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首先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首先实现的。造成这一历史“倒转”现象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国家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是在西方开始它的矛盾进程的，但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以整个世界为舞台进一步展开其矛盾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冲击、影响、渗透到东方国家。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在20世纪已是一个可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19世纪。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开拓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0]。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越出了在各个民族或国家那里“单独进行”的境地，而成为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所谓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的宏大背景中进行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

在这样一个整体运动中，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形”，某些落后民族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便会较快地达到激化状态，并产生同发达国家“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然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1]。

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推动和引导下，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就能够缩短某一历史进程或跨越某种社会形态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之所以能够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首先实现，其根源就在此。

20世纪初，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四起，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的背景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从而使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从俄国国内的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同时存在，但相对于西欧来说，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政治范畴上属于东方国家。同时，俄国已被卷入到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体系，并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广泛渗透和深刻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产生了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这就是同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处于激化状态，使俄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成为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俄国无产阶级把握到了这一历史趋势，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俄国的发展走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即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走到了世界历史的前列。

实际上，这种“奇特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俄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奇特的道路”背后深藏着的，就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一历史规律。

俄国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实现进程的起点，开创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然而，东欧剧变又使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福山等人以此来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两个必然”，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12]。

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失败来否定当年的成功，就像不能以某个人后天的夭折来否定他当年的出生一样。处在强大、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由落后国家开始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不可能没有旋涡、没有挫折、没有反复，甚至会出现逆转和倒退。问题在于，在出现逆转、倒退的国家，随着新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必将同时出现一个被雇佣的工人阶级；随着资产阶级重新处于统治地位，必将伴随着工人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将由此重新开始，“两个必然”将在改变了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起作用，历史没有也不可能终结。

俄国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则越过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向社会主义。造成这一更为“奇特的道路”的，同样是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这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然性的特殊表现形式。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具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落后与先进并存，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占90%，现代工业仅占10%。前者属于落后的生产力，它“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后者属于先进的生产力，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并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的总体生产力，并使之具有二重性。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两个中国之命运”本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中国冲击、渗透和影响的结果。因此，中国未来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世界历史的走向。

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轨道的。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一方面在中国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种畸形状态。“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是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13]这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然而却是一个事实。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

从世界历史看，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处于激化状态，经济危机不断发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从而向不发达国家显示了资本主义“未来的景象”。同时，“十月革命”又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走向，并启示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走俄国人的路”。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运动以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之中。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化、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和影响，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种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进程的根本制约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它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既产生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类似的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殊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

这种种矛盾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之网。其中，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在中国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形式。也确实如此。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就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中介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找到一条实现“两个必然”的具体道路。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有的人总是不顾及历史的必然性而沉湎于“如果……就……”的假言判断中。在他们看来，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就不会如此落后；如果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资本主义，今天就如何如何。然而，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它并不以“如果……就……”的公式为转移。实际上，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就……”的判断是永远不能被验证的，因而是没有科学意义的。沉湎在这种研究方式中，我们得到的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虚幻的历史。这绝不是误认风车为妖魔的堂吉诃德式的战斗，而是实实在在的两种历史观，即唯心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