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思索”就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通过对历史的“透视”和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这里，这一过程必须是从生产方式出发，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的过程。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生产关系即经济结构发生矛盾；随着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是整个社会的“母结构”，只有从生产方式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历史何以沿着这一方向而不沿着那一方向发展，才能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性质和秘密，才能理解各种历史观念的兴衰盛亡。现实的生产方式包含着“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从生产方式出发为我们“透视”历史、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提供了一种客观尺度。这是“从后思索”方法的唯物主义精神所在。

“从后思索”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历史。这种“透视”自始至终受着历史进程的制约，受到认识主体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相对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放弃客观性原则，放弃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

要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首先要以现实社会的“自我批判”为前提。“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14]。

其次，要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要以“完全确定的材料”为前提。认识历史，首先要分析现实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历史资料，确定历史资料的性质、年代、真伪，从而在分析这些已经完全确定的材料中得出“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15]。

再次，要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还要以历史考察为前提。从现实社会去“透视”、反思过去的社会形式，绝不意味着“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现在的各种关系等同于“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或者反过来，把“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等同于现实社会的各种关系。这是因为，“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以“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出现的，现实社会“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过去的社会形式。例如，“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6]。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从后思索”的方法本身就包含了历史考察之点。

“从后思索”首先要确定思索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应当是某种社会关系的典型。换言之，“从后思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选择某种社会关系的典型作为思索的出发点。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7]这种“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实验室方法是自然科学的根本方法。问题在于，这种实验室方法在历史科学中无法实现，因为不存在一种“纯粹形态”的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不可能在“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但是，历史中的各种社会关系都有其“典型”形态，因而哲学家、历史学家可以在某种社会关系表现得最充分、某些经验事实全面展开的社会单位——社会典型中，分析历史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的典型分析法。

在考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时，马克思就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法国为“从后思索”的出发点的；在考察“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时，马克思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为典型，并以此为出发点的；在考察东方社会时，又是印度和中国为典型，并以此为出发点的。在马克思看来，中国是东方社会的“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18]。典型分析是“从后思索”的出发点。典型分析实际上就是历史科学中的实验室方法。正如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方法不断深化人们对自然过程的认识一样，历史科学中的典型分析方法也不断地深化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从后思索”的第二个要求是对所要认识的社会关系进行“普照的光”式分析。

社会运动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和中轴的总体运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使各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从属于自己，并决定着各种社会要素之间的比例和社会的整体结构。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就是该社会的“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9]这就是马克思的“普照的光”式分析法。

马克思的分析法要求人们在“从后思索”时，要捕捉社会的“普照的光”，即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发展了的”或“萎缩了的”社会关系，分析在现实社会已经成为“残片”的社会要素，从而把握该历史中的社会关系、社会要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中的“普照的光”也必然处于变化之中，新的“普照的光”会在历史运动中产生出来，并会形成新的社会要素、社会关系及其总体结构，这同时又是过去的社会要素、社会关系发展起来或萎缩下去的过程。捕捉现实社会以及过去社会形式的“普照的光”，就能使我们从根本上和总体上把握历史运动。

“从后思索”的第三个要求是逆向溯因。

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把发现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原因看作自己始终不懈的任务。研究历史就是要解释历史，而解释历史首先要发现历史事件的原因。“探赜索隐”，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的共同要求，也是现代历史学家的共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每一有关历史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什么是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来进行的。现代著名历史哲学家卡尔的这句话很有见地，它道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人们在实际认识历史时，却不可能从原因推出结果。这是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产生历史事件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中重新模拟这些原因。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的原因，只能走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逆向溯因。

逆向溯因并不是按照今天——昨天——前天的严格逆向次序进行的，而是首先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在“完全确定的材料”的基础上，寻找“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20]；然后从现实社会出发，飞跃到被考察的对象上，“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21]，并在这个过程中考察现实的社会关系同过去的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这样，就能发现历史运动的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原因。

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无论是分析典型、捕捉“普照的光”，还是逆向溯因，都必须使用科学抽象法。在历史科学中，科学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只有借助于“抽象力”，才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解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才能“指出历史资料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从而“复活死去的东西”，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这样，才能深刻而准确地从理论上“再现”客观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