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和美是詹姆斯一再表示要孜孜追求的根本目标，他的"心理现实主义"理论把"真实"这一概念放在最核心的地位。詹姆斯指出："一部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确试图反映生活。一旦它放弃这一企图，也就是我们在画家的画布上所看到的同样的企图，它将陷入一种奇怪的境地。"[1]假如一个人没有对真实的感受，他就不可能去创作小说，创作其他艺术作品。正是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他对同时代的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加以批评，认为他的小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是对于艺术家神圣职责的"背叛"，是一种"极大的罪行"。在他看来小说的好或坏，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有没有生活，他甚至把小说与历史相提并论，认为小说就是历史。就其对生活与艺术的联系的强调而言，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把小说等同于历史，则表明他在强调生活的重要性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抹杀了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本质区别，这种观点甚至是对于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美学理论的一种倒退。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肯定艺术高于历史，因为艺术能够表现普遍性，而历史则只能表现个别。詹姆斯看不到这一点，从而导致了他把艺术与历史简单地等同起来的片面观点。

从表面上看，詹姆斯对于艺术与现实关系的论述与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十分相似，然而，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到，他的上述观点与现实主义美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差别，实际上，把他的理论称为"心理现实主义"理论更为确切。从根本上说，他对于真实的理解与现实主义美学对于真实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区别。詹姆斯所说的真实其实是一种"细节真实"，他说："我这样说绝不是有意缩小精确的重要性——细节真实的重要性。各人根据自己的趣味说话最好，因此我可以冒昧说我觉得真实感（细节刻画的实在性）是一部小说的最重要的优点——所有的其他优点（包括贝桑先生所谈到的那个自觉的道德目的）都无可奈何、俯首听命地依附的那几个优点。如果它不存在，它们就全都等于零，而如果这些存在，那么它们的效果归功于作者创造生活的幻觉所取得的成功。"[2]詹姆斯把细节的真实强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它作为艺术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显然是片面的。尽管艺术的确离不开细节的真实，但是细节的真实必须与本质的真实，即生活的本质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应当服从本质真实，只有这样，艺术才能真正地忠实于生活，反映生活。由此可见，詹姆斯片面强调细节真实的观点并没有能够正确处理好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实际的艺术创作也会带来不良影响。

不仅如此，詹姆斯还认为，艺术与生活的联系并不是建立在艺术家对于社会生活的敏锐细致的观察之上，运用正确的理论观点加以指导，从而真正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并最终通过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形象地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而是认为艺术家只要通过对于生活情景漫不经心的一瞥，并借助于想象力，就可以认识生活，表现生活。他颇为得意地举了一位英国女作家的例子：这位"天才的女人"有一次在一个牧师家里看到几个法国年轻的耶稣教徒围坐在餐桌面前，一桌饭菜已吃完，仅仅刹那间一瞥，她就在脑子中留下了一幅图画，获得了经验。结果她凭着直接的个人印象，结合她本来所了解的"青年"、"耶稣教"是什么，结果把这一切转化成一个具体形象，创造出一个现实，写出了对法国耶稣教青年的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印象，并备受人们的赞扬。詹姆斯因此认为，艺术家具有的这一种"得寸进尺"的才能是其艺术创作的源泉。他说："根据看见的东西揣测没看见的东西的能力、揭示事物含义的能力、根据模式评价整体的能力，对一般生活的感受如此深刻，你很容易了解它的任何一个特殊的角落的这种条件——这一组才能几乎可以说就构成经验，并且它们在农村在城市都出现，在教育程度十分悬殊的各个阶层中都出现。"[3]其实，建立在这样一种经验基础上的生活真实能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种经验其实就是一些走马观花式的印象，而詹姆斯却奉为至宝。

詹姆斯认为艺术创造就应当从印象出发。他举例说，伊凡·屠格涅夫创作时几乎每次都是从产生某人或某几个人的视觉形象开始的，这种视觉形象也就是一瞥所获得的印象。他还在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的前言中用比喻的方式说明对人生、对世界也应当采用这种"印象"法："面对人生的场面，在一个对于意义和真谛感到好奇的人看来，巨大的灰色巴比伦在表面上很容易就成为一座长满大量能说明问题的植物的花园。当一个留心观察的人在其中走动时，可能产生的故事和值得介绍的人物都会从这密林中出现。"[4]詹姆斯认为，艺术家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对于生活的印象和才能就可以接受生活的暗示，在艺术创作的天地里驰骋，创造出艺术作品。从他对于艺术与生活的论述中不难看到，他的"心理现实主义"美学理论其实并不旨在真实地再现生活，而是企图用根据肤浅的主观印象创造出来的仅有所谓"细节真实"的皮相的生活，达到对于现实加以粉饰的目的。在詹姆斯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他正是这样强调主观经验，往往以上流社会矫揉造作的思想感情为题材，着重描写的是所谓灵魂纯洁、道德高尚的美国富翁，对现实生活起到了粉饰的消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