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总所撰《通历》一书，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然自中唐以下至民初约1200年左右，其以抄本流传，故世所罕见；1915年虽有排印本行世，但因所印极少，亦传布未广。因此，近代以来，《通历》一书鲜为人知，直到1982年刘节先生遗著《中国史学史稿》整理出版，并对《通历》有所评论[2]，这才开始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1985年，张承宗同志发表《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一文[3]，对1915年叶氏排印本《通历》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同年，我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把它作为唐人所撰编年体通史之一予以评论。近来，我因考察中唐史学的需要，对《通历》一书及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摸索，乃撰成此文，希望能对史学研究者、古籍研究者及各方面读者了解此书有一点参考的作用；不当之处，亦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

一、《通历》的作者

《通历》的作者马总在中唐历史上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人物，旧史对他的评价是“有大臣风，才堪宰相”[4]。

马总（？—823年），字会元，扶风（今陕西凤翔）人，家世及生年不详。他从小孤贫，好学，不妄交游。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姚南仲镇渭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马总为其幕府[5]。因受监军薛盈珍的排挤、打击，改任泉州（治晋江，即今福建泉州）别驾。不久，薛盈珍入朝掌管枢密，又指使福建观察使柳冕寻机杀害马总。柳冕乃指派泉州刺史薛戎罗织马总罪名。不料薛戎是个正派的官员，反倒“别白其状”，为马总辩护，于是也受到牵连，被免职关押，备受凌辱，然“竟不动摇”。这件冤案，惊动了政治声望颇高的淮南节度使杜佑。他一面上表德宗，说明薛戎一案真相；一面致书柳冕，告诫他不要胡作非为。由于杜佑的营救，薛戎之难方解，而马总亦转危为安[6]。有趣的是，这桩公案却使《通典》作者跟《通历》作者发生了一点联系，这是他们都不曾想到的。

马总在泉州别驾任上，有一首诗作被流传下来，叫作《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诗云：

何乃万里来，可非衒其才；

增学助无机，土人如子稀。[7]

这位日本学问僧回国后，在自己的集子《性灵集》里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它写了序。序文说：“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泉州别驾马总，一时大才也，览则惊怪，因赠诗云。”马总被日僧称为“一时大才”，足见他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代宗第六子恩王李连的老师。

马总仕宦一生，“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9]，“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10]。他虽然没有杜佑那样大的影响和贡献，但在气质上却跟杜佑相近。中唐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两位重视通史的史学家，这确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二、《通历》的流传

马总的论著有《通历》10卷、《唐年小录》8卷、《意林》3卷、《奏议集》30卷[11]。《唐年小录》《奏议集》已佚；《意林》不是史书，本文不讨论。这里先说《通历》一书的流传问题。

《通历》一书的撰述年代，现尚未可确考。王应麟说它原有齐推所作序文[12]，今已佚。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对于此书作比较具体介绍的较早说法，是晁公武的一段话：《通历》“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13]这一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通历》的断限即其所包含的年代；二是《通历》材料的来源，其叙述部分来源于历代正历，其评论部分则取自虞世南《略论》。虞世南（558—638年），唐初人。《略论》即《帝王略论》，5卷，是虞世南撰的一部史论书[14]。

此书在唐代怎样流传，已不可考。北宋时，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时，于《艺文志·编年类》著录此书。而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时，更参据此书[15]，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讲到。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通历》一书不仅流传于辽朝，且被译成契丹文。史载：辽兴宗于重熙年间（1032—1055年）诏命翰林、兼修国史萧韩家奴译汉文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6]。又载：“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17]一个大家闺秀也喜读《通历》，可见它在辽朝流传的广泛。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北宋初，已有人续马总《通历》。史载：宋初人孙光宪（？—968年）“又撰《续通历》，纪事颇失实，太平兴国初，诏毁之”[18]。上引晁公武、王应麟说，都提到孙光宪《续通历》事。晁氏说：《续通历》10卷，“荆南孙光宪撰。辑唐洎五代事，以续马总《（通）历》，参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阿保机、吴、唐、闽、广、胡、越、两蜀事迹。太祖诏毁其书，以所纪多非实也”。晁氏所见《续通历》为十卷本，并对其内容和材料来源都有一定的研究。王氏则谓：孙光宪作《续通历》10卷，“起唐高祖，止闽王审知。今附于《通历》后者唯五卷尔”。这说明王氏所见《续通历》为五卷本，且已附于《通历》之后。陈振孙所见《通历》，就是这种将《续通历》附于其后的本子，他说：《通历》15卷，“书本十卷，止于隋代，今书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后人所续也”。[19]这表明，在宋代可能有两种《通历》本子在流传，一种是《通历》独立本，一种是《通历》与《续通历》合抄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分别著录《通历》10卷、《续通历》10卷[20]，《宋史》亦然[21]，则证明这两种书的十卷本在元代尚有流传。

元代以后，《通历》已佚前3卷，故明代出现了所谓“影抄宋本十五卷，有前三卷，撰人题李焘”，这显然是“后人羼补，谬托李焘无疑也”[22]。但这倒也说明《通历》在元、明两代流传的一点情况。清代学者对《通历》一书似有较多的关注。首先，嘉庆年间（1796—1820年），阮元巡抚浙江，刻意搜求古书。每得一书，即与门人、幕僚研究审订，并仿《四库提要》之式，撰成“提要”，一并奏进内府。十数年间，奏进古书100余部，皆《四库》未收之书，马总《通历》即其中之一[23]。其次，道光元年（1821年）和十三年（1833年），徐渭仁、徐松先后从黄荛圃士礼居所藏抄本转录副帙，徐松还做了“校其讹字，并补目于首”的工作[24]。他们所搜求、转录的《通历》都是与《续通历》合为一书的15卷本，且阙前3卷。

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通历》200部，很可能是《通历》问世以来最好的一次传播机会，但印数终究是太少了。这次排印，叶德辉在题记一开始就说明是“旧抄本《通历》十五卷。缺前三卷”。他的题记除对《通历》的抄本有详尽的说明外，还对其材料之所出提出了新的看法。

三、《通历》的史文

关于《通历》的史文即其材料来源的问题，前人有种种说法：

——晁公武说，《通历》“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

——王应麟说，《通历》“上索《三坟》，中稽《五典》，迄于隋季”[25]。

——徐渭仁说，《通历》“自太古十七氏迄于隋代，纂辑本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26]。

这里，不论是说“纂”与“删”，还是说“索”与“稽”，以及“纂辑”云云，都讲得很笼统，都不曾真正指出《通历》史文之所出。这也说明，以往诸家论者并未对《通历》作认真的研究，更没有以《通历》与有关史书作认真的比较，故对它的材料来源未能确有所指。晁公武的说法，甚至会使人们误解为《通历》史文完全来自断代正史。这也是不妥的。

近人叶德辉在《通历》排印本题记里指出：“此书自第四卷西晋至隋止，多本唐太宗敕修《晋书》、《南、北史》、《十六国春秋》”。我以为，这是对《通历》后7卷材料来源第一次作了明确的判断。以《通历》与有关诸史对读，证明叶说不谬。

如《通历》卷六记宋高祖刘裕事迹，内中记了他早年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刘裕“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按：指刘裕），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第二件事是：“帝素贫，世人莫能知之，惟琅邪王谧独深敬焉。尝负刁逵社钱三万，被逵执，录甚严，谧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这两件事，前者属于荒唐怪诞一类，后者属于刘裕“名微位薄”时的窘迫遭际一类，《宋书·武帝纪》均不载，而见于《南史·宋本纪·高祖武皇帝》。《通历》从《南史》转录，固无疑义，只是在文字上略有变动而已。在宋高祖刘裕事迹结末处，《通历》是这样写的：

这一段话，也是转录于《南史·宋本纪》而非来自《宋书·武帝纪》，亦无疑义。

此种情形，同样也反映在《通历》与《北史》的关系之中。如《通历》卷八记后魏诸帝事迹之前，马总作按语一首，略述拓跋氏先人事迹，其中有一段话说：

这一段话，除所引天女之言系转录于《魏书·序纪》，其余都取自《北史·魏本纪》。又如《魏书·太祖纪》记道武帝拓跋珪之死：天赐六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而《北史·魏本纪》则记为：“十月戊辰，清河王绍作乱，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北史》比《魏书》多“清河王绍作乱”一句。《通历》卷八记拓跋珪死后，补叙有关清河王“作乱”一事，是这样写的：

时国中有谶曰：“珪厄清河死万人。”帝破灭清河郡，手杀万人，以厌之。夜恒变易寝处，人莫知之，唯爱妾万人知其处。帝子清河王绍与万人通，惧罪，同害帝。帝叹曰：“清河、万人，是汝邪！”立明元帝，帝诛绍及万人。

清河王绍与万人私通进而谋害拓跋珪，此事不见于《北史》，亦未见于《魏书》[27]，《通历》作者或另有所据，但他把此事补叙于此，显然是受了《北史·魏本纪》的启发。

《通历》关于北朝历代君主的史论，也多主要取材于《北史》。如于北周之末，作者写了一段按语，引了前人史论，其中有两句是“以文皇之经略鸿业，武帝之克崇景祚”，这跟《北史》后论说的“以文皇之经启鸿基，武皇之克隆景业”[28]，比较接近，而跟《周书》后论说的“以太祖之……”[29]云云在称谓上就不一致。又如于隋文帝事迹之后，《通历》有一段“论曰”，起首说“文帝创图立本，非积德累仁”，结末说“迹其疏怠之原，稽其乱亡之兆，起自文皇，成于炀帝”[30]，多同于《北史》[31]，而异于《隋书》[32]，等等。这说明，《通历》不独于正文取资于《南史》《北史》，且于史论亦多转录于后者。

以上是举例说明《通历》的南北朝部分的史文多取自《南史》《北史》，以证叶德辉论点的不诬。但这里也有两点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第一点，因《南史》《北史》本身多取材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八书”，故《通历》材料的真正来源自不能与“八书”无关。第二点，《通历》的南北朝部分在转录《南史》《北史》时，间或也有参考、吸取“八书”的地方，故上引晁公武说亦未可全以为非。如上文所引“天女”之语，《北史·魏本纪》作“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意不明，故《通历》不取，乃引《魏书·序记》。马总记西魏文皇帝元宝炬事，有这么一段文字：

（宇文）泰与东魏战，诸将失律，泰表请自贬。帝诏报曰：“公膺期作宰，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而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抑此谦光，恤予一人。”[33]

此事《魏书》固无所记，而《北史·西魏文帝纪》亦不书，显然是作者从《周书·文帝纪》下转录而来，只是略改数字而已。马总记宋高祖刘裕事，晋帝备九锡之礼，裕谦让，王弘率尔言曰：“此所谓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又记傅亮还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以及刘裕称帝后在扬州刺史人选上同太后的不同意见[34]，等等，均为《南史·宋本纪》《宋书·武帝纪》所不载，而是作者从《南史》列传或《宋书》列传中采择来的[35]，而傅亮还都讽晋恭帝一事，则采自《宋书·傅亮传》无疑。认识这两点，对于我们真正搞清《通历》的史文，是很重要的；据此，亦可看出前人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的片面性。

四、《通历》的编纂

《通历》历来被认为是编年体史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通历》又不像一般的编年体史书那样，而具有本身的特点，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编年体史书。这一点，前人都不曾论及。根据我的肤浅的看法，它的这种独特的风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历》是记历代君主的事迹，着意于他们“贤否”的史事，而不苛求于编年纪事。它虽然取材于有关史书的本纪，但记事极简括，尤其不讲究于年代的编排，故其体例去本纪甚远，而更近于一般的历史传记。这是从它记每一个君主的单篇来看的。

第二，《通历》在其部分的结构上，也不完全拘泥于编年体史书的要求，而是注意到保持每一个朝代的君主之事迹的完整性。如对于东晋、十六国部分，先叙东晋，次叙十六国。对于南北朝部分，先叙南朝，次叙北朝；对东魏、西魏部分，先叙西魏，次叙东魏；对北齐、北周部分，先叙北齐，次叙北周。这实际上是把南北关系和东西关系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来看待的，不强调“正统”与“僭伪”的区别，使各自的史事都有比较完整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马总对南北朝史事的编纂次第，大致是仿照了李延寿的《南史》《北史》，这也进一步证明他在材料的取资上多依据《南史》《北史》。

第三，《通历》在总的结构上，以自注贯穿全书，且申其编年之意。作者一方面略按朝代顺序记事，另一方面十分注意于朝代与朝代之间的衔接。这种衔接的形式是作者的自注。如：

——于两晋之际注曰：“右，自武帝受禅至愍帝遇弑，合五十二年，是为西晋。中宗元皇帝兴江东，是为东晋。”

——于东晋、刘宋之际注曰：“右，自元帝中兴至恭帝逊位于（刘）裕，凡十一帝、一百四年，是为东晋；通西晋共十八帝、合一百五十六年而禅于宋。”

——于南朝梁、陈之际注曰：“右，梁四主，五十六年，为陈所灭。”又：“右，后梁三主，凡三十三年。总按：‘后梁起于（梁）敬帝即位同年，至陈后主祯明元年国灭，入隋，封琮为莒国公也。’”

——于北魏、西魏之际按曰：“出帝与高欢有违言，乃西人关依宇文泰于长安，后遇鸩毒。泰乃立孝文孙南阳王宝炬为帝，称大统元年。”这里，作者还是强调了以西魏为正统。

——于西魏、东魏之际按曰：“出帝既入关，渤海王高欢至洛阳，频表请回驾，帝皆不答[36]。欢乃立孝文曾孙清河王子善见为帝，称天平元年。”这一条按语，连同上一条按语，是分别交代了西魏、东魏的由来。

——于东魏之末注曰：“右，东魏一帝、十七年，逊位于高澄。在后魏正史：由出帝后，更列《孝静纪》，不取宇文泰迎立出帝，以南阳王宝炬僭称专号也。”这是交代了魏收的《魏书》以东魏为正统这一史实，此亦可证马总撰《通历》时于“八书”也有所参考。

其他亦皆类此。这些自注或按语，对于朝代更迭、衔接的情况有所说明，便于读者了解历史演变的过程，同时也起到了贯穿全书的作用。

第四，《通历》于转录前史中也有一定的创造。《通历》记历代君主事迹，不止取材于前史本纪，往往于有关列传多所采择，这一点上文已经讲到。可见《通历》的编纂，并不是简单地抄录旧史，而是一个对史料再加工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在史学上的创造精神。除上文已经说到的以外，作者的这种创造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十六国史事的处理与《晋书》的“载纪”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主要是：（1）《晋书·载记》不记前凉张轨等事，而将张轨入于“列传”[37]。《通历》则将张轨等人事迹列于十六国之首。（2）《晋书·载记》以人名命篇；《通历》则以国名编纂，一国之下依次记其君主事迹，这在形式上跟记两晋、南北朝君主事迹是一致的。（3）《晋书·载记》不以立国时间的先后编次，《通历》则很强调这样做。作者在十六国史事之末特意制一简表，以清眉目，并加按语说：“《载记》（按：当指《晋书·载记》）及诸家著述，其编次十六国，皆先后不定。今据僭位年、月向前者为之次第云尔”[38]。这里，我们也可窥见作者对于编年体的基本要求还是很注意把握的。至于他仍然提出了“僭位”一说，证明他毕竟不能完全摆脱正统思想的束缚，这是毫不足怪的。在这样一个重新创造的过程中，作者对前史旧文的加工、删节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如《晋书·张轨传》本文约4600字，而《通历》记张轨事仅250字，约占原文的1/18。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通历》的编纂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不少问题上，作者是经过认真思考、勇于进行创造的。

要之，《通历》作为一部特殊的编年体史书，还是很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的。

五、《通历》的价值

通过以上的考察，现在可以说到《通历》的价值了。

说到《通历》的价值，首先要看到它作为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所处的地位。清人徐松论此书说：“《通历》之书，录自正史，其淹贯博赡固不足以方驾《通鉴》，惟梁武帝《通史》不传[39]，史钞之存于今者，以此书为最古。”[40]这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学上来评定《通历》的价值。如果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考察的话，《通历》的产生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依我的浅见，概括地说：它是处于《史记》以后至宋元时期通史著作获得巨大成就之转折时期的通史著作之一。自《史记》以后、唐初以前，中国史学上的通史著作寥若晨星。有唐一代，许多史学在撰述通史方面作了可贵的努力，成就突出，李延寿《南史》《北史》，韩琬《续史记》，高峻《高氏小史》，韩潭《统载》，许嵩《建康实录》，杜佑《通典》，马总《通历》，姚康《统史》等，是为其中荦荦大者。从它们所包含的年代来看，《高氏小史》《统载》《统史》《通典》《通历》则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这些著作能够流传至今的，只有《通典》和《通历》了。因此，《通历》一书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上通史编纂，尤其是编年体通史编纂，是很有意义的。而它作为中国现存的最早的编年体通史，自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通历》的价值，还在于它对后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本文在有关《通历》的流传的论述中已多有涉及。这里着重要说到的，是它对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在记事和编纂方法上所提供的借鉴作用。这里，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通历》记刘裕以宋代晋前的心理活动以及由他导演的一幕话剧，是这样写的：

帝（按：指刘裕）久劳于外，有怀代得。尝宴，从容而言曰：“昔者桓玄篡逆，天命已迁。吾首唱大义，兴复王室，南征北伐，克平宇内，功业既就，仍受九锡。年将衰暮，位极人臣，盛满之诫，古人所重。今欲奉还王爵，归老京师，诸卿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功业，而莫晓厥旨。日昃，座散[41]。傅亮遂（还）外，悟焉，而宫门已闭。亮扣门求见，曰：“臣暂欲还都。”帝识其意，许之。亮即夜发，至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42]

上文已经指出，在这一段记载中，有关傅亮觉察出刘裕有禅代之意并以此暗示晋恭帝一事，《宋书·武帝纪》及《南史·宋本纪》均未载，是《通历》作者马总自《宋书·傅亮传》采入。今以《资治通鉴》宋纪所记与上文相比，则大致相同[43]。像这样的例子，在《通历》和《资治通鉴》中，还可以举出一些来。这当然不是一种巧合，它至少可以证明：《通历》对《资治通鉴》的编纂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至于在司马光之前，宋初孙光宪撰《续通历》10卷，以续马总《通历》，上文已经说到，不再赘述。

《通历》还有另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它保存了唐初虞世南所撰《帝王略论》一书的许多佚文。《帝王略论》5卷，是唐初一部杰出的史论著作。《宋史·艺文志》尚著录此书，然徐松所抄《通历》题记已谓“虞世南《略论》久已散佚，赖此犹存梗概”，可见《帝王略论》早在清初以前已罕有传本。晁公武说：《通历》记历代“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晁氏当是见到《略论》一书的。阮元《通历》提要说：“今书中自四卷至十卷，有‘公子曰’、‘先生曰’者，当即世南之《略论》也。”[44]现据叶氏排印本卷四至卷十，“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当是《帝王略论》佚文。唐史学家刘知幾《史通》一书，曾经评论虞世南《帝王略论》“述江左陈氏之亡”一事，原注曰：“虞世南《帝王略论》曰：永定元年，有会稽人史溥为扬州从事，梦人著朱衣武冠，自天而下，手执金版，有文字。溥看之，有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谅知冥数，不独人事”[45]。今证以《通历》卷7陈后主事迹之末“先生曰”，两两吻合，唯《史通》所引较原文简略。这表明，自晁公武至阮元所论，都是可靠的。应当指出的是：近百余年来，知道《通历》一书的人很少，了解《帝王略论》一书的人就更少了。由于《通历》而保存下来的这些《帝王略论》的佚文，对于我们研究唐初史论的发展，研究虞世南的思想，研究唐太宗时期的政治，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一点，无疑是马总始料所不及的。《帝王略论》作为唐初杰出的史论，笔者已撰专文予以评论，这里就不详述了。

此外，在校勘方面，《通历》还可以作为校勘《晋书》、“八书”、“二史”的重要参考书。它在这方面的价值，也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作者附记 本文发表后，作者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许福谦同志来信，对拙文提出两点补正。信文不长。照录如下：

林东同志：

大作《说〈通历〉》（《古籍研究》1987年3期）拜读，深受启发，十分钦佩！

然大作有两处似可补正：一，大作引《通历》卷八记清河王绍与万人私通而谋害拓跋珪，谓：“此事不见于《北史》，亦未见于《魏书》，《通历》作者或另有所据。”以余拙见，此事系采自《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唯文字小有异同。二，大作引《通历》作者自注：“右，东魏一帝，十七年，逊位于高澄。”高澄当作高洋。此虽是作者之误，似应出注说明，则更好。

以上意见，或有不妥，仅供参考。

不胜区区向往之至！

许福谦拜书

1987.12.28

许书补正极是。殷殷之意，令人感动，乃全文照录，以申谢忱，且志己之疏失。

1988年3月13日

[1] 原载《古籍研究》1987年第3期。

[2]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48～149页。

[3] 见《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5]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姚南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083页。

[6] 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五《薛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26页。两《唐书·马总传》记营救马总者为柳冕从事穆赞，不取。

[7] 《全唐诗逸》卷中，见《全唐诗》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191页。下引空海序文，亦见此。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24页。

[9]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七《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152页。

[10]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三《马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4页。

[11]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编年类、故事类，卷五十九《艺文志三》杂家类，卷六十《艺文志四》总集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1、1475、1536、1626页。

[12] 见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艺文编》编年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93～894页。

[13]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史部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14]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十九《艺文志三》杂家类：“虞世南《帝王略论》五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36页）今有敦煌本残卷（伯2636号），见黄永武：《敦煌宝藏》第12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页。

[15] 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

[16]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三《文学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50页。

[17] 脱脱等：《辽史》卷一百七《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2页。

[18]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三《世家六·孙光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56页。

[19]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2页。

[20]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考二〇》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5597～5598页。

[21] 脱脱等：《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二》编年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088、5091页。

[22] 叶德辉：《通历》题记，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23] 见阮元：《揅经室外集》，参见阮福题记，见《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83页。

[24] 以上均见叶德辉：《通历》书首题记，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2页。

[25]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七《艺文编》编年类，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893页。

[26] 叶德辉：《通历》书首题记，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9页。

[27] 魏收《魏书》卷十六、李延寿《北史》卷十六均有《清河王绍传》，记其“作乱”事，都说是因救其母贺氏而发，与《通历》所记不同。分别见《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页；《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89～590页。

[28] 李延寿：《北史》卷十《周本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5页。

[29] 令狐德棻等：《周书》卷八《静帝纪》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136页。

[30] 马总：《通历》卷十，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31] 参见李延寿：《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1页。

[32]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6页。

[33] 马总：《通历》卷八，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恤予一人”叶本误作“恤子一人”。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1页。

[34] 参见马总：《通历》卷六，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

[35] 参见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一《王弘传》、卷十五《傅亮传》、卷十三《长沙景王道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70、441～443、354页；沈约：《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卷四十三《傅亮传》、卷五十一《长沙景王道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13、1335～1341、1163页。

[36] “帝皆不答”，叶本误作“常皆不答”。

[37]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1页。

[38] 马总：《通历》卷五之末，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

[39] 梁武帝敕撰《通史》，事见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文学·吴均传》、卷三《武帝纪下》。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正史类，刘知幾《史通》卷一《六家》等。

[40] 见马总：《通历》书首，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41] 坐散，叶本误作“坐敬”。

[42] 见马总：《通历》卷六，湖南叶氏梦篆楼1915年排印本。参见周征松《通历》点校本，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43] 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宋纪一》，武帝永初元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732～3733页。

[44] 阮元：《揅经室外集》卷五，见《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274页。

[45] 刘知幾：《史通》卷十六《杂说上》，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