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书”“二史”

在“二十四史”中，有十部史书是记述南北朝史事的，它们是：《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记南朝史事；《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和《北史》，述北朝兴亡。以上“八书”“二史”，合计746卷，几乎占了“二十四史”总卷数3239卷的1/4。

从撰写时间来看，这十部史书成书于两个时期。《魏书》《宋书》《南齐书》成书于南北朝，其他7部都是唐初修撰的。

从编撰体例来看，“八书”“二史”都是纪传体史书。其中，《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不仅有纪、传，而且有志，属于比较完整的综合体史书。其余六部则只有纪、传。“八书”“二史”都没有继承《史记》《汉书》中史表的传统，这是一个缺陷。

从著述过程来看，“八书”均系奉旨所修，是“钦定”的史书；“二史”虽然“撰自私门”，但也出于史官之手，并且经过监修的推荐、宰相的审订、皇帝的批准，地位与“八书”无异。可见，“八书”“二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个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

《宋书》100卷，梁沈约（441—513年）撰。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称为梁朝人。但他奉诏撰写《宋书》，则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次年，他完成帝纪10卷、列传60卷。《宋书》十志30卷，其撰成当在齐明帝称帝（494年）以后，甚至晚至梁武帝即位（502年）以后。

《南齐书》59卷，梁萧子显（489—537年）撰。萧子显撰《南齐书》的过程，《梁书》本传所记极为简括，只说他“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南齐书》原60卷，包括帝纪8卷、志八目11卷、列传40卷、序录1卷。序录早佚，今存59卷。

《梁书》56卷、《陈书》36卷，唐姚思廉（557—637年）撰。姚思廉在贞观三年（629年）奉诏撰梁、陈二史，至贞观十年（636年）奏上《梁书》帝纪6卷、列传50卷，《陈书》帝纪6卷、列传30卷。姚思廉之父姚察曾做过梁、陈二朝史官，隋时，受命撰梁、陈二史，未成而卒。姚思廉的《梁书》《陈书》，继承了他父亲的一部分旧稿。

《北齐书》50卷，唐李百药（565—648年）撰。李百药的父亲李德林（530—590年）是研究北齐史的学者，北齐时曾撰“国史”27卷，隋时，增至38卷。贞观元年（627年），李百药奉诏撰北齐史，在其父所撰《齐书》的基础上，于贞观十年（636年）撰成《北齐书》帝纪8卷、列传42卷。

《周书》50卷，唐令狐德棻（583—666年）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撰周史，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史论部分，多出于岑文本。令狐德棻是唐初一位很有才能、很有远见的历史家，他不仅主编《周书》，而且“总知类会”梁、陈、齐、隋四史；后来参与重修《晋书》，被“推为首”；又曾积极赞助李延寿撰《南史》《北史》。唐初所修八史，均与他有密切关系。

《隋书》85卷，唐魏徵（580—643年）等撰。贞观三年（629年）奉诏编撰，执笔者还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诸人，至贞观十年（636年）成书，包含帝纪5卷、列传50卷；史论皆出于魏徵之手，集中反映了唐初最高统治集团的历史观点。贞观十五年（641年），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又奉诏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勒成十志30卷，亦称《隋志》。

《南史》80卷、《北史》100卷，唐李延寿撰。李延寿之父李大师早有著述南北史的计划，直到临终，“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延寿因“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乃利用在史馆工作的机会，“推究”“披寻”南北朝各史，以16年工夫撰成《南史》帝纪10卷、列传70卷及《北史》帝纪12卷、列传88卷，于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奏上。唐高宗亲自为之作序，可惜这篇序文早已失传。

从史料价值来看，“八书”“二史”是记述南北朝时期全国历史发展状况的第一手材料，也是有志于学习和研究南北朝历史者应当阅读的主要历史文献。“八书”“二史”这个提法，在清代已颇流行[3]，并非始于今日。

二、纵横交叉

这是就“八书”各自的断限和所记史事的范围来说的。断限，是指纵的方面的联系；范围，是指横的方面的联系。阅读“八书”，首先要了解它们之间这种纵横交叉的密切联系，以便于比较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揭示历史事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从纵的方面看，南朝四书的断限，依次衔接，清晰可见；而北朝四书的断限，就比较复杂一些。这是因为：《魏书》以东魏为正统，叙东魏事甚详，于西魏事则多阙如。《北齐书》上承《魏书》，自然不成问题；《周书》上承《魏书》，中间却缺少西魏一朝史事。《周书》撰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在《周书》帝纪中记述了西魏的政治、军事大事。可见，我们要了解、研究西魏历史之第一手材料，主要应阅读《周书》。从横的方面看，南朝四书与北朝四书所记史事存在着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阅读其中某一部书时，就要注意到与之相关联的其他各书。读《魏书》时，要注意到《宋书》《南齐书》《梁书》；读《陈书》时，要注意到《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等。

又如，上述这种联系，都是从总体上着眼。而有些联系则荫蔽在各书所述的有关史事中，这同样是不能忽略的。《北齐书》所记，实际上包括东魏、北齐两朝史事，所以研究东魏历史，仅读《魏书》是不够的，还要读《北齐书》。《周书》所记，不仅包括西魏、北周，同时兼及东魏、北齐和梁、陈四朝史事，所以研究这一时期全国范围的历史发展大势，阅读《周书》是很有必要的。《魏书·序纪》，追溯拓跋氏先世事迹至27代，略述了拓跋氏的发展源流。梁元帝末年，宗室萧詧建立后梁政权，先后依附北周及隋，传三代30余年，但《梁书》不载此事，而《周书·萧詧传》则论之颇详。这样的例子，“八书”中还有不少。

再如，《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各志，更是值得注意的。《史记》有八书，《汉书》有十志，《后汉书》八志则撰自西晋司马彪。其后，陈寿著《三国志》，仅列纪、传而无书、志，故《宋书》十志上括魏晋，下迄刘宋。至于《隋书》十志，本名《五代史志》，意在上承《魏书》志与《南齐书》志，故其不独仰包齐、周，而且囊括梁、陈。因此，阅读“八书”时，对《宋书》志和《隋书》志是应格外重视的。刘知幾《史通·断限》篇批评上述二志失于断限，而不察撰者深意，是不恰当的。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已持不同看法，近人余嘉锡先生进而认为这是“史氏之良规”，“理固宜然”[4]。

总之，“八书”之间纵横交叉的情形是错综复杂的。了解这种情形，有利于我们的阅读和研究。

三、长短互见

这是就“二史”和“八书”的关系来说的。

李延寿的《南史》多取材于宋、齐、梁、陈四书，《北史》多取材于魏、齐、周、隋四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二史”虽出于“八书”，但在著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又不完全同于“八书”。两相对照，长短互见，二者均未可轻废，这是阅读和研究“八书”“二史”时要注意到的又一个问题。

（一）关于著述思想。李延寿撰《南史》《北史》，是为了继承他父亲李大师“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5]的遗志，这无疑是隋唐统一政治局面对历史撰述提出的新的要求的反映。因此，“二史”倾向统一的著述思想是“八书”（除《隋书》外）所不能企及的。首先，作者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摒弃了《宋书》《南齐书》有关“索虏”和《魏书》有关“岛夷”的相互诋毁之辞，同时把南北朝诸帝一概列入帝纪。这种不再强调华夷界限的思想，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和隋唐时期政治统一的历史进程。其次，“二史”作者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来看待，因而较多地纠正了原有史书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这固然是李延寿撰写前代历史，顾忌较少的缘故，但也跟他通观全局、总揽南北的著述思想有关。

（二）关于材料去取。“二史”不是一般地抄撮“八书”，因此，不应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节本”。李延寿撰《南史》《北史》的方法，一是“抄录”，二是“连缀”。“连缀”当是属于改写，在材料上有所增删去取。他为了“鸠聚遗逸，以广异闻”，参考了“正史”以外各种“杂史”1000多卷，“皆以编入”；同时，对“八书”的“烦冗”之辞，“即削去之”[6]。“二史”所删“八书”部分，一般多是皇帝诏册、大臣奏议、学人诗文之类，使所记史事更加连贯、突出。但“二史”所删也有不妥之处，如《南史·沈文季传》删去了南齐唐寓之起义的有关史料，《范云传》附《范缜传》删去梁时范缜关于神灭的辩难；《北史·李孝伯传》附《李安世传》删去北魏李安世关于均田的奏疏，又在其他一些人的传中删去有关东魏、北齐时各族人民起义的若干史料，等等。对这些反映当时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材料，“二史”或全部删去，或所存无几。

“二史”所增“八书”部分，有很多是出于“小说短书”一类的文字，所以羼杂了不少妖异、兆祥、谣谶等荒诞内容，这是一个显著的缺陷。但也应看到，“二史”确实增补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如：《南史》增置王琳（梁）、张彪（梁）等人的专传（见卷六十四），《郭祖琛传》增补了梁武帝残民佞佛的史实，《茹法亮传》保存了唐寓之起义的一些史料，《范缜传》虽删去关于神灭的辩论，却增加了他不屑于“卖论取官”的一段著名对话，等等。《北史》对西魏一朝史事增补尤多，除增置帝纪、后传外，还补了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等人的专传；李弼、宇文贵等人传后，增写了有关西魏、北周军事制度的详细材料（见卷六十）；《苏威传》补充了江南人民反隋斗争的史实；等等。这都是很宝贵的史料。清人赵翼认为《南史》增《梁书》“有关系处”，多涉及“人之善恶，事之成败”[7]。应当说，“二史”所增“八书”部分，不少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三）关于文字繁简。“八书”共566卷，“二史”仅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1/3、字数的1／2。这是“二史”对“八书”“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成绩之一。后代学者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欧阳修、宋祁称赞“二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8]。司马光认为：“二史”“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是“近世之佳史”[9]。《四库全书总目》也说《南史》“意存简要，殊甚本书”，《北史》“叙事详密，首尾曲赡”[10]。可见，文字简径，实是“二史”优点。

综上，“二史”较之于“八书”，在撰述思想、材料去取、文字繁简上，有其所长。因此，初读南北朝史，可以先从“二史”入手。这既易于阅读，又便于掌握历史发展线索，但是，由于“二史”求之过简，对“八书”删削较多，所以在材料上不及“八书”详细、完整。尤其是“二史”仅有纪传而无书志，这是它无法代替“八书”的主要地方。正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深入了解南北朝史，仅读“二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二史”和“八书”参照着阅读，辨其长短，窥其优劣，融会贯通，方有所得。

四、历史特点

梁启超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11]这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作史也好，读史也好，总要有一个全局的看法；如果只把眼睛盯着历史“画面”上的某一个局部，那就看不清历史的全貌，因而也就很难把握历史发展的特点。

“八书”“二史”的纪、传、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什么样的历史“图画”呢？

一是南北间的战与和。“八书”“二史”帝纪，以及《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魏书》里的《刘裕传》《萧道成传》《萧衍传》等，集中地记载了170年中南北朝间或战或和的政治形势。

南北间的战争（当时的统治者或称“北伐”，或称“南伐”），断断续续，直到隋朝南下灭陈，才算结束。

宋文帝刘义隆早有“北伐”之志，很想效法西汉名将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英雄壮举。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他派王玄谟率军“北伐”。两军主力战于滑台，宋军大败。接着，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南伐”，直抵长江北岸。拓跋焘在瓜步山（今江苏南京六合东南）建立“行宫”，隔江虎视宋都建康（今南京市）。宋文帝登烽火楼北望，认识到自己的这次“北伐”是个失误。于是双方言和。次年，魏军退，“掠广陵居人万余家以北”，其“所过州郡，赤地无余”[12]。赵宋时，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一首词中嘲笑了宋文帝的这次“北伐”：“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惶北顾！”

天监四年（505年），梁武帝派宗室临川王萧宏“北伐”。萧宏是梁武帝的六弟，故“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13]。但是，这支号称“百万之师”的大军，进至洛口后，即畏惧不前。诸将求战，萧宏不允。吕僧珍进言说：“知难而退，不亦善乎！”萧宏甚以为是。“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帼（古代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韦武即指韦叡，梁朝名将。萧娘和吕姥，是对萧宏和吕僧珍的侮称。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梁军惊恐，不战自溃，“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14]。梁军洛口之败，成为南北笑料。

上举二例，可以窥见南北间战争的一般情况。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南北史两国交兵不详载”条，以《魏书》为线索，列举南北间一系列战争，颇可参考。

南北间的关系并非都是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也还存在着通使与和好的一面。据《魏书》诸《岛夷传》所记，宋、齐、梁三朝派往北魏与东魏的使臣，有姓名可考者达六七十人次，而对方亦“遣使报之”。《宋书·索虏传》也说：“索虏求互市……时遂通之”，“虏复和亲，信饷岁至，朝廷亦厚相报答”云云。《南齐书·魏虏传》写道：齐武帝萧赜时，“岁使往来，疆场无事”；孝文帝时，南使每至，“亲相应接，申以言义。甚重齐人，常谓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

南北间的这种通使关系，在统治阶级中已成为一件大事。《北史·李崇传》附《李谐传》记：“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一时风尚如此。《南齐书·魏虏传》说：“永明（齐武帝年号）之世，据已成之策，职问往来，关禁宁静。疆场之民，并安堵而息窥觎，百姓附农桑而不失业者，亦由此而已也。”可见，南北通好，又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之间的事情，它与国计民生都有紧密的联系。

二是民族融合的加深。北魏、东魏、西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北齐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魏书》《周书》和《北齐书》集中地反映了这五个皇朝的兴衰史。主观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的反映。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读这几部史书，就会较深刻地认识到：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广大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在大踏步地前进。

北魏在历史上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这是鲜卑族和其他一些北方民族的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南齐书·魏虏传》说：“佛狸（拓跋焘字佛狸）已（以）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其“宫室制度”，系汉人蒋少游制定；后又以汉官王肃“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等等。这样的记载，我们在《魏书》的《高祖纪》《李冲传》《食货志》《刑罚志》《官氏志》等篇中，都可以看到。其中，冯太后和孝文帝的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的改革，则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历史的进步，往往要通过对它的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做比较深入的考察，才能被人们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我们把《魏书》《北齐书》《周书》中记述的鲜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上的种种变化，跟《三国志·乌丸鲜卑传》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的记载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二三百年中，鲜卑族的历史取得了何等伟大的进步！其实，这又不只是鲜卑族的进步。匈奴人的汉和前赵、羯族人的后赵、氐族人的前秦、羌族人的后秦，都有这样的共同经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可以认为是自东汉末年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同汉族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的总结。这种民族的大融合，还生动地体现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中。

三是江南经济的发展。《宋书》卷五十四后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会稽）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今陕西户县）、杜（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南）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荆州）跨南楚之富，扬部（扬州）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15]

这里写的是宋武帝时期的江南景象。《陈书》卷五《宣帝纪》录太建四年（572年）诏书，其中也有“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话，说的是梁末以前的江南景象。

如果把这些记载，跟司马迁笔下“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16]的江南作个比较，南北朝时期的江南经济已大大发展了。这个变化是怎样神奇般地出现的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不妨读一读《宋书·州郡志》：

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17]

下面还有许多诸如“淮南民多南度”“民南度江者转多”“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的记载，以及出现了大量的“侨置”州、郡、县。

可见，东晋、南朝以来，北方大量人口南下，已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有人根据《晋书·地理志》和《宋书·州郡志》研究推算：刘宋时有户籍南迁人口约占西晋北方人口的1／8，约占刘宋时南方人口的1／6。其中，扬州所集南迁的人最多，占全部南迁人口总数的半数以上[18]。这些南迁人口、增加了南方的劳动力，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同南方劳动人民相结合，利用南方良好的自然条件，于是创造出新的生产力。这是江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五、社会风貌

“八书”“二史”非常突出地反映了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风貌。这里着重举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推重门阀。这是时代打在《魏书》《宋书》和《南史》《北史》上面的深刻的印记。

从编撰形式来看，《魏书》和《南史》《北史》都大量地采用了家传。前者是附传的人数多，凡兄弟、子侄、族人，动辄以三四十或五六十数。后者除了同样采用家传形式外，还打破了朝代的界限。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以重视婚宦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因而也就必然重视作为婚宦的依据的家谱。《魏书》和《南史》《北史》为门阀地主作传，或直接取材于家谱，或仿照其形式，都会使门阀地主感到满意的。从编撰思想来看，《魏书·官氏志》和《宋书》在对传主人物的刻意选择上，都反映了作者浓厚的门阀观念。《魏书·官氏志》除了叙职官外，后半部分专叙氏族，这在以前的各史中是罕见的。《官氏志》记载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厘定姓族的诏书，规定皇室以外的八大姓，可与北方汉族崔、卢、李、郑四大姓相侔，最终完成了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宋书》列传半数以上都是为门阀地主立传，而作为士族冠冕的王、谢二姓，就有20余人入传。当然，对门阀地主的溢美之词，各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存在决定意识。我们不能要求魏收、沈约、李延寿等人脱离当时的政治、风习来写历史。魏收撰《魏书》时，还曾受到一部分门阀贵族的反对；沈约生活在门阀观念极重的齐、梁之际；在李延寿著书的年代，唐太宗、武则天还都在设法同门阀做斗争；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怎么能要求他们的历史著作不带上时代的印记呢！清人王鸣盛曾激烈地指摘李延寿“如此作史，无理取闹而已”[19]。我们的认识应当比王鸣盛来得更深刻一些。

另一个方面是崇尚佛教。《魏书·释老志》也是当时的社会风貌的真实记录。《释老志》论说佛、道二教，而以佛教为主。它是北魏佛教的兴衰史。

《释老志》记：北魏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早在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拓跋珪就下诏宣扬佛教“信可依凭”，下令在京城修建佛寺。沙门法果因得拓跋珪礼重，把拓跋珪比做“当今如来”，“遂常致拜”。法果说：“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从这里，可以看到统治者和佛教徒的互相利用。明元帝拓跋嗣希望“沙门敷导民俗”，帮助他统治人民。太武帝拓跋焘因发现僧寺秽行，下诏斥“胡神”，毁僧寺。文成帝拓跋濬时又尽行恢复。宣武帝拓跋恪笃信佛理，每年在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由沙门条录，称为《内起居》。孝明帝正光（520—525年）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统治者要用佛教“敷导民俗”，而人民则把僧寺当作“避难所”。

其实，僧寺并不是人民的“天堂”。在那里，等级的森严和阶级的对立，与世俗无异。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而寺院经济也就成了封建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

南朝统治者中梁武帝是佞佛的典型代表。《魏书·岛夷萧衍传》说他不仅大建僧寺，还“曾设斋会，自以身施同泰寺为奴，其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臣下奏表上书都称他为“皇帝菩萨”。其发昏、出丑皆类此。

在僧寺香烟弥漫着大江南北的迷雾之中，生活在齐、梁之际的伟大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约450—约510年），勇敢地向佛教经论宣战。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年），范缜发表了不朽的《神灭论》，对佛教谎言作了无情的批判，从而震动了显贵和佛坛。梁武帝为此下诏，令大僧正法云邀集朝贵及名僧64人，与范缜辩难。范缜“辩摧众口，日服千人”[20]，始终没有在理论上退却。《梁书·范缜传》全文记载了《神灭论》，《南史·范云传》附《范缜传》补充了范缜不愿“卖论取官”的千古名言，二者相得益彰，显示了这位朴素唯物论者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重门阀，崇佛教，是南北朝时期门阀地主腐朽、空虚、没落的表现，反映了一种衰颓的社会风貌。而广大人民的为佛教所欺骗，则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所使然。

六、典章制度

“八书”之中，《魏书》《宋书》《南齐书》《隋书》都有志，虽篇目多寡颇有异同，但若参照阅读，尚可了解这一时期的主要的典章制度。

《魏书·食货志》是很有意义的作品，它证明了鲜卑贵族在征服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后，又被这一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所征服的这个历史事实。其中，所记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均田诏书和太和十年（486年）李沖关于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前者是曹魏屯田、西晋占田以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隋书·食货志》写出了南朝和北齐、西魏、北周、隋劳动力占有的品级制度和课役的等级制度，以及各代的货币制度。

《魏书·官氏志》载明了北魏职官制度因“交好南夏，颇亦改创”的过程及职官建置情况。《宋书·百官志》写出了汉魏迄宋百官的因革，是正史《百官志》中较好的。《南齐书·百官志》比较简单，只叙南齐本朝职官。《隋书·百官志》共3卷，各以一整卷篇幅分述了梁、陈官制和北齐、北周官制，颇为翔实。

《魏书·地形志》以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49年）的档案为依据，记述了北魏的州郡建置及户口多寡。《宋书·州郡志》是作者的力作，不仅记载了刘宋一代的州、郡建置情况，考察了汉、魏以来的因革变化，而且于侨置州、郡、县记载尤详。《南齐书·州郡志》比较简略。《隋书·地理志》主要记有隋一代的建置情况，但于注文中并记梁、陈、齐、周的建置因革。

《魏书·刑罚志》写出了北魏制定律令的过程。《隋书·刑法志》写出梁、陈、齐、周、隋的律书编定及统治者立法、毁法的恒情，反映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

《隋书·经籍志》是东汉以来中国目录学专书的新成就，它在一定意义上也概括了唐代以前中国学术文化的源流，是历史文献研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图书分类法上对唐以后直至清代，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它是每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的必读书。

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北周。”[21]他的这个看法，对我们了解、研究南北朝的典章制度是有启发的，对于我们阅读“八书”诸志也是有启发的。

[1] 原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8期。

[2] 李百药：《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8页。

[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10页）张应昌《〈南北史识小录〉补正》序：“以‘两史’及‘八书’较之，间有误处，辄为正之。”（同治十年武林吴氏清来堂校刊本）

[4]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三“宋书”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页。

[5]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3页。

[6] 李延寿：《北史》卷一百《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4页。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0页。

[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二《令狐德棻传》附《李延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6页。

[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二《经籍考十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2页。

[10]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六《史部·正史类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09页。

[1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5页。

[12] 李延寿：《南史》卷二《宋本纪中·文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页。

[13] 姚思廉：《梁书》卷二十二《临川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40页。

[14] 李延寿：《南史》卷十三《梁宗室上·临川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76页。

[15] 沈约：《宋书》卷五十四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

[1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0页。

[17] 沈约：《宋书》卷三十五《州郡志》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28页。

[18] 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2页。

[1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九“以家为限断不以代为限断”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该卷第2页。

[20] 僧祐：《弘明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2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