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的"心理现实主义"与古典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相去甚远，所以在讨论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时，他对于用批判现实主义方法创作小说的作家和艺术家是颇多指责的。例如，他对狄更斯没有好感，在评论狄更斯写的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时，认为小说里描绘的各种性格怪诞滑稽，与现实生活毫无联系；他斥责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是"稀软的布丁"，意即粗俗得提不起来。这样，尽管他重视艺术与生活的联系，但只是叶公好龙而已。在这样的基础上讨论艺术的社会功能则不免会有不痛不痒的感觉。

詹姆斯明确反对把艺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道德、娱乐和教育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艺术应当具有娱乐和教育的社会功能，他说："文学应该或是娱乐性的，或是教育性的。"[5]这样，他对待艺术作品就态度鲜明地要求把它们分为好的和坏的两部分："坏小说和所有涂鸦的画布以及糟蹋的大理石一起被扫进一条无人问津的忘川，或世界后窗下一个广大无边的垃圾堆，而好小说却与世长存，放射光芒，激发我们追求至善的愿望。"[6]他甚至认为，道德观念与艺术观点非常接近，一部艺术作品最深刻的品质将永远是艺术家脑子包含着真和美成分的那些品质。这样，詹姆斯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具有道德教育这样一种社会功能。然而奇怪的是，他一方面强调艺术具有教育作用，另一方面却否认思想有进步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之分。同时，他提出艺术家头脑中真和美的品质可以成为艺术作品中最深刻的品质时，不知是他故意还是在无意之中把善这一进行道德教育最重要的品质忘记了。这样，尽管他大谈艺术的教育作用，但实际上他恰恰把艺术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方面遗忘了，从而也就架空了艺术的教育功能。

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他对艺术批评加以各种限制，使之难以在促进艺术的教育功能方面发挥作用。他认为，我们不能公正地评判艺术家，除非首先承认艺术家的出发点。他指出：作为批评家，"我有标准，有准绳；我没有权利去乱动你的笛子然后批评你的音乐"[7]。他说，当然他也许根本不喜欢你的主题；他也许认为它无聊，或者陈腐，或者猥亵；那样他就完全撒手不理你。然而这无补于事。在詹姆斯看来，批评家只能承认艺术家的主题、思想和出发点，只能表示喜欢或不喜欢的态度，只能对艺术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这样，那还有什么教育作用可言？因为即使对于那些无聊、陈腐、猥亵的艺术作品，批评家也只能听之任之，随便它们到处泛滥而不能加以批评抵制。詹姆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缴了文艺批评的枪，使之丧失对于文艺作品的真正的批评作用，这样既是对文艺批评的错误理解，又是与他提倡的艺术的教育功能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