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现代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已不是历史本体论问题，而是历史认识论问题。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形态转向分析形态，从近代形态转向现代形态。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其本质就是“反思历史思维”，从而确定历史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克罗齐断言：历史哲学就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22]。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转变为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以及历史哲学研究重心的转换，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却表明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它促使人们自觉地意识到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认识客观历史。

从逻辑上看，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本体论具有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和依据，任何历史认识论总是或隐或显地以某种历史本体论为其立论的依据或前提。批判的历史哲学蔑视历史本体论，并把历史本体论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然而，批判的历史哲学本身仍然信奉一种本体论，即思想本体论。柯林武德之所以强调历史认识是人们在自己的心灵中对历史行动者的思想进行设身处地的“重演”，其立论依据就是一种历史本体论，即历史是思想史。“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23]因此，要脱离历史本体论来谈论历史认识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历史本体论是历史认识论立论的依据，对历史认识论起着导向作用。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历史本体论的真正确立又有赖于对人们认识能力的考察，即有赖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康德之所以能在哲学史上造成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思想：本体论的确立有赖于认识论的研究，对存在本身是非曲直的认识有赖于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正因为如此，康德把近代哲学从形而上学“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观点同样适合于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所提出的“历史科学如何成为可能”这一问题，实际上是“康德问题”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反射”与“回声”。历史本体论如果脱离了历史认识论，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但是，批判的历史哲学是在脱离历史本体论、否定客观历史存在的基础上考察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的。在探讨历史认识论时，批判的历史哲学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场“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

在现代历史哲学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引人瞩目。按照克罗齐的观点，人们都是从当代出发，并依据当代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认识历史的。“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24]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关系。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都是对历史认识特殊性反思的产物。如前所述，历史是已经过去的存在，因而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接触认识客体。认识对象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认识历史活动的特殊性，并使历史认识论的研究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困难。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对这一特殊困难的不同解答，二者都属于现代哲学的观念。但是，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和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又有本质的区别。这一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认为，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化为无，而是以萎缩、浓缩、发展的形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后思索”就是从现实社会中“透视”以往的客观历史；克罗齐则认为，历史研究仅仅是活着的人，而且是为了活着的人的利益去重建死者的生活，不存在“客观历史”。

其次，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器”和“显示尺度”，“从后思索”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实践的“格”以及由实践的“格”升华的思维的“格”；克罗齐则认为，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史学家或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

最后，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是通过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克罗齐则认为，在打上了“当代性”烙印的有限的、特定的历史中寻找“普遍史”，永远不会成功，社会历史“无任何规律可循”。

克罗齐看到了历史认识的特殊性，并提出了建构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他却无力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的“自我意识”建构的过程，人们认识历史是以实践为中介的。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过去历史的延伸、深化和拓展，把实践看作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以现实的实践为出发点去反思过去的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深刻地体现了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内在统一，它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20世纪历史哲学“合流”的趋势——在“复活”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从形式上看，“从后思索”是从结果向原因的回溯，从现实向历史的“透视”，仿佛是面向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意义却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来。这是因为，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既“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又包含着“预示着未来的先兆”之点，从而用“未来”引导现实运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5]因此，从现实社会出发去考察过去历史，“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26]。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马克思“透视”出“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时发现“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7]。

这就是说，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具有双重功能，即立足现实反思过去，把握历史规律；以历史规律为依据预见未来。历史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总体运动，现实既是过去的延伸、深化和拓展，又是未来的起点，它以浓缩的形式包含了过去，又以萌芽或胚胎的形式包含了未来。因此，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不仅能合理地说明过去，而且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这种预见正是以发现和把握历史规律为前提的。实际上，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并以此预见未来。正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中介，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从而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科学的预见。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5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 马克思：《博士论文》，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9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349—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2] [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3]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30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4] 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5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