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1843年之前，马克思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从1843年起，马克思开始从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正如马克思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所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1]。实际上，马克思自己就是“醉心于国家的人”。

正是从解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开始了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程。具体地说，马克思是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开始创立唯物史观历史进程的，其标志就是《批判》提出两个重要命题，即“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政治国家……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2]

当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本身还不能说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观点，因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真正了解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和性质，还是从所谓的人的本质来理解市民社会和财产关系的，即把市民社会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或“人的本质的客体化”。但是，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却标志着唯物史观开始形成。

这是因为，马克思在《批判》中不但批判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而且这种哲学批判是与历史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这一时期理论活动的特点，就是哲学批判与历史研究的有机结合。这是其一。

其二，把市民社会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显然有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色彩，但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成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又包含着反对把人看成是脱离社会的纯粹自然存在物的观点，同时，《批判》已开始对人的“社会特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显露出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新趋向。

其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命题是具有发展能力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就是这一观点延伸和深化的产物。

因此，《批判》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史上的第一个起始原理，即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因而成为唯物史观开始形成的标志。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史上处于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从唯物史观形成的角度来看，《手稿》提出了如下具有突破性的观点：

第一，把实践与劳动、生产以及“工业”结合在一起，发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形式及其特征。

按照《手稿》的观点，人的实践活动是对象性活动，不包括对象性的活动不是真正的实践活动，正是改造自然的活动及其产物证实了实践活动是对象性的活动；同时人的实践活动，又是社会性的活动即“类活动”，在实践中，人不仅同自然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且人与人之间也要发生一定的关系，在社会关系之外，不可能产生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从“生命活动性质”的视角分析了人的本质，发现人的本质是劳动。

《手稿》认为，考察人的本质，首先要分析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殊性，因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3]。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形式相比，人的生命活动形式就是劳动。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人是“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统一，是一种“总体存在物”。这种“统一”和“总体性”正是在劳动中形成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4]

第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人类历史，发现了历史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

按照《手稿》的观点，“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5]。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可谓言简意赅，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说明了历史主体与客体的形成及其关系是以劳动为基础和中介的，历史是以人对自然的改造为基础的，其本质就是实践，即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它蕴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社会发展是人的自觉活动过程和自然历史过程的统一。既然历史是通过劳动形成的，而劳动又是“有意识的类活动”，那么，历史当然是人的自觉活动的过程；既然历史又是自然界对人生成的过程，而人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

第四，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剖析社会结构，发现了社会的物质基础。

《手稿》一方面反对把社会看作抽象的脱离人的独立实体，认为“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结构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其中，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

把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意识形式看成受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所支配，是被决定的因素，也就找到了它们的真实根源，发现了社会的真实基础。这样，《手稿》就深化、扩展了《批判》提出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当然，《手稿》还没有深入到物质生产的内在结构，还没有把握物质生产本身运动的“普遍规律”是什么，还缺乏对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的机制和过程的科学说明，因而“物质生产决定上层建筑”命题的内涵还较为笼统。

可见，《手稿》是一部过渡性著作，它既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史上第一个起始原理的深化和拓展，并为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全面制定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它本身又尚未达到唯物史观的科学形态。

马克思以后的思想发展，一方面在理论和方法上摒弃了《手稿》中的一些观点，另一方面又沉淀了《手稿》已经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说，是沿着《手稿》开辟的从人的实践活动中寻找历史发源地这一方向前进的：通过揭示物质生产的历史作用，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规定性；通过肯定人的主体作用，发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这两方面的进展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集中体现。《神圣家族》明确地把“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从“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去理解历史，并从“实物”中发现了“人的存在”和“人对人的社会关系”。[8]同时，它又肯定了人是历史的主体，认为历史本质上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并从中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的扩大”[9]。马克思因此踏上了全面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进程。

《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理论活动的特点仍是经济学研究与哲学批判的有机结合，这两方面的工作体现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前者分析和解剖了作为现代历史基础的“工厂制度”，把工业劳动本身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区分开来，开始探讨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后者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人的本质、人与环境的关系，等等。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结论是：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0]这一结论是对社会的起源和基础、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和社会发展规律特点的高度概括。社会是人类活动的领域，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社会，并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物质生产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但不是社会生活的唯一内容，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包括科学、实验与艺术创造，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人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发展规律并不是凌驾于人类活动之上或存在于人的活动之外，而是形成、存在并实现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表现为一种最终决定人类行为结局的力量。

“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这一观点是对《手稿》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思想的深化。劳动内在地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但直接决定人的本质，并把人与人区别开来的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的提出，表征着马克思已深入到劳动过程的内部，从实践活动中发现了人的社会关系，从社会关系中找到人的现实本质，从而从人与动物的区别进入到人与人的区别。这样，马克思终于突破了个体和类的框架，从人的“类本质”转向人的社会本质。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2]人与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的关系，是近代历史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自从爱尔维修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与“人的意见支配环境”之后，近代历史哲学家无一不在这个矛盾之网中挣扎。黑格尔用思辨的逻辑把二者的矛盾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问题只是转移而没有解决。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置于实践的基础上，从而真正发现了人与环境，即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现实基础，打开了走向历史深处的大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总共11条，全文不过1200多字，但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可以说是马克思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纲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13]，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4]。

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全面展开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即全面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

《形态》确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出发点。

按照《形态》的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就是物质实践。物质实践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以缩影的形式蕴含着、体现着社会结构。因此，唯物史观必须注意并高度重视人的实践活动，并以此作为理论出发点。《形态》指出：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就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完整地描述历史过程以及“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15]

《形态》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形态》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制定表现在四个方面：（1）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以及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市民社会（社会的“现实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和国家意志）和“观念的上层建筑”；（2）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即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市民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3）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共产主义所有制，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4）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即人的本质和自主活动、分工与人的发展、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确立有个性的人”。

在《手稿》《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从社会生活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发现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形成的过程，进而指出历史的发源地是物质生产，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但是，生产方式本身如何运动，生产方式如何决定社会发展的，或者说社会是如何发展的，这是《手稿》《神圣家族》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形态》中，马克思则深入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自觉意识到生产方式包含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物质交往”形式；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交往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否则，它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直接决定国家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的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6]。

同时，马克思自觉意识到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同个人的活动的关系，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一种交往形式“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7]。因此，“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18]。

《形态》提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论——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在《形态》中，马克思已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复归”去论证共产主义，而是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去探寻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形态》的观点，共产主义既不是“应当确立的状态”，也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而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必然产生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同过去一切运动相比，共产主义的独特性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并且使无产者作为“有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这样，马克思就彻底洗刷了共产主义学说的伦理色彩，把共产主义理论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

这样，马克思就正确地解答了生产方式本身如何运动及其如何决定社会发展的问题，并科学地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点、基本原理和结论。因此，《形态》标志着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基本结束。换言之，在《形态》中，马克思大致完成了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