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作者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来看，已显示出作者在这方面的自觉意识。

作者的这种自觉意识最明显的表现，是他在《帝王略论》中所作的一系列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的设问。如：

——伊尹相成汤于前，傅说佐武丁于后，二人功业，孰者为优？

——后汉衰乱，由于桓灵，二主凶德，谁则为甚？

——晋景、文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

——中宗（按：指晋元帝司马睿——引者）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俱为中兴之主，比于前代，功德云何？

——中兴之政（按：指东晋——引者），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南朝刘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人君修道，与匹庶殊乎？

——陈高祖起自草莱，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北齐）武成传位，可与魏献文俦否？

——（北齐后主）高纬昏乱，匹与周之天元（按：指北周宣帝——引者），孰者为愈？

——高氏负河海之利，周人固崤函之险，论其智略，孰者为优？

——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在《帝王略论》中，有这么多带有比较性质的设问，绝非偶然。这说明，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自觉地考虑到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否则，将无法解释作者的这种撰述形式和提出问题的方法。

《帝王略论》在历史比较方面的标准，因其所比多是历史人物，且又多是君主，间或也涉及个别执掌国是的大臣，因而多注意于他们的“功德”、“功业”、重大政治举措以及他们个人的“智略”和才能。前者着重于客观效果的评价，后者注意于个人修养的分析，而这二者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从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作者在历史比较的标准方面，还有两点是值得提出来的。

第一，是注意到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的区别，这从作者以司马懿与诸葛亮的相比中看得尤其清楚。

第二，是儒、释、道融合、汇聚的文化意识。作者以佛教与儒家思想相比较，认为：“至于凡俗之法，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为六波罗密，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焉！”[120]他在讲到释、道二教的社会作用时，实际上也是以它们跟所谓“王化”、“舆俗”相比较。他说：“释氏之法，则有空而无滞，人我兼忘，超出生死，归于寂灭，象外之谈也。老子之义，则谷神不死，玄牝常存，长生久视，腾龙驾鹤，区中之教也。至于止恶尚仁，胜残去杀，并有益于王化，无乖于俗。”[121]因此，他不赞成周武帝毁道灭佛之举，认为那简直就像“井蛙观海”一样可笑、可叹。这种观念，很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时代特点。

[1]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2]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3] 《春秋榖梁传·桓公五年》，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4]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5]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6] 刘知幾：《史通》文前《史通原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7]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8] 刘知幾：《史通》卷十《自叙》，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9] 刘知幾：《史通》卷四《序例》，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10] 刘知幾：《史通》卷七《鉴识》，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

[11] 刘知幾：《史通》卷七《探赜》，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12] 刘知幾：《史通》卷八《模拟》，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13] 刘知幾：《史通》卷七《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14] 刘知幾：《史通》卷十一《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

[15] 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见刘知幾：《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6]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昌黎文集》文外集卷二，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67、669页。

[17]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6页。

[18] 李翰：《百官行状奏》，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00页。

[19] 李翰：《答皇甫湜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

[20]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3877页。

[21] 刘轲：《与马植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75～7676页。

[22] 刘轲：《〈三传指要〉》序，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8页。

[23] 刘轲：《与马植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6页。

[2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

[25]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8页。

[26]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27] 刘昫等：《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45页。

[2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宣宗大中二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2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吴兢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29页。

[30]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魏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9页。

[31] 刘昫等：《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0页。

[32]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杜正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42页。

[33]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史官”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96页。

[34]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35]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0页。

[36]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一《史部·政书类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694页。

[37] 魏徵等：《隋书》卷七十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36页。

[38]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71页。

[39]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40]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唐太宗贞观七年”条、卷一百九十八“贞观二十一年”条，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104、6247页。

[41] 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修晋书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7页。

[42] 刘知幾：《史通》卷七《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43]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页。

[44]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页。

[45] 吴兢：《贞观政要》卷一《政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页。

[46] 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故以“人”代“民”。

[47] 吴兢：《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83～84页。

[4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49]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2～293页。

[50]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3页。

[51]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94页。

[52] 吴兢：《贞观政要》卷十《慎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1页。

[53] 参见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1～132页。

[5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66页。

[55] 刘知幾：《史通》卷二十《忤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

[56] 刘知幾：《史通》卷十三《疑古》，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以下不注者，均同此。

[57] 刘知幾：《史通》卷十三《惑经》，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69页。下同。

[5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1页。

[59] 见《柳河东集》卷四十四、卷四十五，是为《非国语》上、下卷。下引《非国语》，不另注。

[60] 以上所引均见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三十一。

[61] 侯外庐：《柳宗元哲学选集》序，见《柳宗元哲学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6页。

[62] 《国语》卷三《周语下》，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3页。

[63] 事见《国语》卷九《晋语三》，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8～329页。

[64] 见《国语》卷十《晋语四》，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71页.。

[65] 见《国语》卷十《晋语四》，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81页。

[66] 见《国语》卷十五《晋语九》，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9页。

[67] 柳宗元：《非国语下》“董安于”条，见《柳河东集》卷四十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84页。按：董安于有“不如亡”之语，意谓“不如无”；宗元释“亡”为“遁逃”，似误。

[68] 见《国语》卷九《晋语三》，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6页。

[69] 见《国语》卷十《晋语四》，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8～339页。

[70] 《国语》卷十四《晋语八》，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53页。韦注：叔鱼“后为赞理，受雍子女而抑邢候，邢候杀之。”“食我既长，党于祁盈，盈获罪，晋杀盈，遂灭邢氏、羊舌氏，在鲁昭二十八年。”

[71] 参见柳宗元：《非国语》的《韩宣子忧贫》、《料民》、《长鱼矫》、《荀息》等篇。

[72]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前代史”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89页。

[73] 《宋史·艺文志一·春秋类》著录：“叶真《是国语》七卷。”见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二《艺文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58页。

[74] 苏轼：《与江惇礼秀才》五首之二，见《苏轼全集》第十七册，文集八，张志烈等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264页。

[75] 宋濂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虞集传附虞槃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182页。

[7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19～3320页。

[77]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78] 柳冕：《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6页。

[79]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4页。

[80]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页。

[81]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82] 班固：《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235页。

[83] 唐初所修八史是《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和《北史》。

[84] 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见司马光：《资治通鉴》文前，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3页。

[85] 刘知幾：《史通》卷二《二体》，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86]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引魏收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87]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4页。

[8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八《裴行俭传附裴光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90页。

[89]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68页。

[90] 柳冕：《答孟判官论宇文生评史官书》，见董诰等：《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6页。

[91] 魏徵等：《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引范晔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9页。

[92]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59页。

[93] 皇甫湜：《编年纪传论》，见李昉等：《文苑英华》卷七百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3876～3877页。

[94] 李翰：《通典》序，见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95] 马端临：《文献通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页。

[96] 《左传》隐公十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0页。

[97] 《左传》襄公三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927页。

[98] 《左传》哀公十八年，杨伯峻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13页。

[99] 参见白寿彝：《史记新论》，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年，第86～91页。

[100]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1] 参见吴兢：《贞观政要》卷一《君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页。

[102]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3]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4]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5]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6] 虞世南：敦煌本《帝王略论》卷一，敦煌残卷（伯2636号）。

[107] 见马总：《通历》卷六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08] 班固：《汉书》卷五《景帝纪》赞，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3页。

[109] 虞世南：《帝王略论》卷二，敦煌残卷（伯2636号）。

[110] 虞世南：《帝王略论》卷二，敦煌残卷（伯2636号）。

[111]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2]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3] 见马总：《通历》卷八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4] 赵蕤：《长短经》卷二《君德》，《读画斋丛书》本。

[115]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6] 犹子，即侄子。《周书》卷二《文帝纪下》记：西魏恭帝三年九月，“太祖（按：指宇文泰）有疾，还至云阳，命中山公（宇文）护受遗辅嗣子。”宇文护，宇文泰之兄宇文颢之少子，其事见《周书》卷十一《晋**公护传》。

[117]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8] 见马总：《通历》卷四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19] 见马总：《通历》卷九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20] 见马总：《通历》卷七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

[121] 见马总：《通历》卷十所引，叶氏梦篆楼铅印本，19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