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同于自然。在社会领域中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经过思虑或凭**行动并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犹如横跨在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产生之前，即使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的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开始探讨社会历史时，几乎都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唯心主义的深渊，从而制造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

社会又离不开自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产生就有其自然前提。现代科学证明，人和人类社会是从古猿及其动物联合体的生物学结构演化发展而来的。古猿的生存环境、体质形态、群体结构，构成了人和人类社会形成的自然前提。

从生存环境看，由于当时气候条件的变化，以及热带草原向森林的“进袭”，古猿的生存环境有一个从林栖到地栖，直至完全转入开阔热带草原的演变过程。与生存环境的这一演变相适应，古猿的行为方式发生转变，并促使其体质形态和群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从体质形态看，古猿从林栖转入热带草原生活后，逐步开始两足直立行走。尽管这种直立行走的步态不如现代人那样稳健，但是，这一变化对于从猿到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扩大了视野，另一方面，它使解放了的前肢可以随时握有合用的天然工具或武器，从而使古猿适应环境的能力——取食或自卫的能力迅速增长。在这同时，猿脑的结构开始发生重组，脑容量缓慢扩大。这些都为人类的产生在体质上奠定了自然前提。

从群体结构看，古猿的群体结构向着大规模和严密化的方向发展。转入热带草原生活的古猿，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防御猛兽并进行群体狩猎，这两种行为方式要求群体有组织地协同行动，形成足以和猛兽正面对抗的自卫力量。而且对于古猿来说，越是过地栖生活，越是走向草原，群体的规模越大，组织程度也越严密。在这个过程中，古猿群体结构逐步形成两个新特征：

一是古猿的协同行动是依靠面对“首领”的定向方式实现的，即每一个群的成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首领的一个或几个古猿身上，全群的行动都直接以首领的意志和行为作为标准，这就更能保障全群活动的协调一致。

二是面对“首领”的定向方式又主要借助于群内原先已有的协作互助关系来实施，即通过姿态、手势、声音等相互理解后加以推行。古猿的群体结构是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借以发生的生物学前提。

转入热带草原生活的古猿群体结构的新特征在两种行为方式——御敌和狩猎的进步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前提。

现代科学从生物学方面解答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得出了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结论。但是，构成社会主体的人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体。人固然是自然存在物，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存在物；从猿到人的转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飞跃的根本质变。

转入热带草原生活后，古猿在体质形态和群体结构上的变化只是为人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提供了自然条件，人和人类社会产生的内在机制与现实基础却是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它既是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基础，又是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界的标志。在人和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劳动创造人的原理，在肯定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开了猿如何变成人的奥秘。

劳动是专属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范畴。劳动是人类对自然界的积极改造，其根本标志是制造工具。在纯粹的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劳动。但是，劳动却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自然界的高级动物——古猿的活动中，它有一个从古猿动物式的本能活动向人类劳动的演变过程。具体地说，出于生存的需要，古猿把天然的树枝和现成的石块作为工具，用来觅取食物、构筑巢穴、防御其他兽类的袭击，并以此从事经常性的狩猎。现代科学证明，这种具有较严密组织形式的集体狩猎成为对人和人类社会具有决定作用的活动方式。“猎取大型动物是人和人类文化借以确立起来的决定性因素”，“人首次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物种，是作为狩猎者”。[2]

古猿的这种动物式的本能活动经过长期发展转变为人类祖先的“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3]。这种劳动形式对于从猿到人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中介作用。

首先，它促使前肢已经得到解放的古猿越来越多地利用自然界现成的“工具”从事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这种本能式的劳动反过来又促进了手和脚的专门化发展，使前肢更灵活、更精巧，逐渐使猿“手”具备了变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手的可能性。所以，恩格斯认为，“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的具有改造作用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4]

其次，它促使古猿的“脑的结构重组并缓慢扩大”，同时使古猿心理不断发生变化，并对周围所感知的环境产生一种意识。古猿的群体活动形式犹如一个“知识库”，它使古猿“在生活中得到知识，从一代传给另一代，个体在群体中，可以比在单独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知识”[5]。这种知识或这种意识虽然只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然而却是人类意识的发端。正是在这种劳动形式的推动下，猿脑开始转变为人脑。同猿脑相比，“人脑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扩大，而且被重新建造了。实际上可以说是脑的重建发生在前，随之而来才是脑的扩大（与神经元的大小的变化，分枝及密度等的变化相联系）”[6]。

可见，在这种“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劳动形式”中，人的体质形态、心理特征以及意识开始形成。因此，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劳动创造人的理论不应理解为，似乎在人形成之前就存在着某种“劳动”，然后由这种“劳动”把人创造出来。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劳动”和“人”都不是某种预成的、超历史的东西，而是处于发生和演化过程中的一种活动形态，是正在形成中的劳动和“正在形成中的人”。这种“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人类形成的开端。正是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随着“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的发展，一种制造工具的活动逐渐经常化、固定化，成为一种必然的和普遍的现象。“工具的制造也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活动。”[7]具体地说，制造工具必须通过特定的中介，即制造工具的工具，如打制石斧的石块，刮削木棒的石片等，这是人以外的动物即使是最高级的动物所不能的。

因此，制造工具是真正的人类劳动的标志，也是“人猿相揖别”的标志。以制造工具为标志的劳动是专属于人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占有自然，同时又结成一定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8]

劳动的这些特点，使它成为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就是说，“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9]在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飞跃的过程中，劳动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劳动不仅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分离开来，同时又把二者联系起来，即劳动不间断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使人类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