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是俄国现实主义美学和文学的奠基人，虽然他并未用"现实主义"这个词，而是用了"现实的诗"、"自然派"或"自然主义"等词，可是，他一直在努力阐发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原则。

现实主义美学的最基本原则是要求忠实地再现现实生活，达到毫无掩饰的真实性。别林斯基从19世纪30年代起，就大力提倡这一原则，他强调文学艺术追求"对俄国生活场景的忠实描绘"（《文学的幻想》）[40]；鼓吹艺术要"忠实于生活的现实性的一切细节、颜色和浓淡色度，在全部**和真实中来再现生活"。[41]他明确提出按实际生活的原样来描写生活的现实主义主张："艺术是现实的再现；因此，它的任务不是矫正生活，也不是修饰生活，而是按照实际的样子把生活表现出来"；（《闵采尔：歌德的批评家》）[42]"诗人不装饰现实，不是按照应该有的样子，而是按照原来的样子来描写人"。（《智慧的痛苦》）[43]

这些前期的言论已经把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得比较清晰了。到了后期，别林斯基不仅以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来评价俄国及世界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而且努力倡导和促成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自然派）在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他称道莱蒙托夫"是生活现象的全权占有者，他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把生活现象再现出来"（《莱蒙托夫诗集》，1841年）；[44]他推崇果戈理"凭着艺术本能忠实于现实"，"客观地描写当代现实，把光亮带进它的黑暗"，认为只有"在果戈理的艺术活动忠实于现实的地方，我们才看到天才性的特征"（《对于因果戈理长诗〈死魂灵〉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1842年）。[45]他赞扬普希金的诗"整个浸透着现实；它没有给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它只是把生活本能的真正的美显示出来"，[46]他尤其肯定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里的诗体的面貌"，"是一部真正名副其实的历史的长诗"。[47]（《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1843-1846年）。类似这样的评论真可说举不胜举，这些只是他在俄国大力倡导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若干例证。

到了1848年发表的《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正式用"自然派"命名了从普希金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流派。"别林斯基以毫无什么疑问之处的完整回答了对自然派的一切责备；他用历史来证明现在的文学倾向的必然性，用美学来证明它的完整的规律性，用道德要求来证明它是我们的社会所必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如是说。[48]

的确，从《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直到《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即1835-1847年，别林斯基结合着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从俄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的历史发展实际之中，总结出了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这些美学原则包括：真实性、典型性、民族性（人民性）、完整性。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原则。从上面的许多引文中，我们已经可以见出别林斯基对于真实性的反复申述。

其实，别林斯基的真实性美学要求，从他赞同他的精神导师纳杰日金的"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的论断并多次运用之中就已露出了端倪。而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之中就已经比较系统地阐述出来了。他说："这现实诗歌的倾向，艺术与生活的密切的结合，主要在我们的时代得到了发展，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点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49]这就明明白白地把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要求不仅从文艺与社会的关系上，从认识论上作了说明，而且从美学上确立了真实性的范畴和原则。以后他又申明，"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以真实性、自然性、正确性、现实性来打动读者"，并且指出真实性自有其朴素的美，"朴素是真实的美——艺术作品就是由于朴素才显得是强烈的"。（《玛尔林斯基全集》，1840年）[50]

不过，别林斯基同时还强调了这种真实性是一种必然性的、理想化的真实性，是高于生活的艺术的真实性。他说："诗歌是生活的表现，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生活本身。不仅如此：在诗歌中，比在现实本身中，生活更显得是生活。"[51]他还说，"以虚构为基础的艺术作品高出于任何史实之上，……艺术则是向现实借用材料，把它们提高到普遍的、类的、典型的意义上来，使它们成为严整的整体。"[52]这就是说，艺术应当用理想来指引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应当展示生活的本质，"诗歌主要是生活，是生活的本质，它的所谓最美妙的醇精，高度精汁，精髓"。[53]

这样，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就很自然地从真实性过渡到了典型性和整体性。

还是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别林斯基就把塑造人物的典型性当作现实主义文学的显著特征并作了独特的描绘："创作独创性的，或者更确切点说，创作本身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这典型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作者的纹章印记。在一位具有真正才能的人写来，每一个人物都是典型，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一译为"熟悉的陌生人"——引者）。"[54]以后，他继续阐明："什么叫作作品中的典型？——一个人，同时又是许多人，一个人物，同时又是许多人物，也就是说，把一个人描写成这样，使他在自身中包括着表达同一概念的许多人，整类的人。……奥赛罗是一个典型，是这些嫉妒的人的整个范畴、整个类、整个部分的代表。……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法则：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是整个特殊的人物世界的表现，同时又是一个人物，完整的、个别的人物。"（《现代人》，1839年）。[55]

这里首先说明了典型是具有普遍共性与鲜明个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特别强调鲜明的个性，这是别林斯基反对古典主义（贺拉斯）和伪古典主义（布瓦罗）的类型说而提出的典型观。这种典型观既吸收了黑格尔《美学》中。"这是一个人"[56]的典型人物的思想，又是对俄国现实主义优秀文学实践的美学总结，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熟悉的陌生人"后来在苏联和中国都成为文学典型的代名词，发生了深远影响。

更重要的在于，他还把典型性与现实主义创作联系了起来。他说："'把现实理想化'意味着通过个别的、有限的现象来表现普遍的、无限的事物，不是从现实中摹写某些偶然现象，而是创造典型的形象，其典型性是由于它们所表现的普遍概念所决定的。"（《智慧的痛苦》）[57]这实际上是把典型性作为真实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升华，纳入到现实主义美学原则之中。这就丰富、发展了现实主义美学内涵。

由典型的创造又必然地涉及整体性。他说："诗人的描绘必须不是摹写局部现象（这些摹写便是幻影），却必须是典型；每一个典型为了要变为现象的现实，必须是概念的表现，但同时又是独一无二的，它是生动的、锁闭在自身内的特殊性。"[58]这就是典型的整体性和独一无二性。如他赞赏《钦差大臣》的整体性："《钦差大臣》里没有最好的场面，因为里面也没有最坏的场面，一切都是出色的，都是艺术地构成那统一整体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整体，是通过内在内容，不是通过外部形式而撮成的，因此表现为一个特殊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59]又如他充分肯定了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整体的完备性、丰满性和锁闭性"，并指出，"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的本质，都包含在它从存在的可能性显现为存在的现实性这一有机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每一个部分独自存在着，构成一个锁闭在自身内的形象，同时又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为整体存在着，来促成整体的印象"。[60]这种整体性与现实性相关联，构成了别林斯基关于完整性观点的独到之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完整性与典型性一样，也是别林斯基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此外，别林斯基一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事业就十分关心文学的民族性，为摆脱法国古典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建设俄罗斯文学而奋斗终生，他特别赞赏俄国文学在普希金以后诗歌的独立和果戈理以后散文的发展，称普希金"始终是一位俄罗斯诗人"，[61]"第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俄罗斯诗人"，[62]称赞"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是极度民族性的"。[63]

更重要的是，别林斯基不仅把民族性作为美学基本问题，而且反复强调民族性与忠实反映生活现实（真实性）的密切关系。他说："'民族性'是我们时代的美学的基本东西，正像'对大自然的美化的模仿'曾经是上世纪的美学的基本东西一样。"[64]这无异于说，民族性是现实主义的美学的基本原则。而在具体评论中，他总是把民族性与真实性联系起来："我们的民族性包含在对俄国生活场景的忠实描绘中"；"任何民族的生活都表露在只被它所固定的形式之中，因而，如果生活描绘是忠实的，那就也必然是民族的。""文学是民族的自觉：文学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这就明白无误地把民族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要求当作现实主义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应该说是别林斯基美学思想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