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以至整个私有制社会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承担着维持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只有极少数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机会。此时，社会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才能得到发展，换言之，极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绝大多部分人的不发展为代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22]。如果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体现的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尺度，那么，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体现的则是唯物史观的价值尺度，体现的是唯物史观的人文取向，即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终极存在的双重关怀。这是全部哲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关怀。

人类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从人的依赖性、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逐步达到人的自由个性的过程。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3]

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种历史形态中，个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定自然共同体的成员，直接依附于这个自然共同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24]个人对自然共同体的依赖关系，具体体现在个人对自然共同体代表人物的从属关系中，而自然共同体内部依靠宗法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则造成了普遍的人身依附关系。社会的每个成员在这个关系中既不独立，也没有自由。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在这种历史形态中，个人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独立性。但是，个人获得的这种独立性是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异己的物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个人只有掌握资本才能获得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25]。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方面出现了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产生了社会分工。分工使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劳动与享受、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成为可能，而剩余产品的出现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同时，“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6]。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反过来成为一种“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同他对立的力量”，反过来压迫人、支配人，这就是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就已经出现了。在“人的依赖性”的社会形态，个人没有独立性，劳动者仅仅被当作劳动的自然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27]这就使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关系异化为人与物的关系，即劳动者被当作物（劳动的自然条件），被不劳动的剥削者所占有和支配，对劳动和劳动者来说，这就是异化。但是，这种异化仅仅是社会部分成员的异化，还不是社会每个成员的异化。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阶段，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为货币关系。换言之，个人劳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得到货币，个人的需求必须依靠货币购买商品才能得到满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依赖性转化为对货币的依赖性，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物化形态。

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本来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但它出现之后，对于每个人来说，则成为一种外在的关系，并作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支配着个人的命运，使个人成为受外在因素摆布的“偶然的个人”。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不仅受货币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而且还受资本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剥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受货币这种物化的社会关系的统治，都受到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支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28]这是人的普遍异化的历史阶段。

在人的普遍异化的状态下，人的发展也出现了普遍的片面化，每个人都成为“片面的人”、“单向度的人”。

首先，私有制和强制性分工使每个人的活动范围都固定化了，个人能力的发展因此也片面化了。“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9]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则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一部分人成为头脑发达的脑力劳动者，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四肢发达的体力劳动者，而且机器的使用使人的片面发展更为畸形化。

其次，在大工业和竞争中，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人被分化为有产者与无产者、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不仅工人不可能全面发展，而且资本家也不例外。“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30]私有制使个人只关心自己和社会的区别，而不顾自己和社会的联系，个人片面发展了自己的自我性，而忽视了自己的社会性。

再次，物化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片面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的活动目的片面化为单纯地追求金钱。“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31]由此，人的需求片面化了，人的全部感觉变成了单纯占有物的感觉，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2]的阶段，是同社会发展中的时间经济或产品经济相适应的。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对个人来说不是“虚假的集体”，而是“真实的集体”；社会关系不再作为异己的力量支配人，而是置于人们的共同控制之下，成为实现自由个性的形式。

只有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3]。在这种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扬弃人的异化，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力的总和，消除私有制。“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34]只有这样，才能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人的自由个性。

我们应当明白，人的异化不是人向非人的转化，而是人们还没有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并将这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置于自己的自觉控制之下造成的；人向全面性方向的发展，也不是什么人性的复归，不是什么人的全面本质的失而复得，而是通过创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面的社会关系全面创造并占有自己的本质，通过社会全体成员合理运用自由时间实现自己的自由个性。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发展的全面性，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发展的全面性和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35]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个性，需要充分的自由时间。与近代科学、近代哲学以及古代哲学都不同，唯物主义历史观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去理解时间，强调“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即时间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明确提出时间是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36]。

在我看来，时间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是因为时间能够体现人的生命特点和生命价值。具体地说，人能够按照自身的标准来减少不能体现自己生命本性和发展要求的活动时间，增加能够体现自己生命本性和发展要求的活动时间，从而为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创造条件。

“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37]正因为时间以人的活动的形式存在着，所以，伴随着人的活动的发展和分化，必然是人的活动空间的扩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活动逐渐产生分化，从生产活动中分化出交往活动，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精神交往……每一种活动不断分化出新的活动领域；这种活动的不断分化和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必然造成人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的不断扩展；每一次活动的分化和交往的扩大又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关系的形成，人与人之间新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一句话，标志着人的新的活动和发展空间的建立。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由时间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大小，而自由时间在量上又直接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38]。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人的活动和发展空间。对个人来说，自由时间的扩大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活动舞台，舞台越大，发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人类而言，整个人类的发展无非是对自由时间的运用，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才有整个社会的更大进步，才有人类能力的更大发展。

“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39]因此，时间节约的规律便成为调节社会生活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个规律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改变而被消除，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一规律实现的社会形式。“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40]时间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首要意义，正是由这种规律的首要性决定的。换言之，时间节约的规律也是人的发展的首要规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节约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是创造了人的发展的空间。

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时间的创造与占有并不是统一的，相反，二者却是背离的。“社会的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非自由时间的产生，是靠工人超出维持他们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延长的劳动时间的产生。同一方的自由时间相应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时间。”[41]

私有制和旧式分工使劳动者被迫承担整个社会的劳动重负，他们创造了自由时间，却不能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没有获得相应的发展空间；而不从事劳动的社会成员却凭借占有生产资料的地位，通过侵占剩余劳动而占有和支配着自由时间，由此获得了相应的发展空间。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剥夺众多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为基础的，少数人的发展是以多数人的不发展或片面发展为代价的。这种自由时间创造与占有上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极端程度。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工人的剩余劳动生产出剩余劳动时间、自由时间。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自由时间却为不劳动阶级所占有和支配。“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42]“剩余产品把时间游离出来，给不劳动阶级提供了发展其他能力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因此，在一方产生剩余劳动时间，同时在另一方产生自由时间。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43]

“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44]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使生产劳动从“奴役人的手段”转变为“解放人的手段”，从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而要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就必须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和支配自由时间。

“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45]，而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46]。这种支撑自由发展、提供自由时间的自由的活动，不再是维持“单纯生存”、体现人的生存“自然的必然性”的自发活动，而是人为了发展自身的能力、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自主活动。要从这种自发活动转向自主活动，“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47]。“工作日的缩短”所提供的充裕的自由时间，联合起来的个人对这种自由时间的占有和支配，最终使劳动由人的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目的，从而实现劳动意义的革命性变化。这一革命性变化将消除异化劳动，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我们站到了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3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7] [美]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6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

[8] [美]赖特·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1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5—116页。

[12] [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1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3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6、27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见[美]查尔斯·K.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15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2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4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0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20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2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