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形态》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准确地说，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生产关系在《形态》只是大致形成，而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形态》中也未直接确定下来。换言之，在《形态》中，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还未得到严格的科学规定。最终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哲学的贫困》的特点是严谨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的辩证方法。马克思后来评论这本书说：“我们见解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38]

之所以说生产关系范畴在《形态》中只是大致形成，一是因为《形态》提出所有制就是由分工所决定的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但又没有明确所有制关系又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运转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关系；二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具有多义性，它有时同生产力的含义相类似，有时又包括人口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有时还指直接生产活动中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三是因为《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主要是用“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的术语表述的，然而，交往形式不仅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而且还指战争、保险公司这样的事物，其含义类似社会关系，“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但不等于“生产关系”。

在《形态》中，马克思只是相应地考察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力与所有制的关系，表述了这样一种从属关系，即生产力—生产方式—交往形式，生产力—分工—所有制形式。如前所述，《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概念包括物质交往，有时又类似生产关系的概念；《形态》中的所有制概念的内涵与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具有一致性。因此，“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原理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形态》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但是，交往形式或交往关系的概念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关系概念，也不是生产关系内容的准确表达；所有制形式在《形态》中也未被直接规定为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个人与生产资料关系。因此，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的原理并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严格地说，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相当于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而生产力决定所有制形式只是具备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形态》只是大致确立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对这一原理的认识尚未完全成熟，也未直接作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

《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则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科学概述”了生产关系范畴。

从内容上看，《贫困》直接把所有制关系规定为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不断生成的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制是占有的一定社会形式，存在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过程，体现并实现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结合中。否则，所有制无从谈起，只能是空的。而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是同一概念。所有制不过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

针对蒲鲁东把所有制形而上学化，马克思在1846年12月《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制的东西”[39]。《贫困》进一步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40]

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生产关系则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统一的整体，即“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41]，这表明，《贫困》中的生产关系的含义，已经突破了把生产关系理解为人们在直接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的局限，把它推广到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经的几个环节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这种观点同马克思后来的经典论述是完全吻合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生产关系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42]。因此，《贫困》确切地规定了生产关系的内涵。

从形式上，即术语的表达上看，《贫困》直接并完全用“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来表示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关系，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从此，“生产关系”这一术语成为表达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经济关系的惯常用语。

把《贫困》中的生产关系范畴同《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前者继承了后者，即都是结合着生产力来说明生产关系，但二者又有区别：在《形态》中，生产关系范畴未得到确切规定和准确表达，而在《贫困》中，生产关系内容的确切规定和术语的准确表达首次达到了统一，即达到了“科学的概述”。

由于科学地制定了生产关系范畴，所以，马克思在《贫困》中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明确性，“科学概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生产关系范畴的科学制定，为直接规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前提。因此，《贫困》直接考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明确指出“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并认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43]

这里的论述可以说是简练、明确而科学，清澈见底地向我们展示出物质生产的内在机制，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明白无误地向我们说明了社会关系的全部秘密，即生产力（人和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显而易见，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贫困》中完全成熟，并首次作了直接而科学的表述。

与此相关，《贫困》又以其深刻的思想、精彩的表述对《形态》中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作了“科学概述”。

第一，生产力的状况决定阶级的状况。“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44]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为了解放生产力，“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从前的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45]。这就明确告诉我们，生产力的状况决定阶级的状况。

第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46]

第三，阶级斗争必然导致全面的革命。“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47]因此，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进程中，无产阶级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次“全面的革命”，从此，“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48]

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原理为基础，《贫困》又“科学概述”了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即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49]。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力状况必然产生一定的生产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50]因此，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形式，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51]即使人本身的需要也“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52]。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历史的“剧中人”。

人又是社会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按照《贫困》的观点，“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同时，“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53]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历史规律也不是凌驾于人们活动之上的超然物，而是人们活动的产物，并且需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将**然无存。“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社会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54]在这个意义上，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因此，在《贫困》中，马克思提出，只有把人同时当作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才能发现真实的历史，才能达到历史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55]这就既批判了唯心主义，又批判了形而上学。

在完成了对《贫困》主要内容的具体分析之后，我们再回到对《贫困》的总评价上，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包含着内容丰富而又具体的明确看法了。

在我看来，《贫困》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史的结束。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既然是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那么，对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理解的成熟程度，也就是唯物史观本身成熟程度的标志。应该说，《形态》第一次全面地描绘了唯物史观的轮廓，但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在此并未得到确切规定和准确表达，而中心范畴的清晰、核心观点的明确是任何一个科学体系完全形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形态》并未完成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贫困》第一次使唯物史观的中心范畴和核心观点达到了思想的完全成熟和术语的准确表达的统一，并以此为基础，“科学概述”了阶级斗争理论和历史研究的“真正的出发点”。

至此，唯物主义历史观才真正完成了其形成过程。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分别对《形态》和《贫困》作出评价：对唯物史观，《形态》只是“弄清问题”，《贫困》则作了“科学概述”。“弄清问题”和“科学概述”这八个字的评价很有分寸，极其准确，它充分说明《形态》和《贫困》在唯物史观形成史上的不同地位。这是其一。

其二，《哲学的贫困》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诞生和人类思想史伟大变革的实现。根据史实，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只是在1847年的《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即《卡尔·格律恩》那一章，而它关键的第一卷第一章，即论述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费尔巴哈》那一章，在1924年才首次发表。把当时尚未发表又未发生实际效用的著作作为唯物史观诞生的标志，没有实际意义。

这表明，直到1846年，马克思还没有公开树立起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旗帜，最多只是“自己弄清问题”。换言之，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此时仍是可能，还未转变为现实。《贫困》不仅“科学概述”了唯物史观的观点，而且它在唯物史观史上还有一个特殊地位，即它于1847年公开发表。这样，在1847年，马克思就公开树立起唯物史观的旗帜，使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变成了读者的财产，载入了世界史册。

因此，《贫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诞生的标志，并使人类思想史的伟大变革从可能变为现实。如果说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理性统治世界”命题标志着唯心史观统治历史理论的开始，那么，马克思公开发表《贫困》则宣告了唯心史观统治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