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范文澜同志称赞他“不愧为‘凌云健笔意纵横’的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2]。

韩愈对唐代史学也有重要的贡献。唐宪宗元和年间，他曾一度担任史职，任史馆修撰，并主持修撰《顺宗实录》[3]。《旧唐书》本传说：“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4]这样的记载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的评论也是极不公允的。本文拟对《顺宗实录》及其他有关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管见，目的是希望能够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一

唐代，历朝均修有实录，这是唐代官修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这些实录多已不存。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是现今仅存的一部唐代实录，因而成为我们了解唐代实录具体面貌的珍贵的文献。

韩愈之任史馆修撰，是在他作《进学解》后，引起当朝宰臣的重视（“以其有史才”[5]、“奇其才”[6]）的结果。朱熹《昌黎先生集传》引洪兴祖《昌黎先生年谱》：韩愈任史馆修撰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三月，元和九年（814年）十月任考功郎中，同年十二月知制诰。可见韩愈担任史职的时间并不长。

韩愈撰《顺宗实录》的具体情况，从他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可略知大概：

（元和）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职，监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韦处厚所撰《先帝实录》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与修撰左拾遗沈传师、直馆京兆府咸阳县尉宇文籍等共加采访，并寻检诏敕，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讨，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于吉甫宅取得旧本，自冬及夏，刊正方毕。[7]

李吉甫于“元和九年冬，暴病卒”[8]；韩愈又“自冬及夏”对稿本进行“刊正”：《顺宗实录》的写成与韩愈进《表状》的时间，当是元和十年（815年）夏天了。

由以上可知：（1）韩愈撰《顺宗实录》是以韦处厚《先帝实录》为基础的，但因“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旧录，十益六七”，改动是很大的。（2）除韩愈外，参与修撰《顺宗实录》的还有沈传师、宇文籍等[9]。（3）韩愈撰《顺宗实录》，始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终于元和十年（815年）夏，历时一年半左右。

韩愈《表状》说：“修成《顺宗皇帝实录》五卷”；李汉在编纂《昌黎先生集》时也说：“《顺宗实录》五卷，列于史书，不在集中”[10]。《新唐书》著录：“《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沈传师、宇文籍撰，李吉甫监修。”[11]以上所记，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见到的《顺宗实录》，记载了自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李适死、唐顺宗李诵即位，至元和元年（806年）正月李诵死、唐宪宗李纯即位共一年的重要史实，同时也还较多地涉及唐德宗统治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

二

韩愈在《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中说，他撰《顺宗实录》，“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这并非自诩之辞。他的这四句话，可以概括为两个特点：一是直书，二是精当。通观《顺宗实录》全书，他确是这样做的。譬如：

1.记“宫市”

贞元末，以宦者为使，抑买人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复行文书，置白望数百人于两市并要闹坊，阅人所卖物，但称宫中，即敛手付与，真伪不复可辨，无敢问所从来。其论价之高下者，率用百钱物买人直数千钱物，仍索进奉门户并脚价钱。将物诣市，至有空手而归者。名为“宫市”，而实夺之。……然“宫市”亦不为改易。谏官御史，数奏谏陈，不听。

这些记载，把德宗的贪婪和顽固、“宫市”的危害、宦官的骄横、人民的苦痛，都揭露得很透彻。

2.记盐铁使“进献”

旧盐铁钱物悉入正库，一助经费。其后主此务者，稍以时市珍玩时新物，充进献，以求恩泽。其后益甚，岁进钱物谓之“羡余”，而经人益少，至贞元末。逐月有献焉，谓之“月进”。

官僚的贪赃枉法、谄媚取容，君主的贪得无厌、纵容臣下，从“羡余”“月进”可见一斑。

3.记其他杂役勒索

贞元中要乳母，皆令选寺观婢以充之……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

诸如此类的役外之役、巧取豪夺，弄得人心动**，民不聊生。

《顺宗实录》的这些记载，准确而有力地从不同的侧面揭露了唐德宗的腐朽统治。

此外，韩愈对陆贽、阳城等人在唐德宗时遭受权臣裴延龄的谗毁、排斥，表示愤慨和不平。他在《顺宗实录》中写道：“德宗自贞元十年已（以）后，不复有赦令，左降官虽有名德才望，以微过忤旨谴逐者，一去皆不复叙用”；顺宗时重新起用一批左降官员，“至是人情大悦”，“而陆贽、阳城皆未闻追诏而卒于迁所，士君子惜之”[12]。他记述宗室、京兆尹李实专横跋扈，聚敛成性；顺宗时贬官通州长史，“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李）实由间道获免”[13]，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李实这种官员的痛恨，他还突出地记载了“永贞革新”的主要史实。韩愈虽然对王伾、王叔文等人并不表示同情，认为他们“朋党喧哗，荣辱进退，生杀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14]，失败是不可免的；但他对王叔文等革除德宗弊政以致“人情大悦”，“百姓相聚，欢啦大喜”[15]的反映，却都据实笔录，等等。

韩愈撰《顺宗实录》，能够秉笔直书，“著其系于政者”，绝不是偶然的。

第一，这是他的政治主张所决定的。例如，“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韩）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16]。韩愈从监察御史的高位，贬为一个普通的地方官员，但并未因此磨去锐气。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令中使“赴临皋驿迎佛骨”，举国**，韩愈乃上书极谏，认为信奉佛事“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甚至说“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17]。唐宪宗大怒，欲加极刑，后得裴度等人力救，乃贬官潮州，再一次由朝廷大员降为地方小官。这是韩愈宦途上的最大的一次挫折。然而他的信念丝毫未变，正如他的诗所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18]韩愈这种政治上的坚定精神，是他在史学上能够坚持直书的重要原因。

第二，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是韩愈坚持直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19]韩愈尊孔子，崇《春秋》，自不免言过其实。但他说的“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确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优良传统。韩愈撰《顺宗实录》，正是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尤其反对“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的做法，认为“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主张对历史材料作慎重的选择，不能轻率地“纪而传之”[20]。这些，都说明了韩愈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

第三，韩愈的为人，《旧唐书》说是“发言直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21]。《新唐书》称赞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22]。像这样一个耿直、正派的人，是不会玷污自己的史笔的。

当然，韩愈的思想里也存在不少消极的因素。他在《答刘秀才论史书》中曾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他甚至表示“行且谋引去”，要辞掉史馆修撰的工作。但是，这毕竟不是他思想中的主流。与韩愈有密切交往的柳宗元指出：这“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23]，因为柳宗元“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24]。他们是曾经立志要在史学上做一番大事业的，基于此，柳宗元在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正月二十一日致书韩愈，善意地批评了韩愈的某些消极观点，并热情地鼓励他：

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25]

“操行坚正”的韩愈，为人坦率、诚恳，次年，他撰成《顺宗实录》，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期望。

三

《顺宗实录》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唐代的官修史书的工作中，曾经掀起一阵轩然大波，“议者哄然不息”[26]。《旧唐书·韩愈传》说：

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时愈婿李汉、蒋系在显位，诸公难之。而韦处厚竟别撰《顺宗实录》三卷。

这一段关于韩愈及其《顺宗实录》的文字，于事实、于情理都存在着许多谬误，且与《旧唐书》其他各处所记往往矛盾抵触。这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需要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一）关于“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的问题

认为“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是造成《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的原因，进而证明韩愈无“史笔”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旧唐书·路随传》：“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于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这几句话，是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了：“颇为当代所非”，原来是“内官恶之”；“所非”的原因也并非“繁简不当”，而是“说禁中事颇切直”。把“切直”加上“不实”的罪名，实在是太荒谬了。《新唐书·路隋（随）传》说：“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竖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隋（随）刊正。”“宦竖不喜，訾其非实”，这把宦官曲意攻击《顺宗实录》的真实情况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朱熹认为：“退之作史，详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其褒善贬恶之旨明甚”，并认为《新唐书·路隋（随）传》所论“此言是也”[2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著录《顺宗实录》时，也都采用《新唐书·路隋（随）传》的说法[28]。这些，反映了宋人对韩愈撰《顺宗实录》而遭到非难的不平。

至于韩愈的“史笔”，《顺宗实录》已作了最好的回答。这里还须说明的是：当朝宰相认为韩愈“有史才”，柳宗元称赞韩愈是“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朱熹说韩愈“作史”有方。可见韩愈的“史笔”是自有公论的。《旧唐书·韩愈传》对此持讥刺和否定的看法，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二）关于《顺宗实录》的“改修”问题

《旧唐书·韩愈传》称：“穆宗、文宗尝诏史臣添改”；《旧唐书·路随传》也说“累朝有诏改修”。然而，对韩愈所撰《顺宗实录》的“改修”，事实上只进行了一次。

《唐会要》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中书侍郎、监修国史路随奉旨对《顺宗实录》“重加刊正，毕日奏闻”[29]。但《旧唐书·路随传》则记：大和七年（833年），路随进《宪宗实录》后，“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这就把改修《顺宗实录》的时间推到大和七年以后去了。以上二说，后者当误。据《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卷一百四十九《蒋乂传》附《蒋系传》、卷一百七十三《陈夷行传》等各卷所记，路随等奏进《宪宗实录》，均在大和四年（830年）而非大和七年（833年）[30]。可见，路随奉旨改修《顺宗实录》，应如《唐会要》所记，当在大和五年（831年）。

路随在什么情况下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又是怎样进行改修的？从路随给唐文宗的一道奏章[31]，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唐文宗令路随对《顺宗实录》进行改修的指示下达后，朝廷大哗，周居巢、王彦威、李固言、苏景胤等人纷纷上疏，“具陈刊改非甚便宜”；而且“班行如此议论颇众”，弄到了“庶僚竞言”“表章交奏”的地步。于是监修国史路随也担心“果获修成”，“终为时累”。《顺宗实录》在文宗朝廷上毁誉纷纷，引起这么大的争论，绝不只是怎样看待一部史书的问题，而是曲折地反映了唐代中期以来庶僚集团和宦官集团的矛盾和斗争。第二，路随在上疏中指出：“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后，已是相循”，说明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仅曾经得到唐宪宗的认可，而且在元和年间已相循抄录，广为流传了[32]。这个事实，与《旧唐书·韩愈传》所说《顺宗实录》“颇为当代所非”不相符合。随意改修史书，何能取信后人？这个意思，路随在上疏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看出来的。可见，围绕着改修《顺宗实录》的争论，也反映了史学上直书与曲笔两种史学传统的斗争。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路随只好请求唐文宗对改修《顺宗实录》做出具体指示，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折中办法。唐文宗最后指示说：“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根访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33]唐文宗所说的“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原是“谬传”，应予以“刊去”，这就清楚地表明了韩愈《顺宗实录》为“当代所非”的具体内容和本质所在。

今存《顺宗实录》，由于只“改正”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其他不要更修”，故大体上还保存着韩愈所撰原本的面貌。《新唐书》说：“自韩愈为《顺宗实录》，议者哄然不息，卒窜定无完篇，乃知为史者亦难言之。”[34]这话对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颇抱同情之感，但说“卒窜定无完篇”，是过分夸大了。

（三）关于“韦处厚别撰《顺宗实录》三卷”的问题

韦处厚撰《顺宗实录》3卷，如韩愈的《进〈顺宗皇帝实录〉表状》所说，分明是在韩愈撰《顺宗实录》之前，因其“未周悉”，监修李吉甫乃命韩愈“重修”。韩愈“重修”《顺宗实录》始于元和八年（813年）十一月，可知韦处厚撰《顺宗实录》当在此之前。韦处厚在唐宪宗元和初任史职，后因坐与韦贯之“友善”，出为开州刺史[35]。考韦贯之被“诬以朋党”，贬为湖南观察使，事在唐宪宗元和六年（811年）[36]。由此可证：韦处厚罢史职，出为开州刺史，亦应为是年[37]。准此，韦处厚撰《顺宗实录》（亦称《先帝实录》）3卷，当在宪宗元和六年（811年）之前。而《旧唐书·韩愈传》记此事于韩愈撰成《顺宗实录》之后，即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之后，确系误记。这个讹误，客观上也起了贬低韩愈及其所撰《顺宗实录》的作用，故不能不予以澄清。

韩愈修撰的《顺宗实录》同唐代历朝实录一样，成为五代与两宋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由于两宋以后，唐代实录多已亡佚，后之治史者得以通过《顺宗实录》大体了解唐代实录的一般情况。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韩愈。至于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性明锐，不诡随”的品格，以及他的叙事“切直”的史笔，则更是难能可贵的。

韩愈在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声望，这是为人们所公认的；韩愈在史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1]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6页。

[3] 参见韩愈：《韩昌黎全集》外集卷六至卷十，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99～518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4页。

[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8页。

[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7页。

[7]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三十八，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48～449页。

[8]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96页。

[9] 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宇文籍传》。

[10] 李汉：《韩昌黎全集》序，见韩愈：《韩昌黎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2页。

[1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72页。

[12] 以上均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6页。

[13] 韩愈：《顺宗实录》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14] 韩愈：《顺宗实录》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8页。

[15] 以上均见韩愈：《顺宗实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16]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5～4196页。

[17]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0页。

[18] 韩愈：《韩昌黎全集》卷十，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19]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

[20]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见《韩昌黎全集》外集卷二，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487页。

[21]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六十《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03页。

[22]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韩愈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55～5265页。

[23]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见《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8页。

[24] 柳宗元：《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见《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1页。

[25] 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见《柳河东集》卷三十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00页。

[26]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2页。

[27] 参见韩愈：《韩昌黎全集》附录《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532页。

[28] 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0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页。

[29]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1页。

[30] 参见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所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60、6687页。路随进《宪宗实录》，亦于是年。

[31]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2～4193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二《路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677页；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11页；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二》、卷五百六十二《国史部·不实》，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87、6752页等略同。

[32]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记：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房玄龄等上所撰高祖、今上实录各20卷。唐太宗并赐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以上欲写者亦听（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092页）。这件事说明，唐代历朝实录，一经修成进呈，便在皇族及高级官员中流传。

[3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路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93页。

[3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42页。

[35]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韦处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83页。

[36] 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韦贯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75页；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九《韦贯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4页。

[37] 王溥：《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史馆杂录下》记：“（元和）六年四月，史官左拾遗樊绅、右拾遗韦处厚、太常博士林宝，并停修撰，守本官。”（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08页）亦可证韦处厚于元和六年去史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