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萨里昂·格里戈利也维奇·别林斯基（Bиccapиo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年）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文学批评家，列宁称别林斯基是俄国解放运动中"平民知识分子完全取代贵族的先驱者"[1]

别林斯基于1811年5月30日出生在波罗的海要塞斯维亚堡，父亲是舰队医生，母亲是舰长的女儿。1816年10月，父亲回到故乡奔萨省切姆巴尔县，当了县医。在那里他曾经耳闻目睹了沙皇政府残酷镇压农奴，农奴主无情摧残农奴的事实。1825年，当别林斯基进入奔萨中学时，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这一切在他内心里滋生了对农奴悲惨遭遇的同情，对宣传自由解放思想的文学作品的共鸣，埋下了仇恨农奴制度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种子。

1829年8月，别林斯基进入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与赫尔岑、奥加辽夫、斯坦凯维奇等人同学。1832年9月，由于组织"十一号房间文学社"，撰写抨击农奴制度的剧本《德米特里·卡列宁》，表现出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不满，而被校方以"体弱多病，才能低下"为借口开除。他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暂住在一位远亲家中，靠写小块文章和短期教书勉强维持生计。

1833年2月，别林斯基结识了平民出身的莫斯科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望远镜》杂志编辑尼·伊·纳杰日金，并成为该杂志及其文学增刊《杂谈报》的撰稿人。1834年，别林斯基在《杂谈报》上发表了第一篇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1835-1836年，他参加了编辑工作，他的一篇篇论文使《望远镜》杂志名声大振，订户增加。1836年《望远镜》杂志因刊登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而被查封，别林斯基也因此被拘留，住所被查抄，但因未发现可疑物品才被释放。他又陷入了生活的困窘之中。

1838年至1839年，别林斯基曾主持《莫斯科观察家》（1835-1839年）杂志。1839年《莫斯科观察家》被迫停刊后，他迁居到彼得堡，负责《祖国纪事》的文学评论栏。他的工作使《祖国纪事》成为俄国最受欢迎的进步杂志。

1846年，由于《祖国纪事》的自由主义倾向，别林斯基离开了《祖国纪事》。1847年，他转入《现代人》编辑部工作，主持批评栏，发表了《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重要文章，与涅克拉索夫合作得很好。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也因呕心沥血的工作而日益恶化。

1847年春，别林斯基因肺病出国治疗。1847年7月当他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得知果戈理发表了《与友人书信选》那本美化农奴制度、颂扬封建教会，鼓吹人民服从沙皇和政府的书时，他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和一篇评论文章，以消除此书的消极不良影响。1847年秋天，别林斯基回到俄国。由于旅途劳累，沙皇特务的迫害，严寒风霜的侵袭，他又病倒了。1848年6月7日，别林斯基在彼得堡病逝，年仅37岁。

别林斯基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和逐渐由启蒙主义思想向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1840年5月，别林斯基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残酷的现实促使他的思想的转变。他说过："彼得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悬崖，我的美好精神被碰得头破血流。"[2]1840年10月4日，他写信给鲍特金说："我诅咒我要跟卑鄙的现实和解的卑鄙意向。"[3]这表明了他对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与现实和解时期"的决裂，逐步完成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和启蒙主义政治思想向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因此，可以以1840年为界，把别林斯基的整个思想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833-1840年为别林斯基思想发展的前期。

在别林斯基思想的前期之中，他的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当时在俄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启蒙主义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主导倾向的形成与他的精神导师和事业支持者纳杰日金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纳杰日金（1804-1856年）是19世纪初期俄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美学家。他在哲学上主要是谢林的信徒，在某些方面还与黑格尔的观点相近。"他的哲学的发展是作为从柏拉图主义向在黑格尔关于理性观念自我展开、自我认识的学说中得到经典表述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形式的运动而完成的。"他认为，"美不是别的，正是生活的最高和谐"。他坚决主张，艺术"不是别的，正是自然的再现"!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4]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价他时写道：纳杰日金"在谢林之后继续往前走"，为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打下了坚实的"美学基础"，因而是别林斯基的先驱者和"老师"。[5]

正因为如此，当1837年夏天别林斯基与巴枯宁住在一起时，别林斯基很快就从"哲学门外汉"巴枯宁向他转述的黑格尔哲学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使他的精神有了解放的感觉"，从而他不再把丑恶的现实当成幻影、空虚，而承认其存在，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要主动地与这种现实妥协和解了。因而学术界一般把他1838-1840年这段时间称为"与现实和解（妥协）"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黑格尔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成为了别林斯基思想的主导，黑格尔思想中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和现实主义美学倾向都对他的美学观点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前期的最主要论著是《文学的幻想》（1834年）、《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年）、《论〈莫斯科观察家〉的批评及其文学意见》（1836年）、《智慧的痛苦》（1840年）等。这些前期的文学批评文章，从受黑格尔哲学和美学观点以及纳杰日金的美学思想的影响的主导思想出发，对于俄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也形成了有足够深厚、扎实的哲学和美学基础的文学批评的思想观点，为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美学观和批评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以后，别林斯基在彼得堡这个政治文化中心，目睹了俄国现实的黑暗、丑恶、腐朽，因而他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他曾于1840年12月11日和10日写信给鲍特金，表示"我醒过来了——回想起那场梦来，真是余悸在心"；"我现在天天所想的和梦到的又是怎样同现实作斗争"。[6]随着对俄国现实的认识日益清醒，别林斯基也感到了黑格尔的客观唯物主义哲学体系的致命弱点，因此，1841年春，他在给鲍特金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早就怀疑，黑格尔的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因素，虽然是一个伟大的因素，但它的结论的绝对性是毫不中用的，我宁可死，也不愿跟它们妥协。"（1841年3月1日）[7]因此，他告别了黑格尔的哲学，逐步地转向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尽管这种转变一直到别林斯基生命的最后五年内仍然在不断加速进行，但是，别林斯基的思想在19世纪40年代完成了从启蒙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却是毫无疑义的，这种转变也明显地表现在别林斯基的文学批评中。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如果把别林斯基在1839年《祖国纪事》最后一期所发表的《论波罗金诺之战速写》和1847年《同时代人》第二册所发表的《论〈与友人书简选〉》一文作一比较，我们就会看出，有无限的距离把第一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分隔开来，我们除了觉得两篇文章都是怀着真诚信念的热情而写的，都是这个才禀卓越的人所写的以外，并不觉得在它们之间有什么共通点；而且这一篇的精神和整个内容也是完全和另一篇的精神对立的……"[8]

别林斯基后期的主要论著有：《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年）、《诗歌的分类和分科》、《艺术的概念》、《文学一词的一般意义》（1841年）、《论〈与友人书简选〉》（1847年）、《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1847年）、《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1848年）。这些文章逐步地克服了启蒙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抽象性的缺点，以革命民主主义的批判精神为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为现实主义美学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