冲突掩盖、歪曲了这种必然性。歌德在剧中写了葛兹在不利的情况下，出于保障贵族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并成了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但他在起义军中，始终与农民格格不入，反对农民进行武装暴动，终于与农民发生严重的矛盾。皇帝和贵族领主的队伍趁机打来，镇压了农民起义。葛兹身负重伤，在悲愤中死去。剧中歌德按骑士的本来面貌塑造了葛兹·冯·伯利欣根这个形象。葛兹的反抗不过是骑士的反抗，他反抗皇帝诸侯，却又不能与农民结成真正的联盟，其失败是必然的。所以马克思说，歌德在葛兹"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了骑士阶层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

但是，《济金根》却未写出这种骑士暴乱的局限性，没有写出济兰根不可能得到农民和城市平民支持，因而必然失败的真正的悲剧性原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真正的悲剧因素在于：贵族骑士暴动若想成功，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但农民本身就是否定过时的骑士制度的阶级，因而同农民结成联盟的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必然要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未否定济金根和胡登主观上是想要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济金根、胡登领导的反对皇帝、诸侯的贵族国民革命，如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取得城市平民特别是农民的支持，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但因济金根、胡登所代表的贵族骑士在根本利益上与农民、城市平民的对立，因此在实际上不可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在反对皇帝、诸侯时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最后必然走向覆灭。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批评了拉萨尔对历史的歪曲和唯心主义的悲剧观念，并提出了历史题材的悲剧应揭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一深刻的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还谈到当时的国民运动不仅存在着贵族运动，而且包括农民运动，它们都是反对诸侯的运动，因此不应该像拉萨尔那样让贵族代表在剧中占去全部的注意，却忽视了农民，没有充分表现农民运动当时已经达到的**。当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要求拉萨尔用农民运动去取代对骑士暴动的描写，而是认为，如果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哪怕作为背景获得应有的重视，那么，剧本就能够真实地显示出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从而揭示出济金根命运中真正的悲剧因素；其次，介绍那时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前台表现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十分宝贵的背景，写出封建关系解冻时期，创造出从流浪的叫花子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到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的惊人的独特形象；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剧本"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这是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建议拉萨尔修改剧本，以便使"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得到充分的展示，而且也会使剧本更符合戏剧的审美要求。

第四，对于历史悲剧，提倡"莎士比亚化"，而反对"席勒式"。在《济金根》序言中拉萨尔说："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就在于他们两个，尤其是席勒，首先创造了狭义的历史剧。"马克思针对拉萨尔《济金根》一剧唯心主义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以及拉萨尔贬低莎士比亚，推崇席勒的态度，就"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问题，提出了重要的见解。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拉萨尔历史悲剧的一个重要缺点正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马克思、恩格斯并大力倡导文艺创作应当"莎士比亚化"。所谓"莎士比亚化"主要是指，"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应当说，这不仅是对历史悲剧创作的艺术、审美要求，而且也是对前述艺术地掌握世界方式问题的进一步深化。

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是极为深刻和丰富的，它在一些最基本的美学问题上继承和超越了整个西方美学传统，特点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形成了美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对于当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鲍姆加登：《美学》，1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2] 《论崇高和美两种观念的根源》，英文版Ⅲ：1。

[3] 同上书，英文版Ⅱ：3。

[4] 《论审美趣味的标准》，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

[5] 《判断力批判》（上），47～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6]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47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7] 转引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57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5～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6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

[11] 同上书，9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3页。

[13] 同上书，163页。

[14] 同上书，165页。

[15] 同上书，173～174页。

[16] 同上书，161页。

[17]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267页。

[18] 同上书，281页。

[19] 转引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547～548页。

[20] 同上书，551页。

[21] 同上书，54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58页。

[24] 同上书，58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9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89页。

[29] 同上书，90页。

[30] 同上书，9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9～100页。

[32] 同上书，97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4页。

[35] 同上书，126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1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9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页。

[41] 同上书，28～29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8页。

[45] 同上书，28页。

[46] 同上书，29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8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8页。

[51] 笔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专文论述过自己对"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的理解。由于这种理解未被学术界接受，笔者这里暂"从众"，因为这样可精简篇幅，且不影响对"艺术的"掌握世界方式的阐述。

[5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2页。

[5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9页。

[54]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本节引文均出自这两封信，不再一一注明。

[55] 同上书，556～561页。

[56] 《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27日致马克思、恩格斯的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3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