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幾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他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矣。”他的这些话，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销”，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于是乃有“二体”说。刘知幾所说的“二体”，是断代编年体和断代纪传体。他认为，西汉以后的历史著述情况是“班（固）、荀（悦）二体，角力色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在刘知幾看来，这种认识是不可移易的。显然，他的这种看法，是过于绝对了[27]。

第一，从历史文献学来看。早于《史通》成书半个世纪的《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其乙部（史部）论列史书凡十三个类别，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每一类别皆有小序，考其缘起，述其流别。显然，这十三个分类所囊括的史书，无论在内容、种类、体例等方面，都是《六家》、《二体》无法包举得了的。当然，刘知幾所论“六家”、“二体”，系指“正史”而言。《史通》另有《杂述》篇，专论十种“杂史”，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那么，能不能说，《六家》、《二体》再加上《杂述》，就可“纲维了百代群史”呢？就可以说“史之流品”，“穷之于此”呢？当然也不能。首先，《史通·杂述》篇论说“杂史”，失之过简，与其论说“正史”的篇幅相去甚远，不成比例。这说明刘知幾对“杂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隋书·经籍志》的撰者。其次《六家》、《杂述》所举史书的种类和体例，亦不如《隋志》史部书那么丰富。若将二者作一比较，就可发现：《隋志》之正史、古史、霸史、起居注等类，《史通》皆为正史；《隋志》之杂史类，《史通》则为偏记；《隋志》之旧事类，《史通》则为逸事；《隋志》之杂传类，《史通》则析为郡书、别传、杂记；《隋志》有地理类，《史通》有地理书和都邑簿；《隋志》有谱系类，《史通》有家史类。这是二者的相同（或者说是大致相同）之处。二者不同之处，至少有三点：第一点，《史通·六家》篇，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等书入于“正史”，而《隋志》则均著录于甲部（经部），这是刘知幾的一个创见，开“六经皆史”说之先河，应充分肯定。第二点，《史通·杂述》篇所谓琐言类，《隋志》原著录于丙部（子部）之小说类；此类交叉，尚有数处。第三点，《隋志》史部书中的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四个分类，《六家》、《杂述》不曾论列，这不能不说是《史通》的一个缺陷。从内容上说，职官、刑法等著作，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从体例上说，这些书既非编年，亦非纪传，绝非班、荀二体所能概括。

第二，从历史目录学（史部分类法）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史学的发展，促进了历史目录学的发展。《隋志》乙部的分类方法及著录诸书，是这一发展的记录和总结。刘知幾《史通》中的《六家》、《二体》、《杂述》诸篇，论述史书的分类和体例，但却完全抛开了《隋志》，另创新的格局。这种做法，虽然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却没有在历史目录学史上留下什么影响。自《旧唐志》以下，至《四库全书总目》，其史部分类，大体皆与《隋志》相仿佛，而与《六家》、《杂述》无涉，就是有力的证明。刘知幾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目录学方面，没有能够达到和超过他同时代的前辈学者，这是与他对《隋书·经籍志》的不正确看法相关联的。

第三，从历史编纂学来看。刘知幾分史书为“正史”、“杂史”两大类。他认识到了杂史的重要性，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同时，他也看到了杂史发展的趋势：“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28]但是，他却没有把“杂史”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加以论述。因此，他认为史书的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这个论断，不仅为刘知幾以后的史学发展所否定，而且也不完全符合刘知幾所处时代的史学发展情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所著录的职官、仪注、刑法诸书，多属此类史书。这类史书的编撰者，不一定都是史官，但它们在史部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却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这从《隋志》诸篇小序可以看出。刘知幾对这类典制体史书的发展未给予充分重视，而对他自己所提出的十类“杂史”又不曾详细论列，因而史学的发展只剩下“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了。这就把史学的范围缩小了，使史学发展的道路变窄了。这同《隋书·经籍志》给人们描绘的那幅辽阔的史学发展蓝图比起来，刘知幾给人们提供的这幅蓝图就不免过于局促了。至于刘知幾之后，“三通”的继出及其繁衍为“十通”，《资治通鉴》的问世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纪事本末体的创立和发展，当然都是刘知幾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