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心雕龙》本是文学批评著作，但其中的《史传》篇，却对史学展开了全面的评论。这是因为，作者认为历史撰述也是一种文体，自应在其评论范围之内。但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或史学思想史的发展来看，《史传》篇不失为一篇划时代的佳作。

《文心雕龙·史传》篇着重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史书撰述的历史。作者分别列举了春秋以前、战国秦汉时期、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他推崇《尚书》、《春秋》，认为：“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他推崇《史记》、《汉书》，认为：《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汉书》“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他称赞司马彪《续汉书》“详实”，华峤《后汉书》“准当”，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等等。可见，作者并不只是一般性地列举著作名称，而是着意于评论。

第二，是历史编著的要求。刘勰在《史传》篇中指出：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1]

这四句话，表明了史书编纂的基本要求：一是推崇贯通，二是重视揭示盛衰兴废，三是强调制度，四是有益于政治统治。这几点要求，包含了历史编纂在内容、形式、思想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是对自先秦以来历史编纂经验的高度概括。

第三，是明确提出“信史”原则。刘勰在《史传》中进一步指出：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2]

中国古代史家早有恪守信史的思想和追求信史的目标，所谓“君举必书”，就是这种认识与活动的萌芽，此后便凝练成“《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3]的思想原则，司马迁以下，许多史家都遵循这一作史原则。但是，刘勰从史学上看到，也确实有在历史编纂上违背信史原则的现象。他着重从两个方面提出批评。第一个方面，是在对待“传闻”和“录远”问题上出现的偏颇，他指出：“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可见，他对那些在对待“传闻”和“录远”问题上持轻率态度的人，批评是极其严厉的。第二个方面，是在“记编同时”即记近问题上出现的谬误，他指出：“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所谓“时同多诡”，就是记述失去了基本原则，评价背离了客观标准，以至于“寒暑笔端”。由此看来，“录远”和“记近”，都可能背离“信史”原则的轨道。惟其如此，强调“信史”原则就显得更为重要、更为可贵了。正如刘勰在《史传》篇所做的总结那样：“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可以说，这是神圣而又艰苦的事业。

当然，刘勰的《史传》篇也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匿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在这段话里，刘勰还是认可了“尊贤隐讳”的做法，认为这是孔子遗留下来的一条原则，后人应当遵循不悖。其实，这是借用孔子的名义，为当时盛行的名教观念作一个历史的注解罢了。

《史传》篇文短而义多，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上，是第一次以理论概括的形式对史学作了反思，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论，可谓之史传通议。此文虽是文学批评论著中的一篇，但它在史学上的价值是很高的，它对盛唐时期刘知幾《史通》的撰写，有很大的影响。

刘知幾著《史通》，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条件。首先，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很高程度的时间产物。不论是优秀的历史论著所提供的经验，还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曲解历史的著作所带来的教训，抑或是那些良莠参半的历史著作给予人们的启示，都已经有了十分丰富的积累，这使作者有广泛阅读的可能性。据刘知幾自己所说，他自幼读《春秋左氏传》，“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入仕后，“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4]。由此可以看出，丰富的历史文献的积累，较好的阅读条件，是《史通》得以撰写的首要客观因素。其次，是刘知幾自幼培养起来的批判意识。他说：“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他举例说：“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5]由此看来，刘知幾之所以能够写出《史通》这样通论性的史学批评著作，绝非偶然，而是经过多年的思考、积累才能达到的。他回忆在史馆任职时的情景，写道：“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6]这反映了他思考和撰写《史通》一书的经历。再次，是刘知幾在史馆多年，但他的修史工作并不顺利，一则是他的见解得不到认同，再则是史馆工作日渐混乱的局面，也使他清楚地认识到修史中的种种利害得失，从而使他对以往史书的批评更具有针对性和启发性。刘知幾这样写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惟纪录。至于纪传及志，则皆未有其书。长安中，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呼！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7]

从这些并不愉快的回忆中，人们可以窥见作者内心世界的极不平静，也可以看到一部不朽之作产生的精神背景。

最后，《史通》的问世，还有它的学术史条件。刘知幾在《自叙》中分别指出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产生的学术影响，所论举义简当，清晰了然。他自谓：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慸芥者矣。[8]

这里既说明了以往学术史的条件，又交代了当时的学术背景。其要义在于“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显而易见，“辨其指归”重在考察史书思想；“殚其体统”重在考察史书体裁、体例。

如果说，《文心雕龙·史传》篇是从文体的视角对史学进行通议的话，那么《史通》一书则是史学关于自身的通论。从作为通议的专篇到通论的专书，显示出中国史学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大进步。

《史通》作为史学通论，其思想价值表现在关于史学的诸多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史书编著思想，史学批评思想，史学功用思想。

《史通》的史书编纂思想，以求真和规范为核心。《史通》中的《直书》、《曲笔》、《采撰》等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求真思想；《二体》、《序例》、《编次》等篇，反映了作者的体裁、体例思想，这就是“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思想[9]。《史通》的史学批评思想几乎蕴含在《史通》的各篇之中，而在《鉴识》、《探赜》、《摸拟》等篇反映得尤为突出，所谓“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10]，表明史学批评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所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的比喻[11]，表明应以辩证的观点对待史学批评；所谓应当区分“貌同而心异”、“貌异而心同”[12]，表明应从本质上看问题，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等等。大致说来，《史通》内篇的各篇，都或近或远或显或隐分别划分了上述三个方法论原则。

《文心雕龙·史传》和《史通》是这个时期史学前两个时段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前者是在两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早期史学发展的基础产生的，后者是在唐初史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们对于促进中唐至晚唐史学思想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