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直至苏联和我国美学界、批评界20世纪80年代为止，别林斯基主要是一个以文学批评为武器的革命家的形象。如美国批评家雷纳·韦勒克就说过："在评判别林斯基时我们应当记住，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指出的，俄国的文艺批评是十分普遍地探讨政治、社会、道德等问题的工具，这主要是由于下述事实：审查制度在对待表面所谓的书评时不太苛刻。别林斯基是社会的一般批评家，他利用一切机会谈论农奴解放、俄国宗族等级制度的迷信和偏见、个人尊严、妇女地位、民族性问题。因此他是完全有意识地在其文艺批评中掺杂了与手头话题只有略微联系的内容。"[21]在韦勒克眼里，别林斯基主要是一位革命的社会批评家，一位借文艺批评鼓吹革命的思想家。然而，在我们看来，长期以来别林斯基作为美学家和批评家，似乎遭到了双重的误解和扭曲，他以文学批评为革命工具的一面被极大限度地夸张了，而他重视艺术的审美本质的一面却被视为他文学批评观点的早期缺陷。这里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实，别林斯基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和文学批评作为革命工具的作用，一直是非常重视文学和艺术的审美本质的。不但在早期，而且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后期，在反对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时，他仍然十分重视艺术的审美本质。

在别林斯基的早期文学批评生涯中，他就十分重视艺术和文学（诗）的审美本质。他在《文学的幻想》一文中指出，艺术是"用言辞、声响、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一般生活的理念描写出来，再现出来"，[22]在此，艺术的审美形式是十分重要的；他还认为，诗歌作为艺术首先不是道德说教，而应有优雅的审美特质，他指出："我们不向诗人要求道德；可是我们有权要求他在嬉戏的时候保持优雅"。[23]他在肯定艺术应有"表现着社会的自觉"，应"为社会服务"的同时，又强调艺术的独立性即审美的自律性，指出艺术"不是作为一个为社会而存在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为自己而独自存在，在自身中具有它的目的和它的原因的东西"，[24]他特别指出，"正像美一样，诗歌——这美的表达者和献身者——本身就是目的，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目的"。[25]换言之，艺术只是有表达美这唯一的、为自身的目的，而不是充当其他处于艺术的事物的工具或手段。这话与纯艺术论与唯美主义似乎很相似，但联系别林斯基其他论文来看，他并未陷入形式主义，他只不过更重视艺术自身的审美特质罢了。正如他明确指出的："美是艺术的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美也就不可能有艺术——这是自然的公理。可是光有美，艺术还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特别在我们今天是如此。"[26]就是说，艺术还有为社会服务的另一面。

关于艺术的审美特质，别林斯基突出地强调了艺术的形象性。他说道："人们首先是在艺术中看到真实，艺术是直观状态的真实，就是说，不是在抽象的思想里面，而是在形象里面；并且这形象不是被制约的象征（像在东方那样），而是肉身化了的概念；这概念表现在形式美里，作为它的充分的、有机的、直接的现象而出现，概念和形式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正像灵魂之于肉体一样。"[27]他还指出："诗人是画家，而不是哲学家。……诗歌用形象诉于灵魂，而这些形象就是那永恒的美的表现。"[28]在别林斯基看来，形象性是艺术审美特质的主要内涵，是艺术区别于哲学、科学的主要之点，这一观点也是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吸收，对于人们认识艺术的特征十分重要。

以上这些属于别林斯基思想前期和转变期的论述充分地显示了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和文学的审美本质的伟大思想，尽管在具体说明中还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些受黑格尔美学思想影响的痕迹，但是，其思想的总体倾向却是正确的，也具有极强的辩证因素，即不仅着重强调了艺术和文学的审美本质，而且也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艺术与社会（道德、政治等）的必然关系。这正是别林斯基作为美学家和批评家的伟大之处。

别林斯基的这种伟大思想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依然贯穿到底，不过此时他已彻底清算了德国唯心主义美学的影响，既肯定了艺术的美学本质，又旗帜鲜明地反对"纯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观。在《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作出了他生命最后一年（1848年）的明确的论断："毫无疑问，艺术首先应当是艺术，然后它才可能成为某一时代的社会精神与倾向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这首诗怎样强烈地反映着现代的问题，可是其中要是没有诗意，其中就不可能有美好的思想，不可能有什么问题，我们能够注意的，无非是执行得不成功的美好的企图而已。""然而，我们一方面完全承认，艺术首先应当成为艺术，同时还以为，把艺术想象为一种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跟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共通点的纯粹的、独立的艺术，这种想法却是抽象、空幻的。这样的艺术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的。"[29]这种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辩证而富有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